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字头的一般都是好东西，如国魂、国士、国学。但也有些坏的，为了强调其坏的危害程度，前面加个“国”字，如国贼、国耻和国足。
国贼可以清除，国耻可以洗雪，可拿国足怎么办呢？
国家太把足球当个事了，给编制，包费用，管足球的领导一大堆，几乎每个球员都有顶戴花翎的机会。豢养足球几十年，虽然没培养出一支好球队，但却培养了一大批处级以上“优秀”干部和富翁。足球训练基地，更像是富翁和干部栽培基地。国足就是寄生在国家肌体上囊肿，舍不得割，又痒痒，得时时挠。挠了几十年，到了切割的时候了。
国足在虎年的大年初一，不负众望地输给了越南，会不会让国家痛下决心，放弃国足？民谚曰：毒蛇在握，壮士断腕。国足倒没有毒性，但四脚蛇在握，也膈应人不是？必须断腕。
国足到了“小岗村”时刻了——权力部门不管你们了，自己谋生路去吧！
权力曾经踌躇满志，不相信搞不好农业，可费心巴力三十年，农民愣是填不饱肚子。被迫放权，让农民自救。权力若抛弃了足球，没准会带来足球的崛起。
权力是以傲慢、任性及自信为特征的，它不相信能有办不到的事，只要集中力量就能办大事。但一个小小的足球就憋紫了权力的大脸盘子，这么个圆乎乎的小东西愣是玩不转。足球就是让权力一次次跌倒的“滑铁撸”，一只皮球仿佛成了铁球，又硬又滑撸不起来，一不留神还砸了自己的脚。
中国足球为什么撸起不来？因为权力太喜欢她了，受不起权力的缠绵宠幸及霸王硬上弓。权力急得团团转：哄着上不了，硬着上不去，咋能把它摁住呢？
可以驯化老虎钻火圈，驯化猴子骑车，驯化人跳忠字舞，却驯化不了足球。体育取得的成就基本靠摹仿马戏团的驯化方式。前体育领导发誓说：三大球不翻身，死不瞑目！三大球真的没能让元帅合上眼就走了。权力驯化足球如同用笼子圈养自由，是个竹篮打水的经典案例。
以前学界时常探讨权力的边界，公权和私权的界限划分问题，“群己权界论”。说到动情时，就引用“红磨坊”的故事，阐明私权对王权说“不”的地方就是权力的边界。一首洋歌谣“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如天籁之音，让我们听惯了“盼闯王，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的耳朵很茫然：闯王要来也不让进？他就闯谁拦得住！在我们这圪垯，得了权或丢了权就是权力的边界。
晋惠帝是历史上对权力有边界意识的唯一领导。有一次他听到青蛙叫，就发问：是官家的蛙还是私家的蛙？这真是千古一问！应该看作是“群己权界论”的先声。可惜如此超前的好领导一直被抹黑成白痴了。我们的权力观是没有边界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蛙。
顺便说一句，晋惠帝还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胸怀，那句被当作笑话的“何不食肉糜”，就体现了对平等主义的追求。多少志士，不就是抱着让普天下人民都喝上肉汤的理想走上革命道路的吗？虽然革命成功后，只顾自己吃肉，忘了给百姓喝肉糜，那也是狼多肉少造成的嘛。
权力可以强行让人少生育，却无法命令猪多生育；可以强拆猪圈，却无法控制猪肉的价格。伟大领袖曾发出“大养其猪”的最高指示，也没让人民吃上肉，城市的肉票是硬通货，有钱无票也买不到猪肉。权力能推翻“三座大山”，却不能让人民吃上肉糜，“何不食肉糜”划出权力无能的底线。
权力兴奋时，能砍光全国的大树炼钢铁，能让城市看不到一个乞丐，却练不出真钢来，也不能让亩产真的达到十万斤，更无法让人吃饱饭。人民公社大食堂，就是把晋惠帝“何不食肉糜”的遗志化为现实的“伟大”实践。
在权力不狂放时，殚精竭虑也解决不了农民的吃饭问题。直到权力“弃权”了，不管了，让小岗村们自己讨生活、逃活路时，粮食就在权力的缝隙里年年丰收了。
权力放过什么，什么就生机勃勃。重视什么，什么就奄奄一息。当年权力最重视文艺，江旗手亲自抓文艺，跟后来的大抓足球有一拼。结果全国就剩下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北朝鲜的烂电影让举国若狂，国人仿佛在抢精神救济粮。
权力只适合当特权消费者，不能当生产者。喜欢什么，只要价钱合适，自会有生产者供应。就像宋徽宗喜欢天然野生美女，就花钱出宫去约李师师，不会招进宫来管理起来，也不派太尉级干部当青协主席，经营青楼。老佛爷喜欢京剧，就出钱请进宫里唱堂会，而不会给杨小楼戏班子编制，让李莲英管理成国营京剧团。据说想吃糖葫芦也是叫外卖，没在御膳房成立糖葫芦协作办。喜欢足球，也不用专门的局级班子管理足球，决定教练和球员人选、训练方法及阵型战术。
过去官企搞不好，就是因为权力根本不是财富的生产者，只能是消费者。权力要放弃生产，留出空间，需求什么自然会有优质供应者，包括文艺、足球。权力只需要提供法治秩序，收取租赁费就very ok了。
韦小宝身居高位，一心想辞官办丽夏院、丽秋院、丽冬院，也不是为了自己打茶围方便，而是扎扎实实的经营。韦爵爷都明白，为了自己消费方便就自当老鸨子肯定经营不好，自给自足是权力的死穴。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一丘万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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