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引發世界恐慌的是美國硅谷銀行破產,瑞信被瑞銀以30億瑞士法郎(3月17日 周五股市收盤價的40%)收購,暫時避免了第二個「雷曼時刻」。有人發問:中國金融系統早就病根深種,過去數年,因P2P的爆雷、房地產業的拖累,地方政府龐大的債務,成了一頭隨時可能暴走的「灰犀牛」,這次為何久病成疴的中國金融系統反而安全,瑞信這種「大而不能倒」、曾被奉為業界先鋒的瑞士信貸反而熬不下去?且看分析。
中國金融體制相對封閉反而成為防波堤
出現上述情況,當然不是中國金融體制優於美國、瑞士,而是得益於一直被視為弊端的中國金融體制的相對封閉性。
美國金融實力遠優於中國,用專業術語概括,那就是:一國金融體系動員和配置跨期資源的規模和效率決定了該國的金融實力。
首先,一國貨幣的國際地位則是金融實力最直接的反映,美元依然是居於第一層級的霸權貨幣,歐元處於國際貨幣體系的第二層級,人民幣則大體處於第三層級。人民幣國際地位強於大多數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貨幣,但弱於日元、英鎊等同處於第三層級的儲備貨幣;
其次,中國最好的規模性指標(金融機構資產規模)也只相當於美國的60%左右——這基本與中美兩國GDP(按可比價格計算)的差距相同,而最弱的規模性指標(如金融衍生品規模)甚至不到美國的1%。這就決定了兩國的金融體系結構完全不同,中國一直以銀行為主導(因為無法大規模發債),而美國則以資本市場為主導,國債規模接近32萬億美元,其他各種企業債與金融衍生品更是多不勝數;
第三,美國的金融專業人士無論數量還是質量,都優於中國。
美國有這麼多優勢,為何在防範金融風險上,反而更容易爆雷?其實這是因為中國的金融體制相對封閉帶來的模糊性導致的。
國內金融風險究竟有多高,中國並未能建立起一套測算其風險的科學體系或方法,僅是借鑑成熟市場現成的工具與經驗,外加政治手段防控風險。
1997年末-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的源頭,緣於索羅斯集中力量通過對沖基金先整垮泰國金融市場進而影響到韓國、新加坡等東南亞國家,獨獨香港在北京幫助下穩住,最後只有中國大陸安危度劫,原因無他,就在於中國金融體制的相對封閉形成了一道防波堤。
政府這隻「無形之手」緊扼金融風險
中國的金融風險一直存在,只是被政府這隻「無形之手」緊緊扼住。
一、中國的金融市場與成熟市場完全不同,數據獲得的方式及可信度也不一樣,完全憑金融高官的經驗外加行政手段控制。僅以P2P為例,2015年和2016年,P2P平台頻繁爆雷,行業規模急劇萎縮,開始走下坡路,截至2019年12月底,P2P正常運營平台數量下降至343家,全年P2P網貸行業成交量下降至9649.11億元。最後留下8000億壞賬無人買單,投資者只能認虧了事。所有的社會不滿,全被政府這隻「無形之手」強行「化解」。
二、當前中國金融風險主要聚集在房地產市場,即經濟的「房地產化」。如果中國的房地產泡沫沒有擠出,中國的經濟結構不進行重大調整,並讓產業結構升級,那麼中國房地產市場巨大金融危機隨時都有可能爆發之風險。從2002年以來,中國政府將經濟調控的閥門裝在房地產市場上,收收放放,反覆折騰,大的調控共有八輪,每次抽緊銀根,就有一批中小型房地產企業倒下。2021年就倒閉了300餘家,平均每天一家。說白了,中國政府採取的是倒房地產公司的方式來緩解金融危機。
北京如何防範金融危機?
無論是美國還是瑞士,兩國政府對防範金融系統風險的意識都非常薄弱。但中國政府不同,知道金融系統是自家短板,時刻準備着,將防範金融風險當作宏觀經濟管理第一要務,生怕灰犀牛暴起,將自家房子踏成瓦礫。不少政治反對者喜歡一言以概之,說與毛時代的前三十年相比,如今的中共沒有變化,這是指政治制度而言。但在管理經濟上,中共已基本脫胎換骨,再也不會將「抓革命」放置於「促生產」之前。只是有個從共產主義學說帶來的娘胎病改不了,那就是時刻打私營經濟的主意,每逢經濟狀況向好,就想從私營企業那裡抽血,展開政府圍獵行動,將私企逼得無路可走,紛紛跑路,嚴重影響稅收與就業,一發現不對,又開始掉頭,放寬一些限制,僅習近平任國家領導人以來,這把戲就玩過兩輪,目前又進入穩定私企階段。但在金融管理上,卻汲取了毛文革經驗失敗的教育。絕對不讓外行管理金融財政系統,僅僅會學習近平講話的人,不會入選。
中國式經驗歸納而言,大概有兩點:
第一、財經口官員的任命:專業經驗優先考量。
近半年以來,外界對習近平組建新一屆政府有各種猜測,廣為流傳的就是李克強班底將全部棄用,啟用經驗不足但政治可靠的習家軍來取代專才。等到「兩會」開過,財經口幾個關鍵位置則留任有經驗的官員,易綱將繼續擔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劉昆留任財政部長,王文濤也留任商務部長,這三位都已經年屆65歲,算超齡留任。即將重組的科技部,部長王志剛亦超齡留任。上述安排讓這傳言無疾而終。
此舉博得路透社和彭博社稱讚,認為中國在經濟增長仍面臨諸多風險,金融監管領域又將實施改革的當下,習近平讓擁有豐富經驗的高級金融財政專家易綱、劉昆等留任,保證了經濟和金融事務領導層的連續性和穩定性,有助於經濟的恢復與發展,更有助於增強國際市場信心。
第二,中國政府對金融風險有足夠的警惕之心。早在2017年底,中國債務總額已超過200萬億,中國人均負債達17萬元,全部債務占GDP的比重則多達200%。國際金融機構估算要嚴重得多,國內引證的有一條是截至2017年末,而全部債務占GDP的比重則多達364%。就在那一年,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劉鶴說過那段著名的話:中國既要防止「黑天鵝」(突發性的經濟事件),更要防範「灰犀牛」(指早已經發現但無法解決的經濟問題)。為了拯救中國經濟,201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定下的「六穩」之策(穩就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預期——預期指經濟增長目標)。這個所謂「六穩」,實際上就是在穩泡沫,這個泡沫的象徵物就是房地產市場——蹲伏在中國大地上的「灰犀牛」之一。
中國金融口主管官員明白,中國金融行業一直承受着巨大壓力,部分原因是地方政府入不敷出,借款給地方政府的銀行面臨財務危機——據澳新銀行研究中心估計,在過去五年裡,中國地方政府的債務平均每年增長16%。也因此,這次兩會後,中國央行召開2023年金融穩定工作會議,會議強調,防範化解金融風險是金融工作的永恆主題,要繼續按照「穩定大局、統籌協調、分類施策、精準拆彈」的方針,統籌發展和安全,壓實金融風險處置各方責任,積極穩妥壓降存量高風險機構。
這種危機意識還表現在宣傳口徑上,中國政府官員(非宣傳口)這些年時常提醒國人,要準備過苦日子,比如這次留任的財政部長劉昆最近提到今年 1-2月全國稅收下降,例如消費稅降18.4%,增值稅降21.6%,關稅降27%,城建稅降10.5%,車輛稅降32.8%,印花稅降31.3%,證券印花稅降61.7%,土地增值稅降22.4%,房產稅降22.9%,土地出讓金降29%,……,喊話各級政府,要做好長期過苦日子的準備。
從世界範圍來看,當政府成了問題的製造者之後,如何應對政府製造的問題,確實可以將危機爆發延後。這次瑞信(The Credit Suisse)要破產,瑞士政府為了避免更大的危機,讓瑞銀(Union Bank of Switzerland)出資30億瑞郎收購瑞信,價格僅為3月17日(周五)市值的四折,政府兜底部分損失。一家管理資產規模超1.1萬億美元的銀行就這樣結束了166年壽命,算是給國際經濟拆了一次雷。但最近這輪金融危機的真正啟示應該是:如何避免政府成為金融風險的製造者。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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