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四大前江澤民不堪回首的「兒皇帝」經歷

在習近平所致悼詞中把從江澤民從1989年6月開始的13年「領導核心」經歷大吹特吹，但事實上直到中共1992年10月的中共十四大之前，身受鄧小平、陳雲以及楊尚昆兄弟三重製約的江澤民並不比此前胡耀邦當總書記時的「兒皇帝「日子好過。

比較之後，筆者發現習近平為江澤民所致的悼詞中有許多處此前陸續發布的《告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書》及《江澤民偉大光輝的一生》兩篇長文中沒有出現過的內容，比如「江澤民同志擔任黨和軍隊主要領導職務之際，我國正面臨外有壓力、內有困難的嚴重時刻，可謂臨危受命。江澤民同志堅定表示：『為了黨和人民的事業，我一定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臨危受命「的形容到也符合當時的情境。2009年4月23日，退休的江澤民到訪中國聯合工程公司時曾信口回顧： （當年）我絕對不知道，我作為一個上海市委書記怎麼把我選到北京去了，所以鄧小平同志跟我講話，說「中央都決定啦，你來當總書記」，我說另請高明吧！ 我實在我也不是謙虛，我一個上海市委書記怎麼到北京來了呢？

至於習近平悼詞中所說的「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的表態雖然確有其事，但那是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召開，標誌着他江澤民總算坐穩了屁股底下的總書記寶座之後的事情。

話說1989年的「政治風波」以北京城裡的血腥場面而告結束,對整個共產黨政權來講是「得大於失」還是「失大於得」，當年的鄧小平和趙紫陽的結論肯定是截然相反。但對江澤民個人來講,他毫無疑問是「六四」鎮壓的最大受益者。

在1989年的學潮鎮壓事件決策過程中,李鵬所扮演的角色這裡無需贅述。但隨着趙紫陽、胡啟立等人的下台,和中共「第三代領導集體」的正式組成，人們才突然發現李鵬雖然在「六四」鎮壓決策的形成過程中押進了自己的全部政治賭注,並成功地藉此機會擊敗了自己的政治對手趙紫陽,但此後鄧小平及其他幕後政治元老卻沒有根據「論功行賞」的常理,讓他李鵬接替趙紫陽的職務。

 而到了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後,包括一些在「六四」鎮壓和事後政治清查過程中慘遭迫害的政治異己分子,都已開始稱讚鄧小平的「明智」,人們自然而然地把對「六四」鎮壓的仇恨完全集中到李鵬一人身上。害得李鵬不得不通過自己的子女和親信之口,對外解釋他李鵬並無調兵之權。言下之意,讓他李鵬一人承擔「六四」鎮壓責任實在是天大的冤枉。

李鵬當年自認為自己也將會在打翻趙紫陽後便成功地取而代之,沒有想到在他和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日後也擔任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王歧山的岳父姚依林在付出了召至千夫所指的沉重政治代價之後,在鄧小平那裡並非得到應有的政治補償。好在1992年中共十四大之前鄧小平猶豫再三還是讓他李鵬繼續保持了一屆總理職務,而姚依林乾脆就被鄧小平逼出政壇,回家當了寓公。如此不「公平」的政治現實令姚依林惡氣難咽、悲憤滿腔,終於過早離開了人世(與鄧小平和陳雲等政治元老的存世時間相比,姚依林的死期至少應該推後十五年)。

所以,當時的北京人說李鵬為「六四」鎮壓當了「冤大頭」,並不是說他在這場鎮壓的決策過程中的表現情有可原,而是諷剌他的政治低能,雖有足夠的勇氣為一場血腥鎮壓行動衝鋒陷陣,卻沒有足夠的智謀角逐領導核心的職位;更沒有足夠的膽量向鄧小平等人要求「論功行賞」。

1989年的六四鎮壓之前，當鄧小平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已經深入人心,帶動起中國大陸一波又一波的全民經商大潮時,不知是誰人率先發明,把國家職工,特別是國家機關幹部毅然辭去「大鍋飯」公職到商海里弄潮稱之為「下海」。如今,對岸的台灣同胞對這種說法聽得時間長了,也已經見怪不怪。但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裡,許多到中國大陸的台商確實曾經對此目瞪口呆,因為在台灣早已經習慣把良家婦女因為生活所迫墜入風塵稱之為「下海」。曾有一個台商回憶說,當年他初到大陸,常常聽一些黨政官員以非常羨慕或嫉妒的口吻議論某某人已經「下海」,感覺十分奇怪。再聽到關於許多高級幹部子女,甚至鄧小平的家人都已經「下海」,終於忍不住問了一句:「不至於吧?」

  這些台胞們當年更不知道的是,當時北京的政治圈子裡,居然把進入中南海決策核心也稱之為「下海」。若形容某人背景通天,就會說此人「下海如履平地」,意思是此人是隨時出入中南海的本事。沿此習慣,無論是中南海辦公廳的工作人員,還是一些私下裡以針貶台前領導人為樂的政治元老子女們,當時一提起江澤民剛剛坐上總書記寶座的那段時間,便用「下海之初,毫無信心」形容。

  據「六四」事件前在上海市委接近江澤民的人士回憶:一九八九年五月底江澤民被中央派專機接去北京後,上海市委一班人都還自作聰明地分析,一定是因為北京方面事態緊急,接江澤民去參加政治局會議而已。

  「六四」槍聲剛過,上海市委在接到的一份部署對北京「平暴」必須統一宣傳口徑的中共中央辦公廳通知上,除楊尚昆、李鵬、喬石、姚依林而外,還赫然落有江澤民的簽名。但當時江澤民的名字是排在上述人等之後。據此，當時的上海市委又有人自作聰明地分析:看來胡啟立和芮杏文兩人中至少有一人會因為「反對動亂不利」而「中箭落馬」。既然中央十分肯定上海市委對導報事件處理得果斷、及時,那麼江澤民無疑是因此政績而上調北京主管意識形態。此分析被轉達給江澤民夫人王冶坪女士後,目擊者用「如五雷擊頂」描述當時王冶坪的表情。

既然江夫人對丈夫進京主管意識形態都認為是「大禍臨頭」,那麼在聽到鄧小平在「『六四』屠夫」的一片叫罵聲中居然把自己的夫君拉去作趙紫陽替身的消息,第一反應恐怕不會是「夫貴妻榮」。

事實上從1989年5月底底進京被鄧小平召見,到正式登基後的一年多時間裡,江澤民不但拒絕接家眷進京,自己也要求中央辦公廳暫時不要給他正式安排住房。登基後的開始幾個月里,江澤民除了外出開會、巡視,平時一天24小時都不離開中南海勤政殿的書記處辦公室。勤政殿的書記處辦公地點面積不大,除了秘書、勤雜人員的用房外,每個書記處書記都有單獨的一所套間,裡間辦公,外間會客。唯獨原來給胡耀邦用的一套辦公室面積最大、設備最全,辦公室裡面還有一個供休息用的套間。胡耀邦主政年代,因為工作忙顧不上回家時常常就便住在這裡。從1989年5月底開始,過去的胡耀邦為自己設計的這個小天地被江澤民占領,白天在此辦公,晚上就睡在這裡。

在家眷沒有進京前,結髮妻子王冶坪最知丈夫此時的苦惱和壓力,特別要求上海市委辦公廳將剛買不久的一台聶耳牌立式鋼琴運到江澤民處,以供他在夜深人靜之時一人獨奏,排遣心頭的不知所措。何以解憂？唯有鋼琴！被當時的中南海工作人員形容成勤政殿裡的「夜半琴聲「！

 「六四」鎮壓的槍聲剛剛平息,江澤民還沒有正式登基的1989年6月16日,鄧小平在家裡召見了江澤民、李鵬、喬石、姚依林,以及楊尚昆、萬里等人,謙虛地表示:「現在看來,我的分量太重,對國家和黨不利,有一天就會很危險。世界上好多國家把對華政策放在我是不是病倒了或死去了上面。我多年來就意識到這個問題。一個國家的命運建立在一兩個人的聲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險的。不出事沒問題,一出事就不可收拾。新的領導一建立,要一切負起責任,錯了也好,對了也好,功勞也好,都是你們的事。這樣你們可以放手工作,對於新的集體自我鍛煉也有好處。何況過去的那種辦法並不算很成功。」

鄧小平這裡說的「並不算很成功」的所謂「過去的那種辦法」,自然是指中共黨十三大之後黨內專門作出決議由他垂簾聽政的辦法。十三大之前,鄧小平雖然不是名義上的黨的一把手,但他以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軍委主席以及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的三重身份,出席黨的最高決策會議合理合法。而且當時所有政治局成員隨時都要看他的臉色行事,只要他在某一問題上表態,無人敢不隨聲唱和,故在表面上絕對符合「黨的集體領導原則」。

1989年6月24日，,江澤民在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的掌聲中從自己政治局委員的座位上走到過去趙紫陽坐的地方,張嘴冒出的第一句話便是「沒有這個思想準備,又缺乏中央全面工作的經驗,深感擔子很重,力不從心」。必要的謙虛之外,對自己當時的心理壓力之大,似乎並不想掩飾。與其說是「沒有思想準備」,還不如說是對挽救政權頹勢實在沒有多大信心。

上台之後,江澤民自己如何看待「六四」鎮壓的慘烈結局給中共政權執政合法性帶帶來的巨大損害當然不能輕言與外人,但從他的就職演說中,把自己登基的那一時刻形容成「黨和國家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誰會相信這純粹是在舒發「臨危受命」的光榮自豪感和歷史使命感?

「六四」鎮壓過後,整個中國萬馬齊喑,整個世界千夫所指。而在北京城裡,人們的牢騷、憤怨祗能通過黑色幽默的形式發泄。當時流行的一則政治笑話說:江澤民、楊尚昆、李鵬和李瑞環四人在北京夜查民情時誤入一家卡拉OK歌廳,面對歌廳主人的盛情相邀,四位首長在流行歌曲目錄上各點了一首「你最喜愛的歌」。楊尚昆先點一首《我想有個家》,李鵬接點一首《我不是個壞小孩》,李瑞環點了《雖然我丑,但是我很溫柔》,輪到總書記「欽點」時,一首《希望你明天還愛我》最能表達這位「兒皇帝」此時心情的酸楚。

這四首歌是當時中國大陸青年人中誰都能哼出兩句的流行名曲,給楊尚昆安上《我想有個家》,是因為此時楊尚昆已經喪偶;《我不是個壞小孩》安給李鵬,是諷剌他因為「六四」鎮壓而成為千夫所指;李瑞環木匠出身,與其他中共領導人相比才疏學淺,但當時卻顯得相對開明,故讓他說明自己「雖然我丑,但是我很溫柔」。而江澤民的「希望你明天還愛我」,更是形象地諷剌了江澤民日夜擔心自己是否會與胡耀邦和趙紫陽同樣下場。自稱從小喜好古典詩詞的江澤民到此才真正體會出何謂「高處不勝寒」。

這一切都說明江澤民初入中南海時,其心境並不僅僅是象他在1989年6月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上所表白的,「沒有思想準備」,而是對挽救政權頹勢根本沒有信心。

當時,北京還有一則政治笑話說的是:某一日江澤民、李鵬、楊尚昆陪同鄧小平視察,路遇一驢擋道。鄧小平要求此三人設法將驢轟走,楊尚昆和李鵬輪番向驢子大吼:「再不走開小平同志要派戒嚴部隊了」。驢子置若罔聞。大家目光集中到江澤民身上,只見江澤民不緊不慢地走到驢子身邊附耳低語幾句,驢子抬腿就跑。

於是,鄧小平好奇地問道:「你同那驢子說什麼竟把它嚇成那個樣子?」江澤民答曰:「我只是告訴它,『如果你再不走,小平同志就要選你當下屆總書記了』。」

這則諷剌笑話雖有點刻薄,但依江澤民當時的心境,那種在鄧小平、陳雲等超級政治元老面前「不敢多說一句話,更不敢多說半句話」,在楊家兄弟面前隨時都要聽命擺布的「一國之君」,當得也實在有些窩囊。

「一國三公,吾誰適從」這句話出自《左傳.僖公五年》,說的是春秋時晉國一位大夫一仆三主,面對晉獻公及公子夷吾、重耳三人的「政出多門」,深感無所適從。而從一九八九年六月至一九九二年十月這兩年半時間內的江澤民,說起來也是「一國之君」,身居黨、軍最高權位,但事實上卻同樣處於「一仆三主」的局面,左宮元老陳雲、右宮元老鄧小平,外加當時實際掌控軍隊的「攝政王」楊尚昆及他的兄弟。

日後世人雖然都將他江澤民作為「鄧小平的接班人」看待,但,事實上在江澤民步入中南海之前的仕途經歷中,陳雲對他的影響甚至大於鄧小平。雖然江澤民在論及自己從政經歷時,特別是在強調自己接班的合法性時,從不忘記自己曾經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即已經身處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但八九「六四」以後鄧小平自己親自動手將胡耀邦、趙紫陽幫他苦心經營的黨內改革派陣營幾乎一網打盡,讓江澤民怎幺可能不心有餘悸?所以,在初入中南海的頭幾年裡,江澤民在思想和組織路線上大都依重黨內保守力量,在政治、經濟政策上對趙紫陽大力糾偏,客觀上講,也確實有他不得已的一面。這也是鄧小平在1992年十四大之前只是通過南巡講話的形式在方針政策上逼迫江澤民就範,但卻沒搞組織上換馬的原因。

在那些年裡陳雲雖然確實給了江澤民以很大的支持和鼓勵,以至於江澤民在陳雲去世之後,始終念念不望陳雲的恩德,一再回顧陳雲同志生前如何強調「首先要加強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權威」。但事後回顧起來,他江澤民在陳雲面前也和在鄧小平那裡一樣， 同樣也懷有「兒皇帝不好當」的沉悶和苦衷。一直到1992年10月的中共十四大召開，江澤民終於坐穩了中共總書記寶座的最重要標誌有二，一是鄧小平同意把安插在江澤民身邊的「攝政王」楊尚昆和楊白冰逐出中央軍委；二是以陳云為首、薄一波為輔的中央顧問委員會被宣布解散。詳細的內容，留待本專欄的下篇文章繼續。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