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陳拙。
前幾天我和朋友去看了場電影。
這場電影我從開機就開始等，一直等到上映，就想知道它最後到底被拍成什麼模樣。因為我聽親歷者講過真正的長津湖戰場。
他說在當年的朝鮮戰場，天寒地凍，食物斷絕，無數戰士被活生生凍死，餓死。為了活命，戰士連敵軍的屍體都吃。
講故事的人叫孫佑傑，是長津湖戰役的隨軍記者，他記錄了自己在戰場上的親身經歷，但因他把戰場還原得太過逼真，所以他的書稿一直沒有機會和讀者見面。
今天的故事，除了想告訴你們，真實的戰場遠比電影拍出的畫面更加殘酷，還想讓你們和我一起見證，那些埋葬在冰雪中的犧牲和愛情。
1995年，我出版了《鴨綠江告訴你》一書。
剛出版，就有人寫信告我的狀，說我侮辱醜化人民志願軍，要禁止這本書發行。
軍部下令成立了一個專家組，開始對書進行「地毯式」檢查。
這書的內容全部來源於我在朝鮮的戰地日記和採訪手記，難道就因為真實，而不該被人看見嗎？
我是一個戰地記者，如果不能講真話，那我寧願沉默。
為出這本書，我已等了40年。
我還記得那清一色的悶罐車，像是被憋瘋了，喘息着，呼嘯着，吼叫着，無論大小車站，一路不停，晝夜向前飛奔。
我所在的悶罐車廂，全是27軍政治部營職以下的戰士，部隊這是到哪裡去，又幹什麼去，誰也說不清道不明，一切只能憑猜測。
車廂里的唯一光亮是兩盞馬燈，晃來晃去的暈光，讓悶罐車廂越發出奇的安靜。
悶罐車到了山海關停下來，一名通信幹部送上來一份密封文件，鐵門又很快關上了。
一直到車過山海關，部隊才傳達了中央軍委的密電令：27軍出兵朝鮮作戰。
密電是1950年10月27日16時發出的。
消息一經公開，悶罐車廂里像是炸開的熱鍋，大家熱烈地討論起來。我清晰地看到，大家的臉上掛着的不光有亢奮，還有凝重。
唯一的馬蹄表時針已經指向了22點，照紀律規定該熄燈睡覺了，可大家讓尿憋得無法入睡，都在等停車方便過後再入睡。
好在車廂內沒有女同志，個別人實在憋不住了，乾脆走到車廂鐵門前尿起來。人人都知道這樣不雅，可活人總不能讓尿憋死。
「咣當咣當……」悶罐車終於在一個隧道里停下來，大家有10分鐘的方便時間。
忽然，後面車廂底下有女兵在大聲喊叫：「喂！請自覺一點，車下有人哪！」
這是巴木蘭大姐的聲音。
巴木蘭是我在軍文工團時的戰友，事後她對我講，文工團是男女同乘一個悶罐車廂，靦腆的女兵苦於無處小便，實在堅持不住了，有的竟蓋着大衣，褪下棉褲，坐在自己的包裹上，讓小便慢慢滲進包裹里的衣服上。
當聽到車門被打開後，女兵們便紛紛下車，四處尋找方便的地方。隧道里的站台很窄，不時還有手電晃動，女兵們就齊刷刷鑽到了火車底下。
車廂里的男人見女兵們下車了，迫不及待擁到車廂門口，對着門外尿了起來，都是二三十歲的小伙子，「嘩嘩」的尿聲如擰開的水龍頭一般。
最後一撥還沒尿完，前面傳來了開車的口令。火車下的女兵們一聽急了，趕忙朝車門跑來，因為害怕掉隊，就迎着騷氣熏人的尿液登車。
然而，七八位正在小便的男人，一時又剎不住，只好邊尿邊提褲子，硬是將半截尿憋了回去。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個個佯裝什麼事也沒發生，引得車廂內一陣哄堂大笑。
巴木蘭天真活潑，有什麼話都願意和我說。車到安東，她依舊忍俊不禁，笑着和我說起這件事。
我聽過後，卻半點笑不起來。
憑多年的戰爭經驗，我已經察覺到，出兵朝鮮，將比八年抗戰與三年內戰還要殘酷。
部隊一到安東，馬上進入了臨戰狀態。
相對於一般人，我們這些在戰場上見慣了血腥與生死的老兵。已經很難有事情再能引起我們的注意，但有一件事，卻令我十分驚訝。
部隊下了一道命令，徹底消除「人民解放軍」的痕跡，摘下帽徽，取下胸章，抹掉裝備上的所有徽號，收繳部隊番號的印信。
這在中共軍隊的歷史上，實屬罕見。
那帽徽上的「八一」五星，胸章上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字樣，是新中國軍人的標記。每個士兵視若珍寶。
現在出國替別人打仗，他娘的會隨時犧牲不說，連自己部隊的標記都沒有，這是打的哪門子的仗。
許多戰士想不通，我也想不通。
可軍令如山，罵歸罵，命令還得執行。我索性瞞過軍政治部的首長，冒着受紀律處分的危險，私自帶上了七把刻刀和兩塊刻板，準備刻版畫。
11月4日，部隊到達了鴨綠江邊的安東，剛準備進入朝鮮，發現東線山區有美軍向北推進，部隊又奉命撤回，轉到吉林的邊境臨江。
就這樣，27軍的79師後衛變前鋒，我跟隨79師跨過鴨綠江上的一座水泥大橋，第二次進入朝鮮，去對付東線北進的美軍。
部隊冒着風雪，經過一夜的急行軍，於黎明前到達了朝鮮的中江鎮。
中江鎮是一個群山環抱的大村子，坐落在南北走向的公路邊。這裡是北朝鮮最冷的地方，氣溫最低達零下43度。
但志願軍的到來，讓在冰冷中沉睡的村莊沸騰了。
一聽說我們要去前方打侵略的美軍，男女老少個個喜笑顏開，熱情幫助部隊搬東西，騰房子，燒開水，烤棉鞋，唱歌跳舞地歡迎志願軍。
天放亮後，為了防備美機空襲，部隊吃過早飯一律到村邊山上隱蔽休息。
我所在的237團3營7連指導員非常關心我，說我是隨軍記者，見多識廣，是在村里繼續休息，還是去山上隱蔽，可以由我自己定。
我覺得部隊第一天秘密入朝，離東線的敵人還遠着呢，美軍的飛機也不一定來。於是，決定先在房東的熱炕頭睡一覺，再到山上去隱蔽。
正當我酣睡之際，屋外傳來房東大娘一陣驚恐的呼喊聲：「旁空！旁空！扁機瓦掃，扁機瓦掃，帕里帕里卡！。」
入朝前，政治部朝鮮日常用語培訓抓得緊，所以我聽得懂房東大娘的喊聲：「防空！防空！飛機來了，飛機來了，趕快跑啊！」
我深知美機的猖獗與厲害，急忙跳下土炕，顧不得拿背包和大衣，提着手槍就往外跑。
趁着美機轉彎之機，我一口氣跑出了村莊，在積雪的河灘上匍匐前進，鑽進兩堆灌木叢中後，我累得一動不動，已經沒有力氣再跑了。
我仰望天空，慶幸自己逃出了轟炸圈。不料，一架美機朝我俯衝下來，它一抬屁股，幾發炮彈帶着刺耳的聲音就下來了。
美軍的飛機為了製造恐怖，特地在炸彈上安裝了風哨子，炸彈一出彈倉，「嗚嗚」的刺耳聲響徹天空。
我懂防空知識，落在遠處的炸彈是長的，落在近處的炸彈是圓的。經驗告訴我，其中一發炮彈會落在我的南側。
跑是來不及了，我立即向北打了一個滾兒，臉面朝下，閉上眼，張大嘴。
心想，該死該活就這麼着了。
一聲山崩地裂般的巨響過後，我隨即被沙土活埋了，只覺憋得喘不過氣來。等奮力從沙土裡抬起身來，才知道毫髮未損。
我擦掉臉上的沙土，發現身邊一米多處被炸成了一個巨大的深坑。如果不打那個滾兒，我的命就丟在河灘上了。
敵機飛走了，整個中江鎮都在燃燒。我突然想起刻刀和刻板還在屋中。我不顧一切，急忙向鎮中跑去。
路上正好碰上了七連通訊員小劉。他剛才去房東家沒發現我，便帶着我的東西出來找我。
謝天謝地，認識我的人都知道這堆破木頭板子就是我的命根子，看着它們落了單，自然要來找我。
沒想到找我這一趟，反倒救了他的命。
原來早飯後，指導員再三交代他要保護好我的安全，接着就和連長到鎮北面營部開會去了。
我一聽頓覺凶多吉少，立即同小劉向鎮北煙火瀰漫的營部住處奔去。
天哪，災難的慘狀比我想象的還要嚴重。
營部的住房已成了廢墟，來三營營部開會的各連連長和指導員，加上營部的領導和通訊員，總共20多人，除教導員負重傷被搶救出來外，其餘全部壯烈犧牲，而且都被燒得面目全非。
小劉衝進還在燃燒的木屋，在慘不忍睹的死人堆里找到自己的指導員，跪在雪地里嚎啕大哭。說自己沒有保護好指導員，還不如死了算了。
「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說的就是這樣的場景吧。
這時的中江鎮裡已不見人影，昨天大家還在一起熱鬧的地方，轉眼就被大火燒成一片廢墟。
當時大家的心情完全一樣，恨不得幾步跨入陣地，與美國鬼子對打廝殺，為犧牲的戰友報仇雪恨。
掩埋了犧牲的戰士，在冰天雪地里，部隊又開始了夜行軍。
27軍預設的陣地在長津湖一帶。
我跟隨7連進入東部的狼牙山脈後，雪更大了，風更狂了，酷冷達到了滴水成冰的程度。
在冷得渾身顫抖的時候，還得靠吃冰雪解渴。
路上每個人都成了雪人，渾身上下白花花的，連眉毛鬍子上也結了冰凌。
我很幸運入朝前發齊了棉裝，可有些戰士倉促入朝，未來得及領齊棉帽、棉鞋和棉手套，行軍中吃了大苦頭。
236團2營6連的許多戰士腳上穿的還是力士膠鞋，由於急行軍兩腳有熱氣，開始雪花落在鞋面上化成水，繼而又結成了冰，最後雙腳、襪子和鞋凍在一起，走起來「嘎嘎」作響。
腳麵皮膚皴裂後，鮮血再順着冰碴縫隙往外滲，直到第二天拂曉宿營，才看到膠鞋上有一片淡紅色的花紋。
行軍途中休息，一個江蘇籍的戰士累得站在冰凍的路上沒動地兒，結果力士鞋就與冰雪地面凍在一起。
待開始行軍，他用力一抬雙腳，鞋幫與鞋底分了家。還沒有一分鐘，襪子與地面又凍在一起，他再一抬腳，襪子也凍在地上了，露出了兩隻光腳板。
一位四川籍老兵，鬍子上結了冰凌，他嫌冰凌礙事，用手往下一捋，竟連鬍子帶皮全扯了下來，痛得「嗷嗷」直叫。
炮兵16團2營的一個炮兵，出發前習慣性地去摸摸迫擊炮身，手掌瞬間被粘去了一層皮，當時他還覺不出來，停了一會兒才疼得齜牙咧嘴。
但雪天裡，部隊無法一直行軍，還要休息。
所謂休息，也別提什麼軍用帳篷和借宿的民房，只能雪山露營，這對物資稀缺的志願軍部隊來說，是一項極大的挑戰。
當時，每人只有一床薄棉被，一床小棉褥子，一件棉大衣，還有一塊方雨布，根本經受不住高山嚴寒的侵襲。
第一次露天宿營，隨軍攝影記者史雲問我怎麼睡，我對他講，打通腿，睡一個被窩。
我們在避風的雪地上挖出一條雪槽，墊樹枝樹葉，鋪上雨布和褥子，倆人頭靠着腳，背靠着腿，屁股貼屁股，再蓋上兩床被子和另一塊雨布，最後用各自的大衣蒙住頭。
我入朝後的第一幅木刻作品叫《露營》，裡面刻畫了兩位冰天雪地里宿營的志願軍，一個說的是我，另一個說的是史雲。
開始，還能聽到風雪的呼嘯聲，不一會兒就進入了夢鄉，仿佛全身都進入了冬眠狀態，直到有人喊集合了才醒來。
如果沒有集合聲，很多人就會這麼一直睡下去，永遠醒不過來了。
除了步兵，最苦的要屬配合27軍作戰的炮兵16團。
對他們來說，馬命比人命金貴。
炮團運炮全憑戰馬，榴彈炮用10—15匹馬拉，野炮用6—8匹馬拉。若失去了戰馬，大炮寸步難行，所以炮團的戰士把戰馬看得比自己還要緊。
一天夜裡，炮團剛爬上一個山頂，天就亮了，為防美機空襲，只好在樹木稀少的山頂露營。
戰馬休息也需要偽裝和保暖，戰士們找來松樹枝葉搭在戰馬的身上，可是戰馬覺得不舒服，一會就把松樹枝葉抖摟掉了。
無奈，戰士們只好把自己的棉大衣反過來披在戰馬的身上，再拆下自己棉被的白布里，將棉大衣綁在戰馬的身上。
結果，這次高山露營，戰馬安然無恙，但卻凍傷了100多名戰士。
部隊繼續晝宿夜行。一天夜裡，7連剛要過一座橋，卻被炮團的炮車擋住了去路。
我走向前一看，一門10匹戰馬拉的榴彈炮停在那裡沒法動彈。原來一匹棗紅馬的前蹄陷進了橋縫，大炮進不得也退不得。
奔赴長津湖，十萬火急。唯一的辦法是將這匹戰馬槍斃，再換一匹備用戰馬。
而炮兵視戰馬為「無聲的戰友」，怎麼也不忍心朝戰馬開槍，只好請步兵開槍。
步兵不管這一套，一位班長拔槍就要打。這時，旁邊幾名炮團戰士衝過來，護着戰馬的頭對步兵說：「戰馬也是人，你有能耐，朝老子開槍。」
步兵班長得令在先，也是不依不饒：「你以為老子不敢哪，你若貽誤軍情，和這匹馬一樣，照樣槍斃。」
眼見炮兵和步兵要打起來了，炮團的值日軍官——宣傳股長叫張采正，趕緊上前呵退了炮兵戰士。
一聲槍響，戰馬倒地斃命，炮團的戰士們哭了。
一個高個子大臉盤的炮兵抱着戰馬的脖子，邊流淚邊自語道：「我們一起南征北戰好幾年，可來朝鮮還沒打一仗，你就犧牲了。」
行軍中的炮兵部隊，戰馬拉大炮
團宣傳股長張采正是我的中學同學。入朝後，他帶工作組下到炮團2營，這匹被槍斃的戰馬就是炮團2營的。
行軍路上，張采正曾經告訴我炮兵部隊有個傳統，即便再餓也不吃自己的戰馬。炮兵的生活更是比戰馬還苦，自己挨餓也不能讓戰馬挨餓。
有個戰士實在餓極了，偷吃了幾顆餵戰馬的生黃豆粒，不但吃壞了肚子，還按規定受到了紀律處分。
如今斃命的戰馬剛被移走，幾名步兵就拿着刀要來砍馬肉，那幾名炮兵護住戰馬的屍身不許砍，哭着大罵：「他媽的，你們步兵心太黑了，讓狗叼走了，啊？」
憤怒的炮兵趕走了步兵，然後用雪把戰馬埋了，齊刷刷敬過軍禮後，才含着淚離開。
沒想到等炮兵走遠後，步兵又把戰馬扒出來，嘁哩喀喳，一會兒的功夫，那匹肥壯的戰馬只剩了一堆骨頭架子。
我愣愣地站在一邊，看着眼前的一切，心在流淚。這場戰爭，讓人心變得無情，又十分的脆弱。
我能做的，就是把這些心碎的場面如實記錄下來。
很少有人知道，我這個年齡的人，當初的理想是什麼？
我是山東文登人，那裡歷史悠久，鄉人更是以愛讀書、有學問出名。
抗戰爆發後，文登最先拿起武器抗擊日寇的，也是一些讀書人。
我初一的一天夜裡，在一名地下黨的帶領下，晝宿夜行，穿過數道日偽封鎖線，輾轉到了棲霞北部山區的膠東抗大，成了一名八路軍戰士。
這一年，我剛滿18歲。
中國人要想過上好日子，必須將日本鬼子打出去。
可是抗大畢業後，一紙調令，我成了宣傳隊的一名文藝兵。我一心一意想上前線殺日寇，心裡一百個不情願，可我只有服從命令。
原來，膠東抗大剛成立了宣傳隊，急缺文藝骨幹。我有文化、會畫畫，還能拉一手好胡琴，宣傳隊選人時第一個就選中了我。
來宣傳隊前，部隊首長交給我的任務是「以文為槍」。當時，宣傳隊只有十幾個人，雖然都有些愛好，但要排演文藝節目實在困難。
我一天到晚琢磨着「以文為槍」這句話，受當地皮影戲啟發，我想到了嘗試製作起了「土電影」。
一天晚上，我找來一個放大鏡，固定在硬紙殼上，再用煤油燈光照射，室內牆上立馬映出了玻璃幻燈片。
在抗大修械所工程師的幫助下，經過反覆試驗，最終製成了以汽燈為光源的鐵製幻燈機。
後來，我又對幻燈機進行了改進，研究出了同時放映一靜一動兩幅幻燈片的方法，讓十分寶貴的抗戰照片和我畫的美術畫成了會動的「土電影」。
這個「土電影」，在膠東抗日根據地是首創。
抗戰期間，我雖然沒當成殺敵英雄，但憑自己發明的「土電影」，當選為屈指可數的膠東抗大模範工作者。
1945年8月，日寇投降後，膠東抗大宣傳隊奉命調入華野9縱文工團，我的任務仍然是搞「土電影」。
因為要搜集製作「土電影」的素材，我經常要深入作戰前線，時間久了，心裡萌生了一個念頭，我要能當上一名戰地記者該有多好！
1950年10月初，憑着我寫的一篇戰地新聞，我被調到27軍《勝利報》報社。
這時，27軍已經自江浙一帶北上山東津浦鐵路沿線集結，隨時準備參加抗美援朝，我成了一名副其實的戰地記者。
但直到見識過戰爭的殘酷，我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麼。
如果現在再問我，我的回答會更簡單：「打完仗，過太平日子，能吃上飽飯。」
這是那個年代所有人的夢想。打日本鬼子是這樣，三年內戰和抗美援朝也是這樣。
部隊的戰士絕大多數是農民，想法很樸素，也很真實。
部隊除了打仗，吃穿也是少不了的。可在朝鮮，打仗難，吃穿更難。
起初，先頭部隊入朝，當地老百姓殺豬宰雞，撈大米乾飯，有的還拿出高麗參和黃酒招待志願軍，但到後來，連朝鮮人不稀罕的土豆也稀缺了。
兵馬未動，糧草先行。美軍更懂得這個道理，它的飛機專門轟炸運輸部隊的火車和汽車。
27軍僅有的15輛汽車，入朝的第一天就報廢了12輛，剩下的3輛也沒有按時到達預定位置，幾萬人的後勤運輸線一時被完全切斷了。
這時，飢餓難耐的戰士到了宿營地，以連、排為單位自行到附近村里尋找食物。
只要找到能吃的東西，留下署名部隊代號的紙條，什麼都拿，能拿多少拿多少，顧不上「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了。
一天早晨，部隊在一個山村宿營。為了跟當地人學朝鮮話，我帶上手槍獨自進了村里。
可家家戶戶「空舍清野」，不用說吃的，連個人影也不見。我接連進了幾戶人家，都是房門緊閉。
突然，聽到不遠處有志願軍在爭吵，走過去才明白，原來7連司務長發現菜園地窖里有土豆，便通知各排來領土豆。
來領土豆的人中，有一位分管連隊群眾紀律的同志，他見老鄉不在家，堅決不同意。
這位戰士的理由很充分：「我們志願出兵，朝鮮的一草一木都不能動，隨便拿人家的土豆，這是違反群眾紀律。」
另一位戰士不服氣：「你拿紀律當飯吃啊，吃飽了肚子好去打美國鬼子，打敗美國鬼子是最要緊的紀律。否則，我們來遭這個罪幹啥？你說來這鬼地方幹啥？」
事務長見我來了，就把難題拋給了我：「你是軍部的記者，這兒就你最有文化，你來決定吧。」
起初，我也是猶豫，可面對飢餓難耐的戰士我猶豫不得。
我對那位分管群眾紀律的戰士說：「現在讓大家吃飽肚子是頭等大事，土豆可以拿走，但要給老鄉留下借條。」
部隊離開之前，文書在一塊木板上寫下了部隊的代號和拿走土豆的數量與日期，牢牢地插在了土豆窖子上。
戰爭奪走了人們的理智和氣節，面對飢餓，人們甚至會變得比野獸還瘋狂。
經過十幾天的長途跋涉，27軍終於出其不意地到達長津湖畔的預定作戰地區，將美軍的7師31加強步兵團死死圍住了。
這支隊伍是美國陸軍最精銳的部隊之一。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曾因成功攻入俄國西伯利亞，被時任的美國總統授予「北極熊團」稱號，並親自授予「北極熊」旗。
長津湖地區是朝鮮北部最為苦寒的地區，海拔在1000至2000米之間，林木茂密，道路狹小，人煙稀少，夜間最低溫度接近攝氏零下40度，當年又是50年不遇的嚴冬。
志願軍士兵穿着的都是華東溫帶的冬季服裝，團以上幹部的棉衣還沒有發放。
11月27日夜間，長津湖戰役打響。打到第三天的29日，傷亡嚴重的27軍停止了攻擊。
當天夜裡，我冒着鵝毛大雪走了10多里夜路，循着電話線，好不容易找到了27軍陣前指揮所。
軍前指設在半山坡上的一棟草屋裡，除了一位值班參謀和兩位哨兵外，其餘的人都在屋裡睡覺。滿屋都是沉沉的呼嚕聲，一副好幾年都沒睡覺的樣子。
裡面的人已經3天3夜沒合眼了，草屋裡外兩間火炕上，躺着軍長彭德清、政委劉浩天和各個部門首長，以及參謀警衛和房東老鄉30多人，人擠得像是沙丁魚罐頭。
借着昏暗的馬燈，我費了好大勁才擠進一隻腳，可引來一位朝鮮小女孩煩躁的喊叫聲。小女孩一喊，我的睡意沒了。
我來到外間和值班參謀聊天。我問對方為啥指揮所這麼安靜。
值班參謀面色慘澹，告訴我部隊凍傷過萬，凍死上千，攻擊傷亡也很大，而且彈快盡糧已絕，只有原地休整後，到30日夜間才能繼續發起進攻。
為了獲取第一手陣前情報，我又問值班參謀，哪個部隊打的最慘烈。他讓我去找駐紮在內洞峙和新興里的80師。
草屋外面有個餵牲口的草棚子，棚子底下有個大草筐，我鑽進草筐里迷瞪了一個多小時，天剛亮就啟程去了80師在內洞峙、新興里的陣地。
在80師，我走了幾個陣地，每到一個地方心就咯噔一下子。眼前活生生的景象告訴我，英勇的27軍已經無力再戰了，部隊根本打不動了。
陣地上的戰士們餓的眼睛冒光，見美軍也停止了反擊，紛紛到莊稼地里扒開厚厚的積雪，尋找老百姓收割時落下的一些谷穗，撿到了的直接放進嘴裡嚼吞，撿不到的失望而歸。
我的老戰友戴慶奎的那個連隊，斷糧整整一周了。
部隊餓瘋了，為了保持戰鬥力，每天都要派人去搶回幾個美軍屍體，用刺刀割下美軍屍體腿肚子上的肉，再用火烤一烤，半生不熟的，閉上眼睛，胡亂咽下去了事。
戴慶奎還對我講過一件事，我至死都不會忘記。
連隊發起衝鋒前，有位戰士對連長說：「連長，我不怕死，你讓我吃頓飽飯吧！填飽了肚子，我好有勁去殺美國鬼子！」
剛烈的連長轉過身去，他哭了！因為他和戰士們一樣，也是幾天沒吃東西了。
戴慶奎已經去世多年，但這位和連長要食物的戰士名字，我至今沒有查到，是犧牲還是健在，已經不得而知了。
長津湖戰役期間，部隊一直靠繳獲敵人的食品生存，啃樹皮吞棉花的也有，直到占領了咸興後，才送來了炒麵和牛肉乾。
炒麵只夠吃一頓，牛肉乾每人一小包。那牛肉乾是寶貝啊，這是入朝一個多月來，第一次吃到祖國運來的肉食。
我捨不得吃啊，每次只含一小片，像吃糖塊一樣，用口水化着吃。
因為長期在一線陣地採訪，我的眼睛被美軍炮彈散發的氣體熏壞了。
去後方醫院治療也不見好轉，不僅疼痛流淚，夜裡也無法入眠，有時連稿子也看不清，再拖下去，恐怕會完全失明。部隊只好安排我回國治療。
第二天晚上，我乘軍後勤部的汽車到了鴨綠江邊。我跳下志願軍27軍後勤部的汽車，獨自一人走在大鐵橋上，沒人知道我在想些什麼。
我心裡想的不是出發時「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的戰歌。
我在想，那貓也不過九條命，我怎麼就活着回來了，我早該死了。
當時，我神魂不定，若不是橋上川流不息的汽車，我就栽進鴨綠江餵魚了。
站在大橋上，我瞭望南北，朝鮮這邊一片沉寂，對岸的祖國燈火輝煌。就這麼一江之隔，卻是兩個決然不同的世界。
回國後我被安排住進了野戰醫院，眼睛得到了徹底治療。
雖然我已遠離了朝鮮，遠離了戰場，可除了編稿子，過去種種仍舊在我心頭日夜縈繞，讓我無法安寧。
夜裡我常常無法入眠，經常需要服用安眠藥。
眼睛剛好，我就開始動手寫抗美援朝實錄，可寫了3萬字就打住了。
因為那個時候，你只能寫高大上的歌頌文字，鮮為人知又活生生的事不能寫，寫了也無處發表。
如果不能講真話，那還不如保持沉默。
一直到1995年，21萬字的《鴨綠江告訴你》才出版，我已經70歲了。
我在《鴨綠江告訴你》付梓之際的照片
雖然還有人想禁止這本書發行，但27軍政治部專家組對書檢查後，最後的結論是書很真實，在細節上沒有杜撰的地方，看後感人肺腑。
因為他們也是軍人，知道真實的戰爭就是這麼殘酷。
讓我沒想到是，這本書不但引發了國內的調查，還引起了國際的關注。
在南北朝鮮，最先關注我這本書的是韓國人趙紀貞。
趙紀貞是木浦大學的中文教授，他將《鴨綠江告訴你》翻譯成韓文，這是韓國出版的第一部中國反映朝鮮戰爭的書。
趙紀貞還力主韓國出版商，邀請我去韓國訪問。
1996年，接到邀請的我有些猶豫，因為我們曾是你死我活的敵人，況且我還是一名志願軍。
可去了一看，並不是那麼回事，對方待我很友好。
我問木浦大學的教授們，我曾是你們的敵人啊，為什麼還這麼歡迎我。
其中一位教授說，因為我尊重歷史，我寫的朝鮮戰爭非常真實，從來沒有人這麼寫朝鮮戰爭。
他們還邀請我去板門店的「三八線」參觀。站在「三八線」上，遙望着北部朝鮮，我百感交集。
我想起了那匹被槍殺的戰馬，想起了衝鋒前要吃頓飽飯的戰士，想起那個自殘後流血死去的「膽小鬼」，想起了那兩名姦污朝鮮姑娘被槍斃的「孬種敗類」……
我也想起了平生的第一個戀人，一位十分俊俏的朝鮮族姑娘。
那是1951年秋天，27軍結束第五次戰役後，奉命將金城防禦陣地交給67軍，轉移到元山的馬轉里休整。
我下連隊採訪時，借住在當地一家朝鮮老鄉的家裡。房東是金大爺，家裡除了金大娘，還有他們17歲的女兒。
那姑娘一身白裙子，臉上總是掛着甜甜的笑，一有空閒就給大家唱歌跳舞。熟悉了，我們就喊她「甜姑娘」。
「甜姑娘」原本住在裡間，為了讓我安靜寫東西，她就搬到了外間，和父母睡一起。
有一日，金大娘得了重感冒，苦於缺醫少藥，「甜姑娘」來找我。我讓文書買來一隻雞蛋，這在當時屬於稀缺品，然後用老家薑絲炒雞蛋發汗的土法，治好了金大娘的感冒。
有天上午，我將洗好的手絹晾曬在院子裡，下午取回來發現上面多了一行歪七扭八的字：「最可愛的人！」
我一看就知道是「甜姑娘」繡的，因為這五個漢字是我教給她的，這讓我心潮激盪。
我能感覺到，在我治好了金大娘之後，「甜姑娘」似乎對我動了心，待我更好了。
她是我入朝後見到的最漂亮的一位朝鮮姑娘。
她身高一米六的樣子，體型很勻稱，烏黑的短髮，面色像金達萊花一樣，白裡透紅，一雙大眼睛，一對小酒窩。
我看在眼裡，只覺無可挑剔。
當時的朝鮮有「四多一少」，老人多，小孩多，年輕媳婦和姑娘多，青壯年男人少，他們都上了前線。
當時，朝鮮姑娘追求愛情大膽潑辣，這或許是一個因素。
可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那麼多優秀的志願軍官兵，「甜姑娘」單單喜歡我，說明她有自己的愛情思量。
可我身處戰場，說不定今兒活明兒死，不說一線戰士，光27軍部的戰地記者就已經犧牲了三位。
但即便是幸運活下來，部隊有鐵的紀律，國家也有政策規定，光明正大地和一位朝鮮姑娘結婚，難上加難。
如果雙方不結婚，那叫玩弄女性，絕沒有好下場。
我決定把這份感情埋在心底，可「甜姑娘」卻「埋」不住了。
我離開金家的前一天晚上，依舊寫稿子到深夜，鑽進被窩後煩躁的不行，「甜姑娘」知道我為期兩周的連隊採訪就要結束了，她把火炕燒得「滾燙」。
翻來覆去之際，「甜姑娘」輕輕推門進來了。這是我下連隊熄燈後，她第一次進我的房間。
她站在炕邊，不說一句話。
我趕緊坐起來點上松油燈，一看她已經脫去了外衣，只穿着細線背心和短褲，身體幾乎裸露在我的眼前。
明擺着，這是要以身相許。
一瞬間，我像被一股電流擊打過，整個身體火燒火燎，後背開始冒汗。
那時我25歲，正值壯年，心上人以身相許，我怎能不動心。可我不能娶人家，就不能玷污人家的清白。
我咽了一口唾沫，下炕給她披上了自己的軍大衣，勸了好半天，將她送出了房間。
「甜姑娘」到了外間，我聽見她低低的哭聲，我又何嘗不是心碎。
第二天早上，我去連隊伙房吃過早飯就要回軍部了。回來告別時，金大爺、金大娘依舊待我很熱情。
金大娘拉着我的手說，她的兒子在朝鮮人民軍里當班長，第四次戰役剛開始就犧牲了，她是真心希望我能做她們家的兒子。
我流淚了，感動的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在27軍犧牲的三名戰地記者中，我與王志中最要好，得知他犧牲時，我也沒有流淚，心裡只有仇恨。
可在遠離戰場的後方，我卻被金大爺一家感動得一塌糊塗。
「甜姑娘」沒有出來送我，但透過木窗欞子的薄紙，我分明看到她在坐在窗前的身影。
自朝鮮戰場歸來的戰友們，記得最清、說得最多的是長津湖、「三八線」和上甘嶺，但我心裡比別人多了一個地方。
這個地方就是北朝鮮元山的馬轉里，這裡有個女孩叫「甜姑娘」。
人的初戀刻骨銘心，一生也不會忘記。我今年94歲了，只要一想起抗美援朝，就自然會想起這位「甜姑娘」。
當年長津湖畔餓死我那麼多兄弟，就是想讓「甜姑娘們」都能過上太平日子。
可惜，70年過去了，「甜姑娘們」還是沒吃飽飯。
這篇稿件在【真實戰爭故事】發布時，曾因標題「戰士吃美軍屍體」太殘酷受到質疑。
其實在孫佑傑的書出版之初，因為這個細節，直接導致書被舉報，還要接受「地毯式」清查。
但27軍組成的專家組對書逐字審查後，最終得出結論：真實感人。只有血肉橫飛的真相和一條條消逝的生命，才能讓人銘記戰爭的殘酷。
轉身避而不見，只會讓人低估了這份殘酷，輕視了烈士的付出。
這也是我將這篇故事轉發到天才，帶給你們的原因。
就像孫佑傑老人的那句格言：「如果你沒法阻止戰爭，那你就把戰爭的真相告訴世界。」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原文已被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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