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篇名為《中國歷史研究院課題組：明清時期「閉關鎖國」問題新探》的文章在網上熱傳。文章的結論是，傳統「閉關鎖國導致中國近代落後」的觀點是過時的、站不住腳的，是「特定時代歐洲中心主義影響下的文化產物」。
恰恰相反，該政策起到過反侵略、反殖民、反海外敵對勢力干涉、反文化滲透的積極作用。
文章原文稱，「我們認為明清兩朝中央政府採取的是「自主限關」的對外政策。站在今天的角度看，是否開放、如何開放、開放範圍多大，屬於國家主權範圍。國內外一些學者簡單地斥其為「落後」、責其為「野蠻」，甚至認為違反所謂「國際法」，是完全站不住腳的。」
查了下這篇文章刊登於今年6月底，當時並未翻起多大浪花，但8月24日，歷史研究院將全文發到了網上，一石激起千層浪。考慮到當下的局勢，這篇文章的用意是不言自明的，通過美化、讚揚、合理化「閉關鎖國」政策，打造理論和歷史經緯支撐。
不過，將寫進歷史教科書多年的「閉關鎖國論」翻案，美化成正面的「自主限關」，勢必需要堅實有力的史實支撐。但將此文通篇讀完，基本沒有發現任何新穎、有說服力的史料，大量充斥的是「某歷史學家認為」「某學者指出」這樣的「論據」。
邏輯學上有一個常見的謬誤是「訴諸權威」或者「訴諸專家」，即以某個專家的言論去判斷事物，而不是依據事實本身。全文拉出了不少學者專家為觀點背書，但遺憾的是，無論是邏輯還是事實，都無法佐證文章的論點。
除了「訴諸專家」外，此文常見的一種手段是將已有史實進行扭曲、利用，或者「爭奪詞語解釋權」，比如稱中國原本並無「閉關鎖國」一詞，該詞是一個外來嫁接詞，本身就含有人為和主觀色彩，是西方的「中傷」，是特定時代「西方中心主義」影響的產物。
將不好的解釋為好的，或者將不好的解釋為「被誤解」「被施加」的。可謂誰掌握了歷史，誰就掌握了現在。
這裡簡舉幾例進行批駁：
引言中稱，「學術界占據主流的一種觀點是，明清兩朝中央政府採取「閉關鎖國」政策，即被迫實施全面關閉國門的政策」。
首先，學術界主流觀點是閉關是滿清統治者主動採取的政策，而非「被迫」。其次，「被迫」論從何而來？西方國家恰恰想要的是開口岸通商，一個毫無來由的「被迫」，卻表現閉關是出於無奈的為國之舉。
第一段稱，「王宏斌通過細緻考證，提出乾隆皇帝「從未下令關閉江、浙、閩三海關」。第四段進一步稱，「事實上，限定廣州一口通商，並未禁止西方各國商人到其他三口通商」。那麼，「細緻考證」了什麼，「事實」是什麼，一字未提。
1757年，乾隆明確下詔，「令行文該國番商，遍諭番商，嗣後口岸定於廣東，不得再赴浙省」，即便對廣州口岸，清廷也設立了嚴格苛刻的管制條令。
《防範夷商規條》等條例規定，洋商只能住在劃定的十三行區，由清兵嚴密把守，不得自由出入，且冬天需搬離，洋人不得隨意和中國人交流，不得攜帶家眷，不得學習漢語，不得踢球，洋商還需要向各級官員送禮行賄，才被允許上岸。
對這些限制措施，此文解釋為，「在經濟上限制對外貿易區域，以便有效管轄」，「為了防範外國商船及商人的不法行為」，乾脆別讓外國人來了多好。
第四段稱，「明代的海禁政策針對的是本國人民，目的是切斷敵對勢力從大陸獲得後勤補給和情報，並不是針對海外各國，更不是有意識地閉關鎖國」，這樣就自相矛盾了，既然海禁目的是為了保護百姓不受侵擾，那為什麼還要像防賊一樣防範本國人民？
該文稱，「『限關』是自主行為，其動機是維護國土安全、文化安全，是面對外部襲擾，特別是面對西方殖民侵略威脅時，採取的防禦性自我保護策略。」但無論是「閉關」還是「限關」，其目的究竟是維護國家安全，還是維護愛新覺羅一家的統治，稍有常識的人都能分辨出來。
實際上，清廷「防漢甚於防夷」，清廷千方百計阻止國人與西方交流，就是害怕西方的思想、宗教、科技文化傳到國內，會開拓國人的眼界，產生自由思想，滋生反抗情緒。
鴉片戰爭爆發時，清廷雖然有80萬常備軍，為世界規模之最，而英軍連同海軍不過2萬人。但清朝的軍隊，大部分用來防範、監視、威懾本國百姓，使得清廷根本不敢抽調大量兵力迎戰英軍。
兵力不足的清廷只能臨時招募鄉勇作戰，但臨時拼湊的鄉勇如何和裝備先進的英軍作戰？更諷刺的是，對這些鄉勇，道光皇帝更為恐慌，今天你用武器趕跑了英國侵略者，明天你就有可能用武器趕跑作威作福的滿人統治者，因此，只要英軍退去，道光第一道命令就是裁撤鄉勇。
「國不知有民，乃民不知有國」，清朝閉關鎖國，維護的只是愛新覺羅和滿人權貴的利益。這種結果就是老百姓根本不願意維護清廷，一個聽上去頗為荒誕的真實例子是，英軍進犯江浙時，有地方鄉紳組織武裝自衛隊，目的卻並不是反抗英軍，而是防範清軍路過時搶劫。
清廷非但給不了他們安全、權利和尊嚴，反而帶來的是無窮的盤剝和壓榨。這樣的清廷，失敗是怎麼閉關鎖國都避免不了的。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我就是郁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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