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有今天,源於那一代勇敢的年青人!

劉瑜
2024-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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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選自劉瑜所著的《可能性的藝術:比較政治學30講》(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2年),轉自凹凸鏗鏘微信公眾號。

劉瑜,女,學者,作家,1975年12月出生,現任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政治學系副教授。本科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2006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哈佛大學博士後。著有《民主的細節:當代美國政治觀察》等。

韓國人的民主真的是他們用幾代人的血與淚爭取來的。正因為韓國的民主運動是一個漫長的、不斷滲透和擴散的過程,從轉型的人心基礎來說,韓國的轉型是特別「紮實」的,因為幾乎家家、人人都有所參與,所以,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是新生民主制的「原始股東」,它不僅僅屬於某個階層、某個政黨或者一小批革命義士。

在近現代社會,常常是觀念的變遷引發制度的變遷——事實上,觀念的力量如此強大,它甚至可能突破經濟利益的考慮、暴力機器的壓制、國際格局的約束,撬動制度的變化。可以說,觀念對於制度,具有一種引力作用。當社會觀念領先制度太多,它會拉動制度前進;當制度超前於觀念太多,社會觀念又會將制度拽回它的水平。

某種意義上,也只有經由觀念變遷推動的制度變遷才是牢靠的、堅固的。因為如果是經濟利益驅動的制度變革,有可能經濟危機一到來就制度動搖了;如果是政治精英推動的變革,有可能換了一任領導人後制度就坍塌了;如果是國際格局變動引起的變革,也可能因為國際局勢的變化而倒退。只有制度變革是建立在觀念變革的基礎上的,它才是紮實的、可持續的,因為觀念一旦形成,往往具有相當的韌性。

韓國轉型:觀念驅動的變革

為什麼觀念變遷對於制度變遷很重要?觀念變遷如何推動制度變遷?觀念的變遷又是如何發生的?要回答這些問題,我想從一個國家講起——韓國。確切地說,我想從幾部韓國電影說起。

如果大家喜歡看電影,可能知道過去十幾年,韓國湧現出了一批反映本國民主轉型的電影。我看過的就有四部:《華麗的假期》《辯護人》《出租車司機》以及《1987》。

其中,《華麗的假期》和《出租車司機》是講1980年的光州事件;《辯護人》講一個本來及時行樂的律師,如何轉變為民權辯護人的故事;《1987》則是講一個大學生朴鍾哲的死,如何點燃了整個社會的變革決心。

說實話,我還沒有見過哪個新興民主國家如此熱衷於拍攝自己的轉型故事。而且,雖然是沉重的政治片,並非什麼娛樂片,但是據說,這些片子在韓國刷新了一個又一個票房紀錄,每出一部,就往往是萬人空巷。可見,對於韓國社會來說,這段歷史不僅僅是歷史,而已經成為他們的精神紀念碑,需要不斷重返、朝拜,以此來理解自身並尋找未來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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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說這幾部電影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當代制度轉型的觀念根源?首先,我們來看看這幾部電影中的「革命者」是誰。儘管這四部電影的主角身份各有不同,有的是律師,有的是司機,有的是公訴人,但是,他們保護的對象,其實都是同一群人——學生。

在這幾部電影裡,學生運動都是電影的背景,但卻是汪洋大海一樣的背景,他們時刻在窗外、在街頭、在電視報紙上涌動,讓所有的人無法扭過頭去。

事實上,大學生是韓國轉型運動的核心推動力。其他人,包括電影裡的這些主角,都是被動捲入革命的旋渦的。不過,大家想想,20世紀80年代以及之前的韓國,還是比較貧窮的,而在一個相對貧窮的國家——能上大學的都是什麼人?一般來說,或者來自精英家庭,或者很快本人將成為社會精英。所以,如果這些人純粹是從利益的角度出發,他們有必要去鬧革命嗎?沒必要。他們已經是天之驕子了,像《1987》裡面被打死的朴鍾哲、《華麗的假期》裡的那個學霸弟弟,都是前程似錦的青年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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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他們個人前程似錦,當時韓國的經濟也是蒸蒸日上。我們往往認為,民眾為什麼會革命?因為民不聊生,對不對?的確,這是很多國家的轉型導火索,比如,1998年的金融危機推動了印尼的民主轉型,居高不下的青年失業率推動了阿拉伯之春的出現。

但是,韓國並非如此,很多轉型國家都並非如此。韓國在轉型前,經濟發展態勢應該說很好。朴正熙當政時,1961-1979年,GDP年均增長率是10%。所謂的「漢江奇蹟」,很大一部分就是在朴正熙時代完成的。

既然個人前程似錦,國家也蒸蒸日上,那為什麼要鬧革命?因為觀念的力量。觀念這個東西看不見、摸不着,但它是我們詮釋世界的「翻譯軟件」系統。

要理解這個「翻譯軟件」的重要性,我舉兩個例子。比如,自發的買賣行為,在自由主義的觀念下,叫「市場交換」,但是在極左觀念下叫什麼?「投機倒把」。明明是同一件事,在兩個觀念體系里,聽上去會成為道義上截然相反的事情。

又比如,一個私營企業家投資掙錢了,在自由市場的觀念下叫「投資盈利」,但是在左翼的觀念下叫什麼?叫作「剝削剩餘價值」。仍然是同一件事,被兩個不同的話語體系詮釋成了褒貶相反的事情。這就是觀念的力量——它是我們吸收信息的「意義加工軟件」。

具體到韓國當年,學生們為什麼要放棄大好前程去與威權政府抗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們接受了那種把政治權利放在個人利益之上的價值體系。根據這種價值體系,「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所以,你觀察電影裡那些示威者喊的口號,不是什麼具體的利益訴求,至少主要不是具體的利益訴求,比如工資、養老金、物價、就業、住房,等等,而是什麼?民主權利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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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去觀察韓國轉型史,幾次大規模政治運動的爆發,都是與民主選舉有關。1960年的419運動,是因為李承晚選舉舞弊;1980年的光州事件,是因為全斗煥政變奪權,使得朴正熙之死創造的轉型機會被浪費;1987年最終推翻威權體制的百萬人大遊行,也是因為全斗煥6月10日不顧民意,直接指定繼承人,讓好不容易等到他下台的民眾再次幻滅。

所以,韓國的轉型本質上是一場觀念驅動的變革。在有些歷史情勢下,革命是階級鬥爭,通過階級鬥爭實現經濟利益的再分配。但是,韓國的民主運動,儘管有工人運動的成分,卻很難說是一場階級革命,因為它的核心主體恰恰是既得利益階層。

事實上,這不是簡單的韓國現象,歷史上尤其是當代史上很多轉型都是如此。當初的美國革命,真的是因為英國王室對北美民眾壓迫有多深重嗎?其實未必。獨立戰爭前,北美殖民地交的稅比英國本土還要低。那為什麼北美要鬧革命?「無代表,不納稅」,關鍵是「代表」二字。

當代世界裡,蘇東劇變真的是因為中東歐民眾窮得過不下去嗎?也不是。這不是一個經濟階級推翻另一個經濟階級,而是民眾要推翻官僚統治。為什麼?正如東德電影《他人的生活》所揭示的,因為人們厭倦了謊言與羞辱。

從學生到全民:觀念的擴散

觀念的水位如何影響制度的變遷?簡單來說,就是不斷提高舊制度的運轉成本,使其高到不可能再繼續運轉。

關於這一點,這幾部電影都有清晰的呈現。我們看到,在電影裡,運動有一個不斷擴散的過程。最開始只是學生,但是慢慢地,隨着政府暴力的變本加厲,普通的中產階級、白領、勞工階層乃至街頭的大媽大嬸都開始加入。

《辯護人》講的就是這樣一個故事,一個本來唯利是圖的稅務律師,因為一個朋友的兒子被刑訊逼供,最終走上了「反抗者」的道路。《出租車司機》裡的那個司機,《1987》裡那個清純的女學生,《華麗的假期》裡面的女護士……也都是本來完全不關心政治,但是,因為不堪忍受國家暴力而加入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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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到運動的最後階段,無論是1980年的光州,還是1987年的首爾,都是傾城出動了。大媽大嬸給陌生人做飯送飯,司機們免費給傷員當志願者,加油站讓所有出租車免費加油,護士們跑到最危險的地方去救死扶傷……那種人與人之間的友愛互助,非常令人動容。但是,從國家的角度來說,當司機們、廚師們、清潔工們、教師們、白領們……都成為「異議分子」,這個國家還怎麼運轉?所以,全民抗爭會無限提高舊制度運轉的成本。

但是,真正給舊制度帶來致命一擊的,是體制內的人開始動搖。在《1987》裡,公訴人拒絕給火化屍體簽字,因為這個學生的死因過於可疑;在《辯護人》裡,一個士兵成為扭轉案情的最關鍵證人;在《華麗的假期》裡,退伍前軍官成為反抗武裝的領袖。舊制度的螺絲釘一個一個開始鬆動,整個機器就無法再運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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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這是一個過程。在影片中,我們看到很多體制內人物艱難的掙扎和變化過程,所以,雞蛋怎麼可能戰勝高牆?因為高牆也是由人組成的。他們也有在讀大學、中學的子女,在當律師或者記者的同學,在工廠參與勞工運動的親友……當整個社會的觀念發生變遷,這個觀念會發生一個「上滲」的效應,軟化堅硬的高牆。

這種軟化之所以會發生,在這裡,不得不提到韓國人的執着。要知道,韓國的民主運動不是1987年才開始的,甚至不是1980年光州事件後才開始的。可以說,它斷斷續續進行了30年。

從1960年的419運動,到1972年抗議獨裁的「維新憲法」,到1980年的5月抗爭,直到1987年的全民抗爭,這是一個漫長的接力過程。而且,這個過程充滿艱難險阻,無數大學生被開除、被毆打、被抓捕甚至被判死刑。僅1980—1987年,就有12萬多名大學生被開除學籍,到1986年還在押的3000多個政治犯中,85%是學生。

為了進行勞工維權,數千名大學生假扮工人進入工廠,組織工會,一旦被發現被抓,新一波的大學生又跟上,這叫「排隊入獄」。在電影中我們看到,有大量民眾被毆打、被射殺的鏡頭,學生被刑訊逼供的情節。所以,韓國人的民主真的是他們用幾代人的血與淚爭取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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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為韓國的民主運動是一個漫長的、不斷滲透和擴散的過程,從轉型的人心基礎來說,韓國的轉型是特別「紮實」的,因為幾乎家家、人人都有所參與,所以,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是新生民主制的「原始股東」,它不僅僅屬於某個階層、某個政黨或者一小批革命義士。

我記得1997年,我當時還在國內讀研究生,給一個韓國留學生當家教,教他中文,不過,這個留學生年齡比較大了,大概有40歲左右。有一天我給他上課,那天正好是韓國大選的日子,課上到一半,消息傳來,金大中獲勝,我那個學生立刻陷入了狂喜,激動得把我給抱了起來,在房間裡轉了三圈。我當時非常尷尬,覺得學生對老師這樣不大合適吧。但是今天回想起這個細節,我才意識到,根據他的年齡,他應該就是20世紀80年代初的韓國大學生,當年就是在街頭被毆打、被噴催淚彈的青年之一,而金大中當時是韓國最著名的反對派,幾代韓國人的精神教父。

這也是為什麼直到今天,韓國會有那麼多反映轉型故事的電影出來,而這些電影在韓國會如此受歡迎,因為這個抗爭過程已經成為集體記憶的一部分,成為「韓國精神」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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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幾代人添磚加瓦構建出來的民主,和那種短平快的轉型是不同的。比如阿拉伯之春,之前阿拉伯地區幾乎沒有任何民主運動,2011年星星之火突然燎原,表面上看埃及、也門、利比亞很快在一兩年內就舉行了選舉,然而,來得快的勝利往往去得也快,沒有觀念的廣泛變遷作為轉型的基礎,制度即使變遷也可能很快倒退。

而韓國不同,共同澆灌出來的民主大樹,每個人都很珍惜。說實話,在看這幾部電影的過程中,我意識到,電影對歷史過於簡化了,黑白過於分明了。比如,其實韓國學生運動後期有不少暴力行為,但是電影對此幾乎完全沒有反映,而電影裡的壞人也非常臉譜化,似乎是一群喪心病狂的瘋子。

不過,這些電影可能本來就不僅僅是要講歷史,而是要塑造一個民族的圖騰。每個民族都需要自己的神話,韓國人的民主抗爭,成了他們的民族神話。

觀念從何而來?

一個很自然的問題是:如果說觀念是制度變遷的推動力,觀念又是從何而來?

「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並不是一個自然的觀念狀態,更自然的觀念狀態可能是「過好小日子就行了,談什麼政治」,或者「政治能當飯吃嗎」。明哲保身,以求現世安穩,是大多數普通人的價值觀。為什麼當年韓國社會會形成這種「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的政治觀念?甚至,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左右,這種觀念成了韓國社會的主流價值觀?

對此,當然存在很多的解釋。比如,學者英格爾哈特(Ronald Inglehart)和韋爾策爾(Christian Welzel)就論證說,觀念的變化本質上是經濟發展的結果。如果用一句樸素的中國諺語來概括,就是「倉廩實而知禮節」,吃飽穿暖了,人們就開始關心權利和自由等價值了。

英格爾哈特也的確用大量的數據展示,大體而言,經濟發展的水平與民主觀念的深入程度呈正比。韋爾策爾甚至寫過一篇論文,駁斥所謂的「亞洲例外論」,因為根據他的發現,在經濟發展帶來觀念變化這一點上,亞洲並不是什麼例外。

但是,就韓國這個個案而言,經濟發展的解釋說服力有限。的確,到20世紀80年代,韓國經濟已經實現了相當的發展,這可能能部分解釋為什麼到80年代,民主觀念逐漸從學生向全民擴散。

但是,即使到80年代,韓國的人均GDP也只有2800美元左右,遠不是一個發達國家,所以在這幾部電影裡,經常會有一些角色表示:韓國經濟不夠發達,現在還不能民主化。像《辯護人》中的一個海歸商人,非常語重心長地告誡男主角宋律師:韓國的國民收入至少還要翻三倍,才能啟動民主化。宋律師的回答則是:我以前也是這麼想的,但是現在不這麼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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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經濟發展」的解釋,更有說服力的,可能是所謂的「政治機會」理論。政治機會理論是什麼意思?我們以前經常聽到一個說法,叫作「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但是,「政治機會」理論卻說:不對,哪裡有反抗的機會,哪裡才會有反抗。

反抗並不與壓迫成正比,而是與反抗的政治機會成正比。為什麼?壓迫太深了你無力反抗啊。有縫隙的地方青草才能生長,鐵板之中無法成長出生命。

放在韓國的背景下,儘管自李承晚時代開始,韓國就是威權制度,但這是一個充滿縫隙的威權制度。朴正熙的前兩次當選,都是通過具有相當競爭性的選舉上台的——他在這兩次選舉中的得票率就很能說明問題:第一次,1963年,是47%,第二次,1967年,是51%,這說明其競爭者有相當的政治空間。1971年議會大選,反對黨贏得了44%的選票,同年的總統大選,反對派金大中贏得了45%的選票,這些都顯示,韓國當時的政體其實更像是一種混合政體,而不完全是威權政體。

韓國實施完全意義上的威權統治,其實只有幾年,就是1972年朴正熙實施「維新憲法」之後。那之後,總統選舉從直選改成間接選舉,朴正熙的得票率就幾乎是百分之百了。也是在這個階段,政府開始了對公民社會殘酷的鎮壓,包括綁架金大中、給他判死刑,都是這個階段的事。

但是,這樣的鐵腕統治也就維持了7年,到1979年朴正熙被刺殺後,就大致結束了。1980年光州事件後,政府又做了很多讓步,釋放一批政治犯,讓大批被開除的大學生重返校園,1985年還放開了國會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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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韓國的民主運動就是從這些制度縫隙中成長起來的。

在校園裡,除了維新憲法那幾年,學生會基本上可以自治,被選出來的學生會成為抗議活動的組織者。各種以「學習小組」「興趣小組」面目出現的學生組織也很多。

此外,當時的韓國有宗教自由,教會的成長很快,教會後來也成為民主運動的重要同盟,所以在這幾部電影裡都能看到牧師的身影。工會、農民協會,也都有一定的生存空間。

也就是說,韓國民主觀念的擴散是一點點擠出來的,一厘米的縫隙被擠成十厘米,一米變十米……直到新制度從舊制度中破繭而出。當然,韓國民主運動也有低潮期,什麼時候?恰恰是政治壓制最深重的維新憲法時代。因為沒有政治機會,就沒有政治運動。

可能有人會問,就算是制度縫隙為民權觀念的擴散提供了槓桿,那韓國人的民權觀念,最初源頭又是哪裡呢?其實,在這個問題上,無論是韓國、中國或者印度、南非,甚至歐美國家本身,答案都是類似的,那就是二三百年前開始的啟蒙運動。

啟蒙運動大家都知道,它所締造的一個核心觀念,就是「主權在民」。在此之前,人們認為公共權力的來源是上帝、是天命,所以統治者凌駕於被統治者之上是自然秩序。在此之後,人們認為公共權力的來源是民眾,所以被統治者駕馭統治者,才是自然秩序。某種意義上可以說,近代以來,世界政治史上只發生了一場革命,就是這場「主權在民」的觀念革命,其他的革命都只是這場革命的支流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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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有人會困惑,幾百年前的幾個白人男子,什麼洛克、盧梭,他們怎麼就這麼能蠱惑人心?這些韓國的學生,乃至全世界很多國家的民眾,就這麼容易被幾個西方思想家給洗腦了?當然不是這麼簡單。

思想者很多,能夠引起數百年共鳴的卻沒有幾個。啟蒙思想的致命吸引力,不是因為它來自西方,而恰恰是因為它來自我們自己的內心。所謂啟蒙,未必是把一個外來的什麼思想塞到我們的腦子裡,而是用一盞燈把本來就是我們心靈深處里的東西給照亮而已。

或許電影裡的學生和教授讀過啟蒙思想家的作品,但是,裡面的律師、司機、加油站老闆、護士、獄警……哪讀過什麼盧梭、洛克,他們只是知道,刑訊逼供是不對的,文字獄是不對的,拿着警棍四處打人是不對的,死人不讓報道是不對的……這些情況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現讓他們慢慢意識到,除非權力結構改變,這些不對是不能被系統糾正的。

《1987》裡面有一段對話,一個女孩勸她所暗戀的男大學生不要去參加遊行。她說,你以為你這樣做,世界就會改變嗎?別做白日夢了,醒醒吧。那個大學生說:「我也想啊,但是不行,因為心太痛了。」

心太痛了,可以說,一語道破了啟蒙觀念的真正起源。那個小女孩當然說不過他,但是,作為一個社會科學研究者,我會想到1000個理由去反駁他:你沒想到民主運行的經濟條件嗎?你沒想過轉型後的裂痕動員嗎?你沒想過革命的時機和策略嗎?你沒想過國家能力和社會權力的平衡嗎?……

但是,到最後,我發現,這種源於道德直覺的正義感有種令人敬畏的天真。你會發現,當所有政治的泥沙沉澱、所有理論的波濤平息、所有流行的趨勢過去,最終,這種無與倫比的天真還是會從水底浮現。它熠熠的光芒,還是會誘惑你向它伸出手去。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知本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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