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美国总统大选让不少民调专家吓出一身冷汗，甚至有评论认为“民调机构已如一片废墟，应该被炸毁”。用词会这么激动，正因为选前多份民调都没有掌握川普的支持度居然和拜登拉得这么近，明显错估拜登对川普的领先优势。前《华邮》专栏作家还特别写了篇文章，题为：“我们对这次选举仍知之甚少——除了媒体和民调再次搞砸之外”，主要就是在批评选举民调失准。
那段时间，美国老字号民调机构皮耶研究中心也做了检讨，对比了选前最后阶段的民调和最后结果，落差最高者竟差了约8个百分点（选前民调──拜登胜川普12个百分点，选举结果──拜登赢川普4个百分点）。这样的差距，在美国民调圈来说，已到很难接受的地步，当然引来诸多对民调是否已很难反映实情的怀疑。
例如，虽然美国两党红蓝板块仍旧非常明显，但川普支持群众多半被低估，原因之一在白人民主党支持者的表态率一直都高于白人共和党支持者，这已有可能让民调形成误判。另外，在现代选举愈加复杂化和愈加极化下，一党实际支持者人数、不同议题发声权等等，也都会直接影响民调的准确性。
民调准确与否，牵涉到新的社会型态、调查模型、问卷设计和受访媒介，但终究可以找到更适切表现民意的科学发法，“失准”至多是让之前“好的民调”因为未能如实反映现实，而变成一个“坏的民调”，只要经过技术性修正调整，还是有可能重新成为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好的民调”。
问题就在当下“好的民调”和“坏的民调”之外，其实还有“丑陋的民调”。这是之前《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迪翁（E.J. Dionne）所做的分类。其实不只迪翁，美国政媒圈早有发现，在过去选举中，一些“民调”的存在，并不是为了反映民意，而是为了操纵民意，它们确实会刻意利用诱导式的问题，去获得特定人想要得到的答案，当别有用心的利益集团委托民调公司，对受访者发出诱导式问题，从而回收“科学证据”，以证明公众意见和他们一致时，就是直接在贬损民调的公正信，进而在“好的民调”和“坏的民调”之外，又创造出“丑陋的民调”。
“丑陋的民调”最显著表现，就是同时操纵调查的提问和结果，并以此呈现出一种并不存在的趋势，好满足特定人群的想法和需求。当政治问题一再被充满误导性的民调掩盖真实公众意见，民调公信力受损还在其次，直接遭到挫败的就会是建设很困难，但却很容易被破坏的民主审议。任何有心维护民主制度者，都会认为这种现象兹事体大。
过去，美国不乏倡议民调可信度的组织，不断提醒民众如何判断民调的可信度，例如某机构公布某份民调，除了其结果，也应该要理解这个民调机构“怎么问问题”（通常这是刻意误导的第一步）？以及它的“抽样方法”是什么？民调“目标群”是谁？最后，就是“谁资助这份民调”，尤其当资助团体和竞选活动相关人有利害关系，这样的民调如何取信大众？
台湾正值总统大选，各机构民调发布相当频繁，近期则有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提出所谓“国民党内参民调”，指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已经追上民众党总统参选人柯文哲，紧追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然后，很快再有媒体人说亦有另一份“内参民调”，其中侯友宜和对手的差距原来非常大。若依照民调可信度判断准则，则上述仅仅提供“说法”的民调，或已完全无参考价值。
另外就是“两岸圆桌论坛”理事长张显耀近日也发布总统大选民调，指柯文哲以34.4%支持率，赢过赖清德的27.2%和侯友宜的12.3%。在谁最有能力维持两岸和平、避免战争提问中，柯文哲则以33.6%持续居冠，之后是赖清德23.2%、侯友宜19.1%。有媒体曾经报导，由“张显耀创设的圆桌论坛协会，在北京举办首届两岸民间圆桌论坛（2018年），此平台得到（中国）国台办大力支持，并与大陆商务部、发改委等多部门对接…”则无论张本人一路以来“显耀的政治背景”和他所代表的“圆桌论坛协会”，皆具有高度特定政治色彩，这对民调可信度来说，难道不是一种双重否定？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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