中年卖房后，他们重回出租屋

 

亏本爬出来

大件家具留在屋里，钥匙交给卖房中介，去年3月，徐敏静离开成都龙泉驿区的家，搬进出租屋。她没有和房子留下一张合影，“只想赶紧走。”有一年半的时间，小区房价从每平方米1.8万的高位点下滑到1.4万，她坐不住了，在2022年年底把房子挂牌上架。

当时，同小区、同户型的二手房基本都报价130万。徐敏静判断，大部分的卖房者还是希望能从中获利。她对房价走势没有信心，怕拖久了亏得多，直接降到120万——覆盖房款和三年来的房贷支出。中介跟她说，这算是“良心价”。

挂牌20多天里，只来了五波人，依然往下砍，“一刀就是十万。”接着赶上春节假期，人越来越少。徐敏静急了，联系中介又降2万。终于来了个买家，压到116万，徐敏静咬牙接受了。但签合同时，对方贷款资质出了纰漏，交易被迫中止。

按这个价格挂了半年，房子才出售。算上还贷的利息，徐敏静卖房亏了大约10万。63岁的母亲不理解这番折腾：房子就是根，就算房价下跌，也没必要卖了再去漂泊。而徐敏静着急的是，要把房产变现，从坑里出来。从买房到卖房，用她的话说，“被房子绑架”了4年。

徐敏静最初也有投资的考虑。2017年3月，成都推行限购政策后，房价一路高涨。徐敏静观望了两年，决心“上车”。她看中龙泉驿区是2023年大学生夏季运动会核心场馆的所在地，升值空间大。

二十出头时，她笃定“别人的生活是别人的，自己就算一辈子租房，也没什么问题”。但进入地产媒体行业后，她看到有片区的房价直接翻番，获取的信息里总充斥着“量价齐涨”“地价天花板”等字眼。某个周一，她得知，工位旁边的两个年轻同事都在周末看了房。还听说有人在摇到购房资格当天，向同事们借钱凑首付，“当时大家都觉得，摇到就是赚到，会很积极地借钱。”

她盘算，等过了政策规定的三年出售期，就转手这套房子。按当时房价飞涨的趋势，徐敏静预估三年后至少能收回40万，能置换更好的房子。她把下一步的目标锁定在高新区，在她眼里那是成都最好的区域，房价近3万一平。

为了这笔投资，她在2019年背上了每月4000块房贷，比原本的房租贵了3000。如今回忆起来，徐敏静觉得这并非一个谨慎的决策——房贷超过月收入的30%，“不符合财经专家所说的安全范围”。但当时，她确信，这是一笔稳赚不赔的买卖。

那时，她转型到大厂地产口媒体，月收入一万多，比当年成都平均月工资高出四千多。她身边有不少前辈能靠接私活、做项目提高收入。徐敏静打算在这里“熬下去”，收入指定一年比一年好。

以前她从不把心思放在省钱上，买房后，工资一到账就先缴房贷，宽慰自己当作存钱了。打车次数越来越少，点外卖也学会领优惠券下单，她萌生出一种责任感，“感觉自己长大了。” 但压力渐渐超过了阈值，她发现，在爆雷和疫情的双重影响下，她的行业在经历转型，人员不断发生变动。这几年，她换了4份工作，都做不长久，中间甚至有接近一年没班上。

待业期间，她靠提公积金维持贷款，最拮据的时候倒腾过信用卡。买房一年多，徐敏静还了十几万，后来才发现，这些钱大部分都是利息。一种被欺骗的感觉包裹她，“这十几万，干什么不好？”母亲来和她一起住的时候，她不能在家发泄情绪，就跑去天台砸碎玻璃汽水瓶。

北方一线城市的互联网人覃逸也在买房后，才发现还贷是在给银行打工。他和徐敏静在同一年买房，每月房贷一万三左右。他“不敢花钱”，喝的咖啡从40多元降到10元，最后索性自己煮。四年来，他还了近40万利息，本金只有20万。

去年7月，公司砍掉了覃逸所在的产品线。身为部门总负责人，他也没有逃过被裁员的命运。这一年他34岁，认为这个年纪没法在互联网再找到更好的工作，决定回老家威海。至于这套房产，他想过出租，但这不现实——按市场价，最多带来每月6500元租金，远不能覆盖房贷。

他没有户口，即便挤进了这座大城市的东五环，房产也不能成为孩子上学的资本。卖房成了最优解。覃逸想以445万成交这套45平的一室一厅，避免成为“房损一代”。但他在中介平台上看到，同小区、同户型的房子基本都挂的是420万。

卖房的80多天里，他每天都会接待一批看房者，但几乎没有人主动出价。为了尽快脱手，他三次降价，最终以415万成交，比预期低了30万。房子被一位中年买家全款买走。闲聊中，覃逸得知对方住着价值千万的房子，买下这套房只为给海归的孩子落户。

这两年，不断有人靠折价卖房止损。有郑州的房产中介对媒体称，由于二手房较2017、2018年降价了百分之二三十，有家里遭遇变故的业主无法支撑高额月供选择“免费送房”——只要买方愿接过房贷，房子就直接过户。

社交平台上，也出现不少宁愿亏本也要“从坑里爬出来”的购房者。湖南一对80后夫妻在2018年“上车”期房，4年后小区附近的设施没有如期完善，房价每平米也降了好几百，为了避免损失，夫妻俩提前还清20多万贷款，在2022年年底卖房，亏了30多万。有留言甚至说，把“卖房换租”看作是一种“反向置换”的办法。

心理绑定

徐敏静记得，搬新家那天，家里来了许多亲戚。有人拿来象征“节节高”的甘蔗、带有好兆头的发糕和橙子，搞了一场热闹的“进门仪式”。长辈们把买房当作一件大喜事，在他们眼中，这和成功的人生紧密挂钩。

2019年过完年，徐敏静在家里支持下买的龙泉驿区这套二手房。76平的三室一厅，单价每平不到1.4万。父母很高兴，认为女儿是在成都落定了，即便没有结婚，也算有了一个家。母亲常拿她和同龄人做比较，说她能独立还贷，称得上优秀。

徐敏静清楚，自己是被裹挟“上车”的。2015年下半年，在重庆工作的她考虑换城市发展，当时母亲劝她回家进体制，还说如果答应就给她买房、买车。但从小到大，徐敏静都盼着逃离母亲的视线。

家乡是四川一座小城，徐敏静总觉得，人和人之间没有秘密。高中一次下晚自习的途中，她给母亲打电话，还没等她开口，母亲就说：有人看到你在某某路口上，你在干嘛呢？徐敏静心里发毛，形容自己像活在一张无形的网里，长大后不想再回去。

后来，徐敏静在成都定居，母亲仍试图干预，催她买房、结婚。当时她还忙着打拼，想等有婚育需求再买，况且每月1000多已经能租房住，她不着急。但同龄人陆陆续续都在买房，表哥大学一毕业，父母就给他安家置业，小一岁的表弟则在长辈们眼中“最好的年纪”结婚成家，搬进新房。

在这些观念里，买房和考上名牌大学、找到体面工作一样，是世俗定义的模板人生中的一个标的。985名校硕士，27岁结婚买房，30岁前年薪百万，康怡集这些标签于一身，就会是很多人眼中的“人生赢家”。

毕业后，她和男友留在一线城市的金融圈打拼，婚后双方父母不断在提：“安家，就是要有自己的房子。”2019年3月，在楼市交易的小阳春，小夫妻买下了东三环边上一套二手两居室。康怡请来设计师，按照自己的喜好，装了开放式厨房和衣帽间。

解决了“人生大事”，困境没有消失。一万七左右的房贷给康怡带来的更多是“心理上的绑定”，“因为它的存在，你需要维持一份还不错的收入。”隐性的负担让她不敢轻易辞职休息，即便早已不堪重负。

生活一直被工作填满，她每天加班到十点，周末也常常上班。手机从不关机，甚至婚礼前一天，她都在待命。在新家安装的浴缸，她一天都没有用过。然而，卖房、辞职，这些“偏轨”的时刻她从未想过。

康怡一直是“别人家的孩子”，外界的高期待也让她始终对自己保持高要求，“担心成长速度不够快，没有竞争力。”长期高压下，焦虑像一锅沸水快要冲破阀门。直到2022年11月底，她忽然接到爷爷病重的消息，连夜赶回西安。两周后爷爷去世了，她才在想，自己究竟想过什么样的生活？

是在轨道上度过成功但紧绷的一生，还是跳脱出外界制定的游戏规则，找到自己的节奏？——最后，她冒出卖房的念头，想从这件事开始，一点点挣脱世俗的目光，觉得只有先摆脱房贷，才有勇气辞掉工作，琢磨未来的方向。

出于投资的角度，从事金融的丈夫赞同卖房。夫妻俩观察到，近年来很多小区三居室的单价面积都高于两居室，加上房龄已有十多年，再拖几年，卖价不容乐观。2022年九月，房子最终以700多万卖给一对年轻夫妇。康怡说，签约当天从对方眼神里读出了憧憬。而现在的她心里轻松多于不舍，“无贷一身轻，我们可以去任何地方开启新的生活。”

枷锁与安全感

卖房后，康怡几乎把所有家具留给了新主人，和丈夫重新开始租房。租到完全满意的房子不容易。第一个在郊区，环境好，但房租超过了原先的房贷，通勤也不便利，没住上一年，夫妻俩决定再换一个。康怡希望小区环境宜居，物业靠谱，最重要的是能有亲手布置的余地。看了50多套房之后，他们才定下来。

卸下房贷压力后，她裸辞自立门户，接待自己的客户，也尝试自媒体。摆脱了高强度的职场生活，单干的收入不如上班的待遇高，也不稳定。偶尔焦虑冒出头时，丈夫的支持暂时给康怡吃下一颗定心丸。她现在发现，内心是否安定不是一套房能解决的，归属感或许来自稳定的亲密关系，或许根植于谋生能力，“可能要用一辈子去争取。”

某种程度上，“卖房换租”后会让一些人有了能周转的资金，尝到这样相对的自由。去年上半年，一位单亲妈妈卖掉一套在一线城市五环内的房产，拿回115万房款，租到郊区新小区的小高层，三居室坐北朝南。客厅落地窗外是一片绿地，她常和孩子在那儿散步，宽敞的客厅也让家人之间有互不打扰的空间。

她原先的家是一套单层面积25平的Loft，空气不流通，待久了容易憋闷。房子在商圈附近，热闹拥堵，她觉得不适合孩子成长。卖房后，她拿出30万存做定期，当作孩子未来三年上幼儿园的学费。有这笔钱兜底，她在下半年辞掉了稳定的工作，开始创业。

像打开了一个枷锁，一开始总会看见解脱的幸运，但之后的限制会换种方式接踵而来。卖掉大城市的房产，手握百万存款回老家生活，覃逸本来也期待自由的生活，但离家十多年再回到父母身边，35岁的他感觉重新变回一个孩子。

上个月，父母信不过覃逸找的租房中介，非要找熟人帮他看房。租房预算也受限。最初，覃逸想花3000元租在海边，享受海景。父母说，1000块钱的房子也能住，何必再多花这么多钱。看在老人操心的份上，覃逸只好尊重了他们的意见，租下一套两年多前精装交付的三居室。

徐敏静在上半年重新租房后，也继续陷入跟长辈观念的拉扯中。还是在龙泉驿区，她租下一套总面积40多平的Loft，月租2200元。搬家那天，行李塞了满满三四辆小型面包车，纸箱堆在客厅，没处下脚。母亲来帮忙，收拾出租屋的衣柜时，看了一眼地上堆积的衣物，对着逼仄的空间满脸发愁。

当初买房后，母亲从老家搬去，跟她一人用一个卧室。母亲很满意那个家，几乎把老家自用的东西都安放进去，还新添了电器，布置上花瓶和花。换租后这一年，母亲只来短住过三次，时常抱怨。徐敏静选择沉默，她一直是个顺从的女儿，以前定志愿、选专业全是母亲在安排。

决定卖房，算得上她的一次叛逆。那天她们在电话里起了争执，母亲又拿她和同龄人做比较，压力累积到极点，徐敏静脱口喊到：“你所想的这个我，是我展示给你的，真实的我你知道吗？你不知道！”

去年6月，徐敏静待了两年的地产口报道站点关停，她又一次遭遇裁员。没有房贷压力，又有赔偿金兜底，失业后的她想按下暂停键，思考日后去向。她开始研究短视频，考虑放下这些年的沉没成本去转型。

买房四年来，她没有告诉过父母自己在工作中遭遇的变动，待业时也独自扛下房贷。如今，表弟生了二胎，长辈又不停催促她成家。她厌倦母亲用这些价值去衡量自己，可她做不到不受家人影响，“不能太自我，说白了还是要给他们一个交代。”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极昼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