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研究聖城」熄燈,誰之過?

自由亞洲電台
2021-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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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正被「拆骨」重組(圖片來源:自由亞洲電台)

被譽為「中國研究聖城」的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正被「拆骨」,官方理由說,重組原因是將中心的資料數碼化,並交由大學圖書館管理,真是這麼簡單?自由亞洲電台專訪多位曾經使用該中心的學者,包括中心的首位主任孔傑榮,都質疑中大的說法,加州大學學者宋永毅更指,收到與中聯辦關係密切人士消息,要關閉中心,除去這顆眼中釘。 

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在1963年成立,當時處於冷戰時期,中國對外封鎖,中心就成為了西方學者研究當代中國最早的大本營。中心的首位主任、紐約大學法學院教授孔傑榮(Jerome Cohen)接受本台訪問時表示,他不相信校方指重組是一早已經決定好的解釋。 

孔傑榮說:他們的解釋沒有說服力,而且情況顯示他們受到對研究、學者、言論自由和香港日益壓抑氣氛所影響,我特別不滿意這種秘密處理的方式。 

「中國研究的聖城」屹立至今半個世紀,直到去年12月,本台收到知情人士報料指,這座聖城要被拆骨重組,12月29日包括中心的聯席主任趙志裕等中大校方代表召開記者會解釋。 

趙志裕說:在2018年初,在國際諮詢委員會裡,我們同意了請(中大)圖書館以及中大中國文化研究所里的主管,參與我們的管理委員會。在那個討論里,大家一直有共識,就是這個工作要馬上進行。 

校方強調「重組非一朝一夕的事」,不過消息人士向本台透露,他們最近才獲知重組的消息,據他們了解,已經辭任中心主席的李磊及國際諮詢委員會事前亦未獲通知,李磊其後更參與聯署去信中大,對校方的決定表示失望,並促請校方重新考慮。 

長期和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合作的加州教授宋永毅,亦向校方和中心寫了三封請求信,但校方一直置之不理。 

宋永毅說:重組是一個藉口,實際上骨子裡就是解散。我就得到一個和香港中聯辦關係非常熟悉的人告訴我說,他們要關掉香港中文大學這個中國研究中心了,認為香港中文大學這個中國研究中心,它最主要是起一個橋樑作用,把我們這樣的美國學者和中國大陸的學者牽橋搭線連在一起了,一直是北京的眼中釘,為香港的中共領導仇恨。 

宋永毅是使用該中心的海外學者之一,其編纂的《中國當代政治史數據庫》第一到第三部分,先後於2002、2010和2013年由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中心出版。海外的華人學者,例如紐約城市大學政治學教授夏明,拍攝的汶川大地震的紀錄片《劫後天府淚縱橫》,是該中心的收藏品之一。夏明對本台表示,中心「被重組」是中共要將對其不利的資料「逐步消失」,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的其中一特色,就是收藏了大量中共的「禁片」。 

夏明說:最早它是受到美國政府西方政府非常激烈的支持的,它當然是有情報的功能,這些情報分析到底中共發生甚麼事情了,當時服務中心跟中國研究是緊密相關的,那它是一個情報很重要流轉的一個場所,(中共要)制止這些海外的文獻,尤其是中文文獻,不要成為他們過多收藏,如果他們有收藏的話,怎麼樣如何限制使用。 

現居加州的中國問題專家程翔,今年年初撰文慨嘆中國研究服務中心背負了美國「文化侵略」的「原罪」。上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在香港從事中共研究的人,除了聚集在該中心的前身即「大學服務中心」和香港大學的「亞洲研究中心」,還有與美國中情局(CIA)關係緊切的「友聯研究所」,後者是中情局在香港設立的中共情報收集據點。 

大學服務中心則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期,得到美國卡內基基金會等資助而成立,訪問和記錄大陸因「三面紅旗」逃亡香港的大陸人士,從而了解中國的情況,孔傑榮向本台回憶成立時的困難。 

孔傑榮說:與此同時,英國政府開始感到焦慮,他們認為我是中情局特工,因此,我不得不說服他們,我們是一家合法的學術機構。我認為轉捩點是在一次晚餐會上,碰巧我坐在殖民地司的對面,他當然負責政府的外交事務,他謹慎地試探我是甚麼人。明顯地,(最後)我成功了。 

1971年之後,中美關係逐步暖化,友聯的角色也就逐步淡化。隨著1979年兩國建交,友聯撤離香港,臨走前,它把多年來的庫存資料無償移交給大學服務中心。 

孔傑榮說:當然,在我於中心研究的日子裡,中心並沒有與CIA聯繫,而1964年以後的事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的是,人們對這種謠言總是很敏感,我認為要破壞珍貴機構的最好方法,就是散布謠言和謊言。 

1988年之後,外間傳出耳語,指大學服務中心接收了來自友聯的資料庫,是CIA通過「學術化的包裝」,在香港延續情報工作。 

孔傑榮說:每間大學都有很好的圖書館,把資料整理好、方便閱讀是好事,但這不是一個中心的全部。我後來去了哈佛,建立了東亞法律研究中心,過去30年我們紐約大學擁有東亞法律中心,哈佛一直有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現在,中大就失去了一個這樣的中心。 

學術無淨土,中大「中國研究聖城」熄燈,誰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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