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研究聖城」熄燈，誰之過？

被譽為「中國研究聖城」的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正被「拆骨」，官方理由說，重組原因是將中心的資料數碼化，並交由大學圖書館管理，真是這麼簡單？自由亞洲電台專訪多位曾經使用該中心的學者，包括中心的首位主任孔傑榮，都質疑中大的說法，加州大學學者宋永毅更指，收到與中聯辦關係密切人士消息，要關閉中心，除去這顆眼中釘。 

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在1963年成立，當時處於冷戰時期，中國對外封鎖，中心就成為了西方學者研究當代中國最早的大本營。中心的首位主任、紐約大學法學院教授孔傑榮（Jerome Cohen）接受本台訪問時表示，他不相信校方指重組是一早已經決定好的解釋。 

孔傑榮說：他們的解釋沒有說服力，而且情況顯示他們受到對研究、學者、言論自由和香港日益壓抑氣氛所影響，我特別不滿意這種秘密處理的方式。 

「中國研究的聖城」屹立至今半個世紀，直到去年12月，本台收到知情人士報料指，這座聖城要被拆骨重組，12月29日包括中心的聯席主任趙志裕等中大校方代表召開記者會解釋。 

趙志裕說：在2018年初，在國際諮詢委員會裡，我們同意了請（中大）圖書館以及中大中國文化研究所里的主管，參與我們的管理委員會。在那個討論里，大家一直有共識，就是這個工作要馬上進行。 

校方強調「重組非一朝一夕的事」，不過消息人士向本台透露，他們最近才獲知重組的消息，據他們了解，已經辭任中心主席的李磊及國際諮詢委員會事前亦未獲通知，李磊其後更參與聯署去信中大，對校方的決定表示失望，並促請校方重新考慮。 

長期和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合作的加州教授宋永毅，亦向校方和中心寫了三封請求信，但校方一直置之不理。 

宋永毅說：重組是一個藉口，實際上骨子裡就是解散。我就得到一個和香港中聯辦關係非常熟悉的人告訴我說，他們要關掉香港中文大學這個中國研究中心了，認為香港中文大學這個中國研究中心，它最主要是起一個橋樑作用，把我們這樣的美國學者和中國大陸的學者牽橋搭線連在一起了，一直是北京的眼中釘，為香港的中共領導仇恨。 

宋永毅是使用該中心的海外學者之一，其編纂的《中國當代政治史數據庫》第一到第三部分，先後於2002、2010和2013年由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中心出版。海外的華人學者，例如紐約城市大學政治學教授夏明，拍攝的汶川大地震的紀錄片《劫後天府淚縱橫》，是該中心的收藏品之一。夏明對本台表示，中心「被重組」是中共要將對其不利的資料「逐步消失」，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的其中一特色，就是收藏了大量中共的「禁片」。 

夏明說：最早它是受到美國政府西方政府非常激烈的支持的，它當然是有情報的功能，這些情報分析到底中共發生甚麼事情了，當時服務中心跟中國研究是緊密相關的，那它是一個情報很重要流轉的一個場所，（中共要）制止這些海外的文獻，尤其是中文文獻，不要成為他們過多收藏，如果他們有收藏的話，怎麼樣如何限制使用。 

現居加州的中國問題專家程翔，今年年初撰文慨嘆中國研究服務中心背負了美國「文化侵略」的「原罪」。上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在香港從事中共研究的人，除了聚集在該中心的前身即「大學服務中心」和香港大學的「亞洲研究中心」，還有與美國中情局（CIA）關係緊切的「友聯研究所」，後者是中情局在香港設立的中共情報收集據點。 

大學服務中心則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期，得到美國卡內基基金會等資助而成立，訪問和記錄大陸因「三面紅旗」逃亡香港的大陸人士，從而了解中國的情況，孔傑榮向本台回憶成立時的困難。 

孔傑榮說：與此同時，英國政府開始感到焦慮，他們認為我是中情局特工，因此，我不得不說服他們，我們是一家合法的學術機構。我認為轉捩點是在一次晚餐會上，碰巧我坐在殖民地司的對面，他當然負責政府的外交事務，他謹慎地試探我是甚麼人。明顯地，（最後）我成功了。 

1971年之後，中美關係逐步暖化，友聯的角色也就逐步淡化。隨著1979年兩國建交，友聯撤離香港，臨走前，它把多年來的庫存資料無償移交給大學服務中心。 

孔傑榮說：當然，在我於中心研究的日子裡，中心並沒有與CIA聯繫，而1964年以後的事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的是，人們對這種謠言總是很敏感，我認為要破壞珍貴機構的最好方法，就是散布謠言和謊言。 

1988年之後，外間傳出耳語，指大學服務中心接收了來自友聯的資料庫，是CIA通過「學術化的包裝」，在香港延續情報工作。 

孔傑榮說：每間大學都有很好的圖書館，把資料整理好、方便閱讀是好事，但這不是一個中心的全部。我後來去了哈佛，建立了東亞法律研究中心，過去30年我們紐約大學擁有東亞法律中心，哈佛一直有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現在，中大就失去了一個這樣的中心。 

學術無淨土，中大「中國研究聖城」熄燈，誰之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