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落幕,中共韌性不再,命運全系個人

北彥
2024-0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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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3月11日,習近平在第十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閉幕會議上審閱文件。(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2024年的北京兩會終於結束了。雖然如許多人的預期,這次兩會無新聞,就像西線無戰事一般死寂,但是會前會後都爆出了大新聞,暗示着北京政局在兩會前後的風向。

頭一樁是「人大」在開會前一天宣布取消會後的總理記者會,後一樁則發生在「兩會」結束後,河北燕郊一起疑似地鐵施工引發的天然氣管道大爆炸。不過,在「兩會」結束後,這些插曲似的爆炸都改變不了北京政局已經陷入的長久死寂。

「兩會」的鴕鳥政策

這種正在成為新常態的政治「死寂」,在當下中國有多種面相,各界都抱着從未有過的恐慌關注着。在經濟界,進入三月,人們已經不再爭論是通縮還是通漲,地產價格全面崩塌,人民消費緊縮,投資萎縮,各種信心指數都在負面區間。經濟通縮反映的社會各階層的新共識,就是對前景的悲觀和對當下體制的不滿,人民在高壓下以各種無聲方式做出了「不」的選擇。

在政策制定領域,「兩會」同樣展現了中國政治精英的集體躺平。不僅一周會期內,幾乎沒有代表、委員因應時局提出針對性的、有力度的改革建議,也未通過熱議中的《民營經濟促進法》,而且作為經濟總管的總理在取消會後記者會後,甚至還取消了會後將在釣魚台賓館進行的年度國際企業家會面。中國的政治精英們在危機時刻選擇了自欺欺人的鴕鳥政策。

這一切發展都像極了1980年代初期的蘇聯和東歐,人民只能麻醉於酒精,年輕人則尋求一點點搖滾樂和牛仔褲的快樂,在毫無希望的等待中湮沒在僵化體

制中。那時的蘇東人民並不知道轟然倒塌的最後時刻究竟什麼時候到來。而當下中國則不然,無論是國際社會,還是經歷過「前後三十年」階級鬥爭和改革開放的人們,都能意識到中國政治的轉變,既是根本的,又是難以持續的。這是北京鴕鳥政策的根源,也是結果。

體制「韌性」轉僵硬

首先,最大、最根本的變化,來自中國體制韌性的消失。換言之,從中共「二十大」到今年「兩會」、或者未來不定的「二十大三中全會」,外界更關心的,多集中在中共1970年代末改革開放路線的終結、或者1992年以來市場經濟的終結,但是,從2012年以來過去十二年中共政治體制的最大變化,莫過於一個曾經被譽為「韌性」體制(resilient system)的消亡。這遠比改開終結或者已經開始的經濟大蕭條更能說明中共體制目前的鴕鳥政策,也更能昭示中共在不遠未來的結局。

所謂體制韌性,是哥倫比亞大學中國通黎安友教授在2008年北京奧運前提出的概念,算是較早地指出了中共向民主轉型道路上難以去除的巨大障礙,即中共的存在本身,尤其在江、胡時期所表現出的強大的學習能力和自適應能力,不僅能夠適應融入全球化的進程,而且善於調整自己、鞏固政權,渡過同期顏色革命的衝擊。

也部分基於此,美國政界在隨後逐漸放棄了對中國的幻覺,一個從1970年代初甚至更早能追溯到喬治.凱南(George Frost Kennan)時代對中國有別於蘇聯的粉色幻覺。在奧巴馬總統任內後期逐漸形成對華強硬共識至今,並且準備不惜任何手段與這個具有強大體制韌性的中共政權進行長期競爭,即一場不宣布的新冷戰。

然而,在今年「兩會」上,人們看到的卻是這個體制無所作為,唯一做的就是在講不搞西方式現代化的同時要搞所謂中國特色的現代化,在嚴重生產過剩、面臨總危機爆發的時刻繼續強調製造業和空洞的「新質生產力」,後者在與全球化脫鈎、被歐美懷疑的情形下幾乎只有「自嗨」的價值,而不具任何國家競爭力的意義。

只要任何熟悉納粹時代的人都能明白,這些話語和納粹上台前後「不要共產主義、不要資本主義、只要德國特色」的虛無主義幾乎沒有任何區別。如果有區別,那麼只能說在諸多「既要又要還要」的最高指示下,中共領導人在追求富國強兵的同時似乎完全放棄了納粹時代追求全面就業、增進社會福利的起碼社會目標。

一人黨的危險

或許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各階層人民才從未像今天那麼清醒。他們很容易就看清,這個體制曾經具有的靈活和務實也就是體制韌性的核心,經過十餘年的黨內清洗和社會清洗已經當然無存。

以至於,在今年「兩會」上,人們看到的是一個人的政治舞台,五千餘名政治精英唯唯諾諾、戰戰兢兢,形同政治殭屍,與中共歷史上關鍵復甦時代所呈現的生動活潑、批評與自我批評、解放思想等善於自我糾錯的傳統和機制都徹底決裂。這才是決定中共未來政治命運的關鍵。

更關鍵的,這也意味着中共不再是一個集一個龐大精英群體智慧和能力的政黨,而是如同芯片競爭中處於的下風,或者蘇聯1980年代的僵化,不僅國家,而且整個政黨都愈來愈緊密地與其領袖個人相連,而不再由列寧主義政黨的集體智慧或者哪怕黨內殘酷鬥爭結果所產生的政黨路線來決定。中共正在加

速變成一個個人黨,也就是普京模式的個人黨和私人國家。黨內政治精英和九千萬黨員變成了無足輕重的附屬。

然後,中共未來的氣數也就越來越緊密地與領袖個人的意志、健康、智力、和判斷相綁定。如此一來,在經過了十餘年的權力轉型和鞏固後,對中共來說,剩下的時間並不多了,能夠做出的選項也越來越少。而它所面對的競爭對手,卻是從沉睡中甦醒過來的民主世界,就像經過兩年俄烏戰爭後的歐洲,譬如最近法國總統馬克龍的政治宣言所顯示的無所畏懼。

只能說,在中國一片死寂的政治氣氛中,在「兩會」的中共政治精英們的集體鴕鳥症候中,中國的未來全系個人,而世界形勢已經逆轉。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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