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晝工作室｜烏克蘭地下生存日記

哈爾科夫K大學的宿舍樓，地下室還是土坯房，沒有電，四五十名學生躲在裡面，靠着手機屏幕的光辨認彼此。有人把毛毯鋪在紙箱搭的床上睡覺，搶不到地方的就蜷在椅子上睡。沒有充電的地方，多數人玩一會手機就關掉省電，沒什麼人說話。裝甲車在頭頂開過，砂土撲簌撲簌地掉下來。

這是留學生何熙語防空洞記憶中的一幀。每過一天，洞裡手機的光亮就少幾點，學生陸續走掉了，漸漸只剩下十幾個人。有人說屯了食水，宿舍有網有電，沒必要走，出去才更危險；有人說外面炮火太激烈，再觀望一下局勢。

何熙語心裡沒底，她剛到烏克蘭才三個月，今年22歲，還不太會說俄語，同一批留學的朋友一共9人，8人都去了首都基輔，只有自己到了哈爾科夫——烏克蘭離戰火最近的城市之一。炮聲響起的早晨，她想上街買食物和水，又被連續的炮聲和空襲警報嚇了回來。猶豫到中午，一個人去了超市排隊。

人群一片靜默，戰鬥機不時從頭頂轟然飛過。排了3個小時，何熙語只搶到了一些意大利麵、幾袋米、一顆白菜。因為切爾諾貝利的「核輻射殘留問題」，烏克蘭的自來水不能飲用，她又拎了兩桶5升的礦泉水回家。囤好物資，何熙語過上了「兩點一線」的生活，每天在學校宿舍和負一層地下室——也就是她的「防空洞」間垂直移動。

在我接觸的近20名中國留學生中，很多人回憶起躲在防空洞的日子，都覺得時間像是靜止了。白天到外面搶購，防空警報響起時藏在裡面，「乏味」「沒什麼可講的」是多數人的感覺。地面上千萬種不同的生活，在這裡坍縮成生存——水、電、網、食物、乾淨、保暖、睡眠，在一些地方顯得珍稀可貴。

記憶最深的是，大家各自在黑暗中刷着手機，他們更在乎手機里的世界：交火地點、實時戰報、避險警告、逃生攻略，雜亂的信息流里藏着戰時的「生機」。在防空洞還有一件重要的事，制定逃亡路線。俄烏交火以來，據烏克蘭官方數據，7天內約有2000名平民喪生，截至3月17日，已有超300萬難民離開故土。

戰火降臨的時刻，留學生們躲進唯一有安全保證的防空洞，又想盡一切辦法，從那裡走出來。

二月炮火

進入地下躲避炮火，是戰火中心城市居民的共同記憶，真正感到炮火威脅生命時，人們並沒有太多選擇。

「打仗了，快起來」，2月24日早上5點，張鴻被女室友尖銳的喊聲吵醒時，他才睡了2個小時。前一天他跟研究生導師約定好，28日一起討論物理實驗項目，他準備了一瓶伏特加，計劃見面時送給老師，那晚他學習到凌晨3點。

他所在的哈爾科夫郊區，離局勢緊張的俄烏邊境只有約10公里遠，一直有要打仗的傳言，張鴻以為室友在開玩笑。但一陣夏日雨前悶雷般的炮火聲驅散了睡意，張鴻徹底醒了。

室友都起來了，有人提議去防空洞避險。此時炮火聲已經停了，天微微發亮，居民區恢復了平日的靜謐。他們想去的「防空洞」就是地鐵站，走過去要十幾分鐘，天氣很冷，張鴻磨蹭着懶得動彈，說先吃個早飯吧——他不想離開溫暖的別墅，跑去除了安全「一無是處」的地下空間。

炮火一陣一陣地響，大概每小時會有一輪，在遠處悶悶地「嘣」上七八聲就停了，像腹部的陣痛一樣，不發作時好像無事發生。後來對炮聲「免疫」了，張鴻乾脆不出門，在電腦桌前打起了遊戲。正開着麥跟國內的好友對戰，外面響起了一輪炮聲，張鴻說，「你們聽外面熱鬧不，在打仗呢」。

他沒忘記把跟導師的約見，改成線上討論實驗項目，然後他拍了那瓶伏特加的照片發給導師。

這種淡定一直持續到2月28日，做晚飯的時候，他從小別墅二樓的窗戶望出去，天空一片淡黃色的光，炮聲更近，像是在身邊炸開，另一個方向傳來衝鋒鎗還擊的聲音。過了幾分鐘，手機刷到了新聞，交火處就在直線距離5公里左右的地方。張鴻縮進防空洞躲了整整一天。

在哈爾科夫，另一名留學生孫柏然開戰第一天就躲到了地下——和幾百名同學在宿舍門口的地鐵站避險。地下有5-8米深，近千人席地而坐，一個不小心就可能踩到別人腦袋。幾個烏克蘭人帶了露營裝備，整個防空洞只有他們擁有桌椅。

孫柏然的「撤離書包」里有證件、藥品、衣服、現金、水以及6個即開即食的肉罐頭，足夠生存3-5天，但比起旁邊一位烏克蘭謝頂大叔，他的裝備還是差遠了。孫柏然湊過去跟大叔搭訕，試背了人家厚實的大登山包，十分羨慕。

四五十個中國同學聚在靠出口的位置，基本都在玩手機，刷新聞。每當外面傳來炮擊的聲音，在地面上放風、抽煙的人就又回到5-8米深的地下，往地鐵站深處走。

500公里之外的烏克蘭首都同樣捲入了戰火。李睿是基輔大學的留學生，炮火聲中他等來了老師發的消息：照常上課。由於疫情嚴重，同學們已經上了一段時間網課。那天的課上到一半，一架戰鬥機轟鳴着從李睿家上空飛過。過了一會兒，一模一樣的聲音從課程直播視頻中傳來，同一架飛機飛過了老師家的窗戶。後面半堂課，老師講課的興致明顯受到了打擊，但沒有忘記布置作業。

李睿從小就是「軍迷」，從影像資料和遊戲裡對戰爭有一些了解。他分辨着窗外不同炮火的聲音，一種像過年時炸開的禮花，另一種像遠處有人在「打毛巾被」。據他分析，這是在搞「精確打擊」，不是無差別轟炸。於是李睿學了一句俄語，「Я китаец. Я не участвую в войне. Не делай мне больно.（我是中國人，不參與戰爭，請不要傷害我們）」——萬一有軍隊打上門，他感覺能派上用場。

早在今年1月，烏克蘭官方就發布了一份地圖，上面標註了5000餘個位於基輔各處的「防空洞」，有專門為戰時掩蔽修建的地下建築，日常會用到的地下停車場、地鐵站、地下室也可以用於緊急避險。紐約客報道，戰時的每日宵禁之後，有多達1.5萬人在基輔的地鐵站過夜。

一段廣為流傳的視頻里，在一間牆壁斑駁的地下室，聚集了幾十個避難的人。當一名烏克蘭女童用稚嫩清澈的嗓音，唱起動畫片《冰雪奇緣》中的歌曲《Let It Go》，所有人都停止了手中的動作，地下室里嬰孩的哭聲，至少在一首歌的時間裡停止了。

斷斷續續的炮火聲中，李睿開始寫作業。身邊很多比自己小的同學都逃進了防空洞，李睿留學前工作過兩年，他更相信自己的判斷——在地下被失控人群傷害的可能性，遠遠高於導彈「失去準頭」炸到自己家。

而防空警報拉響的時候，同在基輔的劉雅什麼都顧不上拿，直接從14層的出租屋往地下車庫沖。炮火聲讓她連續幾天都睡不好，車庫裡有個封閉的房間，沒有地方睡覺，只能坐着，但進去以後整個世界都安靜了。

兩個世界

激烈的交火逼近張鴻住所時，他不敢去地鐵站了，同學在那裡看到兩個持槍的人闖進來，不知是誰第一個開始跑，裡面的人都跟着跑，爭着衝上地面。

附近一個烏克蘭人同意收留張鴻和3個中國室友，進入自家別墅的地下室避險。那是一個還沒裝修好的毛坯房，大概三室一廳的結構，有七八十平米，每間屋拉了個布簾隔開，其中一間分給了中國人。裡面沒有電、沒暖氣、不通風，也沒有網絡，張鴻每次進出地下室，都要先跟父母報平安。

有的鄰居已經準備打「持久戰」，開始搬運氣墊床、應急燈、桌椅等。張鴻只有吃飯睡覺時回別墅，其他時間大多在地下室里度過。裡面有4位中國老人偶爾閒話家常、3個上幼兒園和小學的孩子開心地看動畫片。一個室友拿了本關於赫魯曉夫的歷史書去「洞裡」讀，張鴻帶的是編程書，「編程需要思考，就不會想太多戰爭的事」。

戰爭開始後，防空洞成為生活的第二空間。在米科拉夫的婦產醫院，空襲警報響起的時候，孕婦們就轉移到地下室改造的產房，媒體報道顯示，醫院裡的49名產婦，幾乎有一半在地下室分娩。

開戰時，烏克蘭每日還在新增大量新冠病例，防空洞裡人員密集，除了口罩，沒有其他防疫措施。有留學生為了避難進洞，卻感染了新冠，得不到治療，吃點感冒藥自己挨着，「健康」在這種時候被排在了「安全」之後。

因為害怕在混亂中遭遇襲擊，2月25日，孫柏然的「安全區」從地鐵站轉移到宿舍樓的地下室。那裡原本是學校的儲物間，存了很多厚床墊和枕頭，正好用來堵住窗戶，防止炸碎的玻璃傷人。地下室只有10平左右，十幾個人擠擠挨挨地坐着，想伸伸腿都不能。裡面只有一盞約15瓦的小燈，光線昏暗，空氣里都是潮濕發霉的味道。

進入地下空間，外界失序的喧囂反映在了手機里。進洞後第一件事，留學生們拉了個群。之後有任何細微的變動，都可能再拉個群，幾天下來，孫柏然的手機里多了三十幾個群——交火地點、實時戰報、避險警告、逃生攻略，瞬息萬變的局勢在手機的虛擬世界裡變成真假莫辨的消息，在不同的群里接力傳遞。

雜亂的信息流里藏着戰時的「生機」，每個人都生怕被落下。而防空洞內的生活還在勉強繼續。

每天快到入睡的時間，孫柏然就說想去一樓吃東西、想去寢室充電——這是留學生想回寢室睡覺找的藉口，在他之前已經有十餘個學生溜回去了，一個學生幹部模樣的嬌小烏克蘭女生，怕留學生出危險，不允許再有人離開。

孫柏然堅持回寢室拿衣服，她就冒着風險陪同上樓，之後再「押送」他回地下室。地面太冷了，孫柏然睡在與肩膀等寬的條凳上，兩隻胳膊沒有空間放，向着地面垂下來。

憑藉着俄語基礎，孫柏然要求當學校與中國留學生的溝通志願者，才獲准去一樓「工作」，偶爾溜回寢室也不會被發現。一樓擺着各種零食，冰箱裡還有主食，這些是烏克蘭同學們集資買的，誰都可以吃。

每頓飯每人大概能分到一碗肉湯，裡面放了土豆和胡蘿蔔塊，再加一片黑麵包。那幾天，孫柏然在一樓蹭吃蹭喝，儘量避免消耗自己的存糧。臨走時才把帶不走的物資拿出來分給大家，想要減輕心裡的愧疚。

哈爾科夫約200公里之外，在蘇梅國立農業大學讀書的楊彬，開戰以後和中國同學出去買過一次物資。路上見到了幾個烏克蘭士兵，有的年齡很小，有的看上去很老。他們穿着防彈衣，背着槍，身上都是土和血，其中一個臉上有傷。同學看了這個場景覺得心酸，也不知道士兵對外國人是友善還是排斥，他鼓起勇氣，上去送了一包煙。

這件事讓楊彬記憶深刻。吃飯、進洞、睡覺，在戰時幾乎構成了他的全部生活，留在回憶里的，反而是與外界為數不多的接觸。

平靜的日子沒過多久，學校附近炸響了一顆炮彈，震感像有人用拳頭砸玻璃。50多歲瘦瘦的烏克蘭宿管阿姨，沒有自己先跑，反而先上樓喊留學生進防空洞。學校有好幾個防空洞，其中一些彼此連通。楊彬入住的防空洞大概幾百平，擺滿了簡陋的彈簧床，鏽跡斑斑的暖氣管道裸露在外面。只有一個充電插口，大家就拿來很多插排，插排連着插排，電線堆了一地，很難理出線頭。

學校每天免費提供午餐和晚餐，儲備的糧食越來越少，食堂阿姨把生蛋用的近500隻雞殺了做飯，有中國學生幫忙一起拔了雞毛。外面的消息說，整個蘇梅已經被包圍，鐵路被炸無法通行。學生聯繫不到本地大巴車，偶爾還會斷網。「外面的救援進不來，裡面的人也出不去」，楊彬說。

像他這樣困在防空洞裡的蘇梅地區中國留學生，大約有130人。3月8日，他們乘坐中國駐烏使館協調的大巴，撤離了危險區域。

蘇梅和哈爾科夫均屬於炮火集中的「戰區」，也有一些留學生對戰爭的感知，停留在幾聲親歷的或只在傳聞中存在的炮火。

李睿住在基輔一個略偏僻的小區，鄰居在遙遠的炮火聲里遛狗，帶着小孩盪鞦韆。3月1日，他抵達使館撤離大巴的集合點，整個撤離過程，烏克蘭警察和持槍的民兵一路護送。大巴上40幾個中國留學生，穿得乾乾淨淨，身上「加拿大鵝」，腳踩AJ，手裡拿着新款iPhone，路上有說有笑。李睿說，「從沒見過這麼不像難民的難民」，撤離大巴就好像一列旅遊觀光車。

放大的細節

在烏克蘭北部城市切爾尼戈夫附近，搖滾「青年」黃大河41歲了，樣貌和聲音看上去只有二十五六。他就讀的大學200多年歷史了，教學樓下面就是蘇聯時期修建的防空洞，地下室分成許多個隔間，擺滿了廢舊家具，進來避險的大多是學生和附近居民，勉強能收拾出睡覺的地方。

只有一個房間堪稱「豪華」，裡面有洗手台、暖氣、電、床和電腦。幾個中國學生打算進去燒點水、充下電，一個廣西留學生排在最前，一看裡面都是老人和小孩，他轉身就走，不進去占位置了。黃大河很欣賞他，跟着也不進去了。

戰爭到來的時候，比起日常，人們更能留意到一些細節。黃大河有三個印度鄰居，其中一個大哥做飯只做自己的，一聽到防空警報自己背上包就跑，不跟任何人打招呼。那之後，黃大河和另外兩個印度同學相依為命。

他所在的防空洞條件雖然艱苦，氛圍卻不錯——手機隨便放在一邊充電，可以說是路不拾遺；年輕的烏克蘭大學生聊得火熱，就差「拉歌」了。開始打仗以後，超市就不賣酒了。印度小哥阿米爾掏出了2升珍藏的廉價啤酒，還找來了許多杯子，一群人在避難時舉杯，喝上了一頓終身難忘的大酒。

黃大河的學校所在的小城，只有約7萬人口。他畢業於迷笛音樂學校，去年又到烏克蘭學習心理學，計劃做「音樂療愈」。在防空洞裡，他拿出來一盒費列羅，身旁的印度朋友阿米爾掏出巧克力棒，兩人一起發給洞裡的小朋友。第二天回到地上吃飯時，食堂里很多面熟但沒說過話的學生，開始主動和他打招呼。

戰爭中有許多人與黃大河一樣，目睹了生活的另一面。3月4日，22歲的女孩何熙語宿舍樓下的防空洞關閉了，整棟樓只剩下她和另一個中國男生。

在K大學，之前跟她說打算留下的同學們，第二天早上拖着行李箱，匆忙地互相催趕。她抓住其中一個男生問：「我可以跟你們走嗎？」 對方說不行，包好了的車，沒有多餘的座位。

樓里的人越來越少，何熙語把寫着「闔家歡樂」的大紅對聯和窗花都撕了，在單人宿舍里不敢開燈，怕被發現有人居住。每天入夜以後，風平浪靜時呆在宿舍的黑暗裡，炮火猛烈時轉移到防空洞的黑暗裡。她最怕斷水、斷電、斷網的情況蔓延到學校來，失去與外界最後的微弱連接。

防空洞關閉後，何熙語逐個樓層找人，發現連垃圾都被清走了。在微信群里求助，群友問她，怎麼不早點說，當地中國商會的車免費接送撤離的學生，已經一整天了，剛剛截止。沒有人告訴過她這條信息。聽說當天也是最後一天「黃金通道」開放的日子，何熙語不敢單獨行動，她摸黑在宿舍里小聲哭。

她跟僅剩的那個男生不熟，僅加了微信。何熙語拜託他，「如果你要走，千萬帶上我，就剩我自己了」。那個男生跟其他同學之前說的話一樣：不打算走，留在宿舍最安全。

何熙語心一直懸着，偷偷去他門口看了一次，發現人還在裡面，覺得他人還不錯，至少做到了承諾，沒有拋下自己。

那天晚上，何熙語訂到了一輛出租車，第二天一早可以送她去火車站，又問了一次那個男生，他執意留下。她下定決心自己走。

上了火車，宿舍樓里最後留下的那個男生，發微信問了她這一路的行程，訂出租的電話、擠火車的攻略、撤離的方向……然後他自己出發了。何熙語若有所悟：「他可能把我當探路的了。」

3月2日下午6點的哈爾科夫的火車站，檢票婦人的嗓音粗野，大喊着「——只有女人、孩子和老人可以上車！」但是所有人都拼命往上擠。有人開了一槍，像是發令槍的聲音，現場從那時起才逐漸恢復秩序。

在火車站，孫柏然遇到了戰時唯一一次危險。他的包上有一面指甲蓋大小的俄國國旗，一個烏克蘭人發現了，抓住他問：你是不是「他們」的人？幸好偶遇了之前交談過的烏克蘭女士，她幫忙解圍說，「他是我們的朋友」。孫柏然重獲自由，立刻拿指甲刀把那面旗颳了下來。

戰爭將陌生人推到一起，友善或是戒備，暴露得更加赤裸直接。還住在防空洞的時候，一次外出買補給的路上，一些當地士兵的形象在孫柏然腦子裡打轉，那是他在網上看到的照片，其中幾張年輕的臉，他確信在現實里見過。他想起父親說過，自己的血型比較罕見，一百個人里只有一兩個，特殊時刻也許能派上用場。

他徒步走了3公里，找到了一個獻血站。裡面的工作人員見到他都很驚訝，沒在忙抽血、止血的人過來逐一和他握手。工作人員笑得很開心，解釋說，「按照法律，我們不能抽外國留學生的血」。臨走時，保安給了孫柏然一個擁抱。

火車來了，他找到自己的座位，4人的軟臥包廂裡面有8個人了。一個中年人很勉強地說：「都是同胞，你進來吧」，半晌又補了一句，「可我是花了大價錢買了票的。」意思是他找中介買的高價票，本應享受寬敞的包廂，結果擠進去一堆「蹭包廂的難民」。

不少烏克蘭男性上不了火車，把逃生機會留給婦女兒童，「這人卻在想着自己的寬敞包廂」——孫柏然心裡不舒服，掏出自己的票給他看，票面價格比「高價票」少了一倍，坐席卻相同。對方得知是被中介騙了，不再說話。

走出防空洞

出發撤離之前，搖滾「青年」黃大河掏出了所有存糧，雞腿肉、洋蔥、中國帶去的滷肉料、油和米，和印度朋友們連做三天「大菜」。他戰時的部分安全感，來源於充足的屯糧。戰火剛起的時候，他就衝到超市搶購，足夠吃一個月，而印度留學生阿米爾只買了兩袋米。

「原來最後是來吃我的」，黃大河笑罵他的印度朋友，幾天裡他們共同經歷了太多。一天晚上，他和阿米爾從防空洞上樓回宿舍，聽見平素兇巴巴的宿管阿姨邊打電話邊哭——原本住在學校的一個學生，開戰後回到了家鄉哈爾科夫，被炸死了。黃大河心想，宿管阿姨跟這個學生一定有非常深厚的感情。

阿姨看到了他們，流着淚擠出一個笑容，比了一個大拇指。黃大河衝過去擁抱了她，默默記下了她的姓名發音，Ekaterina，打算為她寫一首歌，歌名或許叫《不要哭泣》。

即便是在這個僅有7萬人的小城裡，學校也給教授們發了槍，裡面沒有子彈，主要用來提防趁火打劫的人。在食堂吃飯的時候，黃大河認出了其中一個物理學教授，戰前曾去過他家小聚，一群老頭老太太邊彈邊唱，那時教授拿槍的手拿着吉他，和黃大河還聊過共同喜歡的樂隊——平克·弗洛伊德。

3月7日，黃大河坐上撤往基輔火車站的包車，是輛幾乎全封閉的貨車，裡面只有一盞昏暗的小燈，以及門縫處透出來的一點光亮。加上小孩，裡面坐了大約20個人。一共150公里的車程，碰到10次停車檢查，扛着槍的士兵一次次打開車廂，核對一張寫滿烏克蘭語、類似「人道主義」通關證明的文件。

貨車駛入基輔市區，司機在一棟被導彈轟炸過的高樓處停下來，提醒外國學生可以下車拍照，發到網上，「讓世界看看這裡發生了什麼」。

基輔火車站的場面直追春運，每個站台都有持槍警察和士兵，只能看見每輛火車進站，搞不清楚是往哪裡開的。「趕不上車的話，那也是生命危險」，黃大河拎着一個大號行李箱橫穿兩三道鐵軌，枕木很高，每一步都要花大力氣，火車正慢速駛近，離他大約還有100米。他拼命跑，被好心人拉上站台時，火車已經開到近前了。

早在炮彈在學校附近爆炸的時候，黃大河就給表姐發了視頻，交代「自己那點遺產該怎麼弄」。他覺得死在戰火中這件事，聽上去挺特別，「人的一生多無聊啊，如果最終離開的方式與眾不同，也是一種搖滾」。可現在他不是孤身一人了。

困在防空洞裡的時候，黃大河掛念着國內7歲的兒子，給他錄視頻加油打氣：黃小河，因為疫情的關係，你這周不能回家了。你一定要好好上課，要堅強，不要哭。等爸爸回家，帶你去遊樂場蹦床。

終於來了一輛發往西部城市利沃夫的車，黃大河身邊的一個烏克蘭老頭，一邊親吻妻子、女兒一邊哭，把行李都交給她們，自己退到了後面，嘴裡喊着「只准婦女和小孩上車」。 

好不容易擠上了火車，黃大河驚喜地發現，只有110斤的印度小哥阿米爾和另一個鄰居、印度姑娘蘿絲，此時不愧為「最會擠火車的民族」，在幾乎無處下腳的車廂里，兩人一下子占了三個座位，阿米爾還有餘力擠到門口幫黃大河拿箱子。

火車上大部分都是女士和小孩，有的小朋友對近日發生的一切一無所知，樂呵呵地跟車上的二哈玩在一起；也有略懂些事的小女孩微微皺着眉，眼角掛着淚。

黃大河身邊的一對夫婦，帶了兩個兒子，小兒子患有小兒麻痹，看上去智力有些缺陷。近10個小時的長途旅程，漸漸大家都困了，妻子把頭靠在丈夫肩膀，小兒子睡在父母腿上，大兒子在旁邊玩耍。黃大河覺得溫暖，拍下了這個畫面。雖然是逃難，一家人整整齊齊的，都在一起。

孫柏然抵達摩爾多瓦與烏克蘭的邊境時，人們被分成4隊，平均一小時放過去50多人，他過邊境排了6小時隊。

隊伍里有位來自浙江的媽媽，推着嬰兒車，實在憋不住要去上廁所，委託孫柏然幫忙照看小孩。那位媽媽剛走，孩子就哭了起來。孫柏然嘗試去哄，當成年人壯碩的身型靠近寶寶時，他哭得更厲害了。孫柏然只好抱起孩子，行李箱也不管了，滿隊伍里找華人媽媽幫忙哄孩子。一位女士哄了幾分鐘，孩子很快就不哭了。

嬰兒車就在四五米遠的地方，孫柏然瞥見浙江媽媽回來了，正對着空空的嬰兒車發愣，趕緊過去把孩子還給她，那一瞬間，他感知到了一位母親的驚恐。

通關後換乘大巴，又開了6個小時，孫柏然抵達了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在酒店安頓好，他開始擔憂自己在烏克蘭的俄語老師達莉婭，她家在哈爾科夫的市中心，正是交火猛烈的位置之一。在這片普遍使用俄語的地區，達莉婭和母親曾經在同一所大學任教，後來校長跑了，學校破產，達莉婭也失去了「體面」的工作，只能接一些私教課，經濟情況一直不好。

達莉婭恰好也到了布加勒斯特，是被一個埃及學生帶出來的，學生幫她支付了逃難的所有費用。孫柏然打車過去探望老師，給她送去了300美金。聊起家鄉戰事可能還要持續很久，達莉婭的母親抽噎起來。

哈爾科夫的張鴻和他的三個室友靠給保安送錢，「走後門」上了火車，最終也抵達了羅馬尼亞。他讀的大學有着兩百多年歷史，一個學校群里的同學描述說，「在黑夜裡，天突然就亮了」——張鴻就讀的物理系宿舍樓，炸了。

張鴻的論文老師，物理系系主任最終沒能如約和他面談，也沒收到學生送的那瓶伏特加。張鴻擔憂戰爭過後，學校還在嗎？正常的學業生活還會回來嗎？導師說，「未來怎樣，誰也不知道。」

（為保護隱私，文中人物均為化名）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極晝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