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曉農：共產黨政權的改革宿命

反腐倡廉在中國是一句耳熟能詳的口號和政策。然而，很少有人認真地問一句，共產黨幹部自稱大公無私的「先鋒隊」,為什麼共產黨國家幹部的貪腐從來都屢禁不止，而提倡共產黨幹部保持清廉，卻比民主國家難得多呢？事實上，共產黨幹部的貪婪和虛偽證明，共產黨政權本來就建立在自欺欺人的基礎之上，而反腐倡廉則是一個共產黨幹部永遠掛在嘴上、卻難以兌現的宣傳。中共推行經濟改革四十五年，最後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三個悖論，即官場悖論、改革悖論和打貪悖論。現在中國政權面臨的局面，已經不是經濟改革能不能推進的問題了，而是中共再也跳不出官場悖論、改革悖論和打貪悖論的怪圈。

一、共產黨幹部多半是貪腐「先鋒隊」

習近平經常「教導」中共的各級幹部，要「不忘初心」。初心者，入黨誓詞也。中共的入黨誓詞中，有「擁護黨的綱領，遵守黨的章程，履行黨員義務，執行黨的決定，嚴守黨的紀律」之語。事實上，共產黨政權的制度特徵顯示，這些誓詞的內容是相互矛盾的。比如，「執行黨的決定」和「嚴守黨的紀律」，就是對立的。

中共黨章第二條寫明，「共產黨員不得謀求任何私利和特權」，這是黨紀；而中共從延安時代開始，卻明確規定了各級幹部的「待遇」，直到今天。「幹部待遇」這種特權的分配，不都是「黨的決定」嗎？中共多少代的各級幹部，發生過公開反對這種特權制度的故事嗎，從未聽聞。

其實，共產黨的幹部謀求私利和特權，本來就是共產黨政權的特徵，其黨內諸人無不知曉；反對者即反對「黨的決定」，「反黨」也。當年在延安批評共產黨幹部特權制度的王實味，不就被共產黨砍頭了嗎？

延安時代的「幹部待遇」和特權，建立在南泥灣種販鴉片的經濟基礎之上；改革開放之後，「幹部待遇」和特權就建立在共產黨資本主義這種制度之上了。即使有少數幹部不貪不腐，或者屬於「九品」之外的「未入流」，不易貪腐，他們也從來不曾按照黨章第二條的要求，反對過黨規定的幹部特權。這就是共產黨幹部的虛偽人性。

中共制度史上最大的一次鼓勵貪腐政策，就是九十年代後期開始的國企「改制」，上千萬國企員工下崗，而幾十萬共產黨的經濟管理幹部，則受政策的鼓勵和保護，搖身一變成了共產黨資本家。因此，稱共產黨幹部多半是貪腐「先鋒隊」，並不過分。

二、反腐倡廉背後的第一個悖論：官場悖論

抓貪官是習近平上任以後的目標，他在高層權力鬥爭中鞏固並擴大權力，用的是以貪腐問罪政敵的手法。為什麼習近平不像江澤民、胡錦濤那樣，對腐敗只蜻蜓點水，不出重手，而是不斷地整肅官場，造成官員人人自危？

實際上，習近平抓貪官而屢抓不盡，是因為反腐倡廉在共產黨國家乃是虛應故事，真正影響共產黨政權壽命的，是共產黨的「官場悖論」。所謂的「官場悖論」就是，官員的為官動力乃是特權和貪腐，但官員們貪腐的結果，卻從整體上撼動共產黨政權的存續。

從歷史上看，中共官員並不是從建立政權開始就人人敢貪腐的。共產黨幹部為政，並非民選，而是上選。他們為官圖什麼？表面上是權力，但並非每個官都能升遷，所以升遷並非當官的唯一動機，貪腐則是不言而喻的重要動力。

中共建立政權後，官員們的仕途經歷過幾個階段。一開始，官員們都是初次管理一個地區或一個部門，還需要熟悉情形，因此的確不太肆無忌憚。不過，那時照樣也有貪官，還曾被槍斃過幾個。

然後，整個50年代到70年代，政治運動持續不斷，官場不斷有派系整肅，因為毛澤東要建立個人獨裁。所以，在這個階段，官員基本上忙於執行上級任務，要站好隊，不被上面的權力鬥爭牽進去。然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大部分官員被罷官了，自身難保，就談不上特權和貪腐了；但文革中在地方掌權的軍隊幹部和造反派幹部，他們的貪腐行為並不少見，只是無人揭露批判而已。

改革開放以後，從1978年到1988年，經濟改革一直在計劃經濟的鳥籠里實行，大規模貪腐的機會不是很多。80年代改革初期曾出現了「官倒」，即有權勢的官員勾結幹部子弟，倒賣緊俏物資的計劃指標，從中牟利。這是貪腐活動的「試水期」。

真正的貪腐合法化是朱鎔基開啟的。1997年朱鎔基為了救銀行，也為了加入WTO，打開了貪腐的大門。在國企私有化（即「改制」）的過程中，官員們發現，原來現在中央允許腐敗了，從此就格外地膽大妄為。由於這件事屬於政治禁區，所以中國現在幾乎沒人敢公開談論其中的奧秘。

到了習近平上任幾年後，中國的貪官們紛紛把撈來的財產轉移境外，造成2015年和2016年間外匯儲備減少一萬億美元，終於暴露出了「官場悖論」的後一個層面，即貪腐的共產黨幹部集體撼動了共產黨政權的存續。

三、共產黨國家兩條改革路徑的相反結果

西方學術界和非政府組織一直有一種非常幼稚的說法，以為共產黨政權實行經濟改革以後，中產階級要民主化，然後就會發生民主化浪潮。這種想法源自上個世紀五十年代西方社會科學界一度流行的現代化理論。這種想法把非共產黨政權的政治發展，混同於共產黨政權的改革，原因是對共產黨政權改革過程的無知。

實際上，共產黨政權的改革有兩種，一種是先民主化後經濟自由化，另一種是先經濟自由化。那麼，這兩種不同的先後順序，會導致相同的結果嗎？實際上，後一條路徑根本就不會在經濟自由化之後產生政治民主化。可以說，從制度轉型的角度去看，兩條路徑的結局是完全相反的，但到現在為止，西方的學者還是沒搞清楚其中的奧秘。

共產黨政權推行改革，會有上述兩條路徑，那共產黨官員們可能傾向於哪一種路徑呢？其實，不管他們偏好哪一條路徑，對大多數人來說，目的都是一樣的，發財。至於什麼情況下他們會選擇不同的路徑，其實是看最高領導人願不願意放棄軍權、願不願意放棄對政權的壟斷。

要是最高領導人不與頑固的軍方高層勾結，那其他的高層官員就敢推動民主化，就像蘇聯那樣。而中國因為有個人掌握軍權的鄧小平，他絕對不肯放棄政權，而且他的家族因為腐敗而遭到社會不滿，他也不敢放棄軍權，因此中國就只能單一推行經濟自由化了。

無論哪一種改革路徑，一開始都是共產黨官員們推動的。那中國和蘇聯這兩種路徑的實質區別在哪裡，西方的政治學理論從來沒解釋清楚過。其實，這兩條路徑的簡單區別在於，蘇聯是「先換裝後發財」，中國是「先發財不換裝」。所謂的「換裝」，指的是支持改革的共產黨官員們的政治包裝。這樣的政治包裝，就象穿一件面子為紅色、里子為白色的夾克。

那想發財的紅色背景權勢人物如何穿這件「夾克」，是紅色對里、白色對外，還是紅色對外、白色對里？俄羅斯的原共產黨官員支持政治改革時，是把夾克反穿，白里子朝外，所以由共產黨官員組成的蘇聯最高蘇維埃1991年底投票通過了決議，宣布蘇聯共產黨為非法組織。他們毫不猶豫地拋棄了共產黨，因為「換裝」有利於發財。

中共堅持不「換裝」，是因為這樣有利於發財，而「換裝」卻可能送命。所以，共產黨政權的官員們之大多數選擇哪條改革路徑，他們的「夾克」是面子朝里，還是面子朝外，全看官員們的利益需要。而無論他們走哪一條改革路徑，貪腐都是共產黨官員們支持改革的最大動力。

四、反腐倡廉背後的第二個悖論：改革悖論

經濟改革在共產黨國家並非一條富強國家的康莊大道。只要共產黨政權推動經濟改革，就一定會產生第二個悖論，我稱之為「改革悖論」。所謂的「改革悖論」就是，不改革中共活不好，改革了中共照樣活不好。因為共產黨政權推動的經濟改革，必然演化為一波又一波的貪腐高潮，不打擊貪腐，外匯儲備會被掏空；打擊了貪官，各級官員就活不好了。

中國的經濟改革，繼國企私有化之後，是大規模引進外資過程中的普遍受賄；然後就進入了圍繞房地產開發而出現的全國性貪腐高潮。當時各級官員無不額手稱慶，上下其手，迅速致富。這時，大規模、大範圍的貪腐就漸漸對中共政權構成了巨大的衝擊。

為什麼「改革悖論」中，改革了中共照樣活不好，其直接原因是，貪官發財後沒有安全感，必須把資產轉移到國外，會造成外匯儲備枯竭；而間接原因是，一旦為了堵住貪官資產外流，而展開打擊貪官的行動，就會造成官場的嚴重不滿。畢竟中共政權是由各級官員組成的，官員們在反貪運動中心驚膽戰，最後就會以「躺平」來敷衍政事，上令不出中南海。

本來官員們以為，改革就是有權力的人發財的過程。沒想到，習近平上台後，官場變天了。貪腐的共產黨資本家肯定會抵制民主化，在這點上，習近平跟貪腐的官員們的利益是一致的。但發財之後官員們轉移資產的自保行為，會斷送中共政權，這就使當家的習近平跟大部分官員的個人利益發生了巨大衝突。

習近平抓貪官抓不完，是因為經濟改革後貪官的為官動力就是貪腐；習近平之所以必須抓貪官，是因為不抓他們，共產黨政權會在經濟上垮掉。這後半個原因，習近平是永遠不願意承認的。「官場悖論」和「改革悖論」這兩個悖論，構成了中共的宿命，不改革是等死，改革是找死；所謂「改革是找死」，並非改革誘發中產階層要求民主化的社會運動，而是改革之後中共的官場全面腐敗，當年那個令行禁止的集權政黨就衰敗了。

五、反腐倡廉背後的第三個悖論：打貪悖論

習近平推進反貪運動之後，就必然陷入「打貪悖論」，即不打貪，政權不穩；而打貪之後就無法鬆手，否則習近平必定遭到黨內的嚴厲清算和報復。

習近平現在是按照挽救中共政權的政治需要在抓貪腐，哪個部門、哪個環節當下對中共的經濟困境影響比較大，他就在哪裡抓人。這些人完全不冤枉，每個人都撈足了錢。那習近平抓人越多，中共的施政就變得越順利嗎？相反，抓人越多，樹敵也越多；而黨內樹敵越多，習近平就越不敢放棄打貪，不然的話，各級貪官的大規模反彈，會把鬥爭矛頭集中到他身上。

講到底，習近平無法承認一個事實，抓貪官這件事，習近平和官員們之間，其實是一場永無止境的內鬥。這樣的內鬥意味着，不抓貪官，中共政權會在經濟上被自己人掏空；而不停地抓貪官，只不過會延緩中共政權經濟上被掏空的過程，卻無法終止貪官們繼續掏空中國經濟的無組織集體行動，同時逐步累積黨內對習近平的嚴重不滿。

習近平不知道這一點嗎？他當然知道，但他也很清楚，自己就象唐·吉軻德那樣，在獨自與風車戰鬥。不鬥下去，中共政權就會垮；但不斷地抓人、清查，其實是在和整個官場作對，終非了局。

從道理上講，民主化可以改變這種局面，但民主化不能清算整個共產黨官員和整個共產黨支持者群體。大多數民主化的前共產黨國家，在這一點上都無法成功，中國也不會例外。經濟自由化在先的中國，起初給世界的印象是，「中國模式」成功了；實際上，「中國模式」只不過是給大規模貪腐開通了最順暢的道路，因而一度突飛猛進而已。這樣的國家，不但民主化一定會扭曲，而且經濟自由化也會慢慢地走上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