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黃榆說: 三中全會觀察—中共高層的集體躺平

七月中旬的北京，通常並無政治大事，那是每年的北戴河休假以及順帶的務虛會議日程，但今年夏天，從7月15日開始，中共三百餘位中委和候補委員們在京西賓館參加一場「二十大三中全會」。

如此刻意的安排，儼然消解了拖延九個月的「三中全會」的意涵。在7月15日當天「求是網」發布的最新一篇基調文章，強調的還是「自信自立」，似乎北京之外中國人民的水深火熱、經濟大蕭條、還有最近牽動人心的暴民襲擊外國人和食用油污染問題都變得無關緊要了。連帶兩年前「二十大」上才呼籲面對的中國社會的基本矛盾問題，也在會場內自信滿滿、老神在在的氣氛中模糊了。

集體躺平

這就是外界等待良久的「二十大三中全會」召開第一天的氣氛，仿佛中國社會當下並不存在諸多嚴重的問題、危機和衝突，中共領導人在不久前的延安軍隊政工會議上渲染的嚴重國際挑戰和內部腐敗問題等也不屑於公諸世人。所有跡象都表明，北京當局正在採取一切措施防範本屆「三中全會」的任何外溢效應。

或者他們害怕的，是本屆「三中全會」不僅暴露出中共過去12年路線的根本失敗，而且可能暴露出中共領導層內部的真正危機——或許不是改開時代中共集體領導制下常見的派系或者路線分歧，而是有關政治動力喪失的根本問題，也就是中共內部的集體躺平。

換言之，相對民眾身處的各種災難性的失業、破產和大旱、水澇等等，他們看到的地方官員的兩個極端表現——無所作為和橫徵暴斂的背後，已經常態化地發生在中共體制內部，正是與民眾的躺平類似的集體躺平。這種集體躺平的現象不僅包括基層和中層幹部，甚至瀰漫到中共管理層核心。這才是「三中全會」遲遲不能召開的關鍵。

就在北京宣傳機器開始動員抨擊年輕人的躺平心態和社交媒體上「垃圾時間」的同時，從中共管理層發出了一個最新也是最具指標性的躺平信號，莫過於李強總理在月前的夏季達沃斯論壇上的講話。他在論壇開幕式上引用了領導層2012年以來多次提到的「固本培元」，以此暗示「三中全會」的經濟路線。中國坊間輿論一時驚詫，股市也跌破三千點，民眾普遍認為這是李強總理對中國目前陷入經濟危機如同病入膏肓一般的暗示。

如果對比十幾年前無論李克強總理的「克強經濟學」、還是當時在經濟內閣直接向總書記匯報的副總理劉鶴鼓吹的「供給側改革」，從中共負責經濟事務的總理口中說出與經濟學術語毫不相干的政策名詞，表明兩重意義：其一，李強並無自己的經濟思想，完全唯「老大哥」是瞻；其二，「老大哥」身邊的智囊、智庫、筆桿子們已經黔驢技窮，拿不出一個稍有經濟理論支撐的政策術語，中南海的工具箱和理論庫已經枯竭。 

對於馬克思主義理論傳統深厚、依靠筆桿子立身的中共來說，這種「理論的貧困」是前所未有的。這種困境，一方面，固然可歸因為中共目前的「理論的貧困」，即面對過去十數年以來的錯誤和失敗，其經濟官僚們已經汰剩下平庸之輩，無力提出任何實用、有效的經濟對策，在中南海內的形勢與湖南地方當局面對洞庭湖大水的束手無策並無二致。

另一方面，毋寧反映了在新冠疫情結束之後一年半的時間裡，中共經濟官僚整體退化的同時，中國的最高領導人在經濟對策問題上也採取了放任的姿態，如美國經濟學家甘思德(Scott Kennedy)不久前在中國的訪問印象，即所謂「不聽、不知、不願、和不在乎」的「四不」傾向，形成一種自上而下的集體躺平，對應着中國青年在疫後奉行「不結婚、不買房、不買車、不消費」的躺平態度。

這或許才是中國真正的集體「新冠後遺症」吧。三年的「動態清零」瓦解了中國統治集團和人民之間的所有社會契約，也耗盡了所有與改革開放有關的政治動力。

「深化改革」？

重要的，只有從這種來自最高層的「躺平」，外界才可能預測和理解本次三中全會的召開時機和走向，即所謂「自信自立」和「深化改革」的實質和指向到底是什麼？

如果對比中共建政以來的前兩次重大歷史關頭，中共以中委全會然後擴大會議的方式自我糾錯，也就是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會」和1978年底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人們都能清晰地看到中共內部的政治動力如何運轉，即在中共自身堅持階級鬥爭的意識形態框架下通過高層鬥爭實現自我糾錯、從原教旨主義回到實用主義的路線上來，那麼，在已經肅清所有黨內派系和「團團伙伙」以及黨外民主力量和公民社會的今日中國政壇，已經不存在任何引導性或者對抗性的政治動力和政治可能，足以讓中共黨內形成某種實用主義路線的經濟政策共識。

這種對大蕭條的集體恐懼，不亞於12年前營造的「顏色革命」恐懼，或是中國領導人能夠長期擱置中委，僅僅通過各種領導小組和政治局就主義發號施令並且避免任何集體決議的內生原因，以至於「三中全會」的召開實質上變得可有可無，理論上只剩下時間線上的需要，需要在今年秋天的「四中全會」前做一個形式上的召開。

然而，過去半年中國堅持以製造業為中心的復甦計劃在海外和國內遇到雙重挫折：一方面，防範中國輸出「過剩產能」，特別是向俄羅斯的輸出，已經成為歐美和北約組織的頭號議題，也引起越來越多的「一帶一路」國家對自身經濟的擔心。上周剛結束的北約75周年峰會對中國發出的警告在這個意義上可謂軍事和經濟的最後通牒。而另一方面，中國國內的大規模失業和企業破產以及空前的貧富差距，不僅造成中國勞動和資本的消費和投資意願低迷，而且根本改變了普通民眾對政權的認知和信心。北京大學的一份最新社會調查證實了這一點。

這才是「三中全會」不得不開的原因所在。

只是，中共高層的躺平固然是「三中全會」遲遲難以召開的滯力，卻也是在巨大的內外壓力下此次全會還能召開、還能做些改變的原因。因為，只有領導人心態上的躺平和理論的貧困，圍繞「產能過剩」的焦點議題，無論中共領導人對外如何否認，才可能在其具體化的層面，也就是國有-私營-家庭三個經濟部門之間做一些哪怕象徵性的分配調整，向位居世界主要經濟體家庭收入最低的中國家庭部門傾斜，並且適當調整國有和私營部門之間的關係，即所謂固本培元的含義——以國有為本，對私營部門休養生息，鼓勵其創新能力和稅收基礎。

這一切，圍繞國有-私營-家庭三部門之間的分配調整，都是以「自信自立」為前提，也就是所謂拒絕改革的深化改革，在自封「改革家」的名義下進行有限的調整，將所有些微的讓步歸功於所謂中國式現代化，一個聽上去像是1975年初周恩來和鄧小平在上一次躺平時代試圖擺脫毛主義的動員目標。

這種歷史的重複，固然再次顯示着中共高層的理論貧困，卻不妨礙「中委全會」作為一個統治精英集團的某種協商或者利益平衡發揮作用，譬如在中國式現代化名義下，為了拯救地方財政，通過有關中央-地方的財稅分配改革。對這種分贓式的內部利益調整來說，一個封閉的全會模式倒是非常適合。可以預期本次三中全會實難通過任何大規模的、有力度的、實質性的分配改革方案。

會議失焦

然而，中共高層的集體躺平還意味着另一種危險，即全會議題的完全失焦，完全不理會國際社會有關產能過剩的通牒，繼續以「自信自立」的姿態全盤推進民族主義的經濟目標，猶如1938年日本在華北事變後通過的《國家總動員法》，開始轉入戰時統制經濟模式。

這種危險的陰雲，始終籠罩在北京上空，也是今年全會氣氛中暗含的。相對於前兩次歷史轉折點發生的擴大會議和開放性共識，這周的「三中全會」是在空前嚴厲的鎮壓手段和封閉氣氛下召開的，「中宣部」甚至秘密下達了禁止所有媒體報道的「70條不准」，嚴防會議期間和前後黨內外的議論和批評，擔心全會的僵化保守所折射出來的黨內集體躺平的無能或者激進成為「中國式大蕭條」的導火索。

在這個意義上，無疑的，如同京西賓館內發出的動員令，「二十大三中全會」將是中共的又一次歷史轉折點。我們拭目以待。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