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沒有學術，只有宣傳
二零一九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將下屬的歷史研究所升格為歷史研究院——上級單位的名稱是院，下級單位的名稱也是院，主事者似乎不覺得疊床架屋。不過，更讓人莫名驚詫的是歷史研究院院長兼黨委書記的任命——這兩個職位都由正部級的中國社科院黨組副書記高翔兼任。
高翔是何許人也？高翔為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古代史博士，比起假博士習近平來，確實是歷史科班出身的真博士。他在社科院工作多年，一路攀爬到社科院黨組成員和副秘書長，於二零一六年出任中共福建省省委常委、宣傳部部長。福建是習近平的老巢，高翔出任此職，必定是受到習近平賞識，先到地方歷練，然後再有大用。果然，一年後，高翔調回北京，出任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副主任。這個職位無比重要，一方面是控制網路的操盤手，另一方面也是運用網路為「今上」塗脂抹粉的「總化妝師」。又過了一年，高翔回到社科院，先後被任命為社科院黨組副書記和歷史研究院院長兼黨委書記。中共政權沒有國史館的設置，社科院旗下的歷史研究院類似古代王朝的國史館。
歷史研究院成立時，習近平發去親筆賀信，希望「加快構建中國特色歷史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習近平特別要求，這個新成立的機構集中資源分析研究明、清帝國時期面對西方侵略、殖民，為保護國家利益與主權而採取長時間「閉關鎖國」政策的各項優點。把缺點當成優點，是習近平的思維慣性。法國情資數位媒體《情報在線》指出，中國最高智囊機構社會科學院的角色非常特殊，專門為中共的意識形態定調；社科院研究員都必須與共產黨高階公務員保持緊密聯繫。習近平如此重視歷史研究院以及下達具體的研究任務，可看出習近平企圖加強對學術界的控制，利用其研究能力為其政策服務。
高翔謹遵諭旨，掛帥主持名為《明清時期「閉關鎖國」問題探索》的課題研究。在隨後發表的論文中指出，明清面對西方殖民勢力的步步進逼，兩朝統治者從軍事、經濟、文化等不同層面，採取「自主限關」政策，其動機是維護國土安全、文化安全。過去對「閉關鎖國」的全盤否定並不正確，朝廷面對外部侵擾，特別是西方殖民侵略威脅時，採取的防禦性自我保護策略是明智之舉，「維護小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的自給自足經濟」，且維護了國家安全，值得肯定。
這篇論文引起海內外熱議。這是先有結論再找證據的「聽將令」式研究。過去三年，習近平實行「內防反彈、內防輸入」政策（防疫如是，文化思想亦如是），加上在經濟上提出「內循環」，令中國幾乎「與世隔絕」。正如一條走紅的微博所言，中國人靠二十年前出的書、十年前流行的音樂、五年前拍的旅遊照片、去年掙的錢、三個月前封控時買的凍餃子、昨天的核酸檢測結果和今天剛出爐的蘇聯笑話過活。而高翔領銜的研究，不僅為明清「閉關鎖國」翻案，更是為現實政治辯護——習近平推動的「新文革」，重要策略就是重新關上國門，享受「自己造成與國際迫使的孤立」。
高翔出色地完成了任務，以後一定可以獲得進一步提升——王滬寧和李書磊就是他的榜樣。習近平對高翔的重用，與此前對邱水平的重用一樣——二零一八年至二零二二年出任北大黨委書記的邱水平，此前曾任北京市政法委常務副書記併兼任北京市國家安全局黨委書記。特務頭子當北大黨委書記，在中共建政以來是第一次，從中可見習近平的用人風格。習近平還讓在上海實施暴力封城的李強當總理、在北京清理「低端人口」的蔡奇當政治局常委兼中辦主任（這種兼職在中共建政以來前所未有），這些人都是雞鳴狗盜之徒。什麼樣的主子，重用什麼樣的奴才。
一個想做學問的人，在中國是很難生存的
社科院沒有社會科學，歷史研究院沒有歷史，這就是中國學術界的現狀。高翔不是有獨立思考能力的學者，而真正堅持「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學者茅海建，卻早早被趕出社科院。這些年來被趕出社科院的還有劉軍寧、張博樹等第一流學者。黃鐘毀棄，瓦釜雷鳴，於今為烈。
在近代史研究方面成就卓著的茅海建，曾出版《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等力作。他認為，鴉片戰爭的爆發並非偶然，清朝體制則早已積重難返，出路則是毋庸置疑的：「鴉片戰爭的真實意義，告訴中國人的使命：中國必須近代化，順合世界之潮流。」
茅海建鈎沉史料，戳穿謊言，比如一八四一年的第二次定海之戰，在許多論著中被大書特書：定海三總兵率孤軍五千，奮力抗擊英軍萬餘人圍攻，血戰六天六夜，終因寡不敵眾而陣亡。茅海建指出，英軍只有四千人，比清軍人數少。清軍沒有血戰六天六夜，不到一天時間就潰敗了。根據英方記載，整個戰鬥中，英軍並未遇着堅強、有效的抵抗，只付出戰死二人、受傷二十七人的微小代價。
茅海建認為，戰爭的結果是沒有多少懸念的。面對一支裝備了當時全世界最現代軍事技術的艦隊，清軍仍處於冷熱兵器混用的時代，兼具國防軍、內衛部隊、警察這三重職能，「用今天的標準來衡量，清朝水師算不上是一支正式的海軍，大體上相當於海岸警衛隊」。反之，英軍以其強大的機動性、火力和專業技能，基本上決定了戰爭中歷次戰役的時間、地點、規模，沿海各地的清軍都只能陷入被動挨打的境地。這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清軍在人力方面的優勢。儘管英國遠征軍最初的兵力僅為七千人，但總兵力多達八十萬人的清軍基本分散布防在各地，沒有一支可機動作戰的部隊，也不足以確保在任何一場戰役中占據優勢。茅海建的結論是：這「不是消除了某些陋習、振作綱紀就能解決問題，不是撤換了某些不力人士、起用一批能人就能解決問題。問題的癥結，在於近代化。世界軍事史表明，在正規作戰中，對近代化的敵人只能用近代化的手段來取勝」。
歷史學的使命是追尋和接近真相。但是，一旦發現真相是殘酷的、讓人難堪的，如同傷疤被揭開會感到巨大疼痛，很多人就不願直面了，反過來掩蓋真相、迫害揭示真相的學者。茅海建的著作出版後，社科院領導非常惱火，將其斥為「漢奸」、「賣國賊」、「西方殖民者的幫凶」，說他「反動透頂」——「羞辱清政府文盲沒文化，替英國人喊冤，是不是反動？中國自古以來自有一套外交模式，過不過時，落不落伍，也不能用抬高別人貶低自己的形式講解吧？」
社科院領導模彷當年在反右運動中實施「引蛇出洞」的「陽謀」的毛澤東，假裝說要在社科院為茅海建的著作展開學術討論會，誘使茅海建在會上發言，然後搜集其言論，羅織成罪證。幸虧茅海建從友人那裡得到消息，在會上謹言慎行、沉默是金，這才逃過一劫。隨後，他被迫離開社科院，先後任教於北京大學、華東師範大學和澳門大學。回顧這段歷程，他感慨萬千說：「在過去的十多年中，一個想做學問的人，是很難生存的，但唯一的生存之道，就是『將學問進行到底』。」他始終相信，「不管世道如何變化，這個國家和裡面的人們，畢竟還是需要知識和學問的」。
高翔之流，將學術作為敲門磚，作為升官發財的終南捷徑，不惜指鹿為馬、信口雌黃，雖平步青雲、峨冠博帶，卻應了明末思想家顧炎武的話，「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世衰道微，棄禮義，捐廉恥，非一朝一夕之故」。作為高翔反面的茅海建，雖然一直逃遁到幾乎是「海外」的澳門，才能安置一張書桌，但他這樣的學者的存在，從另一個方面驗證了顧炎武所言不虛：「松柏後凋於歲寒，雞鳴不已於風雨，彼眾昏之日，固未嘗無獨醒之人也。」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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