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一國黨新成員George Christensen

George Christensen是前昆州自由國家黨（LNP）後座議員，從2010年起，一直坐擁昆州Dawson選區的聯邦眾議院席位。這位脾氣火爆的國會議員一直是對疫情限制發出最強烈聲音的批評者之一。今年2月，他發表聲明辭去貿易和投資增長聯合常設委員會（Joint Standing Committee on Trade and Investment Growth）主席的職務。4月，George Christensen宣布退出昆州自由國家黨，並投身Pauline Hanson領導下的一國黨（One Nation），他失去了Dawson選區，以一國黨的名義競選聯邦參議員，這是一國黨的第三個參議院候選人，前面兩位分別是Pauline Hanson和Raj Guruswamy。

以下是本報對George Christensen專訪摘要：

記者問：你為什麼決定加入一國黨而不是直接競選Dawson選區的席位？

Christensen：我對聯盟黨以及他們在疫情和其它方面的政策感到失望，因此上個月Pauline 直接問我時，我就決定加入一國黨，成為參議員候選人。

當然這並沒有策劃或預謀，如果這是一場巧妙安排的話，我可能會選擇一個比參議院選票上第3號更前的位置。在離開議會之後，當我積極地考慮加入另一個黨派時，一國黨在Dawson席位的候選人已經選好，參議院選票上也已經出現了第2號候選人，因此我被提名為第3號位置。

我曾通讀了一國黨的政略，我發現他們很多政見是我相當認同的，例如對疫情的應對措施，對氣候變化問題的看法，氣候變化政策如何影響礦業，以及澳大利亞偏遠地區的就業問題，這個黨支持與生活有關的政策以及外國投資。可以說，沒有一項政見是我不認同的。其實這裡並不應該探討我「為什麼要加入一國黨」，而是為什麼我沒有早點加入，我跟這個黨的立場完全相同。 

記者問：如果你成功當選，你會重點關注哪方面的事情？

Christensen：我在議會工作了近十年，我覺得我的經驗能讓這個參議員的角色更加豐富多彩。參議院是國家的審查機構，參議院的人應為國家履行和堅守「監督」的職責，反對或改變不好的政策以保護澳大利亞人民。我過去在議會的經驗讓我成為一個容易發現不良法律和政策的人。

在你需要立法來解決一些問題的時候，是不是有足夠的依據？是否會有人因為這個問題在街上攔住您或通過電子郵件或打電話給你？如果沒有，我們為什麼要對法案進行改革？這會不會是對澳洲公眾施加的另一項不必要的法律？我將帶著這一類的問題走進參議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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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問：您認為澳洲聯邦政府的防疫措施成功嗎？

Christensen：這個答案取決於如何衡量「成功」，澳大利亞是一個島國，阻止COVID病毒傳播的主要政策當然可以是封鎖國際邊界，我並不反對這項措施。

但包括口罩令、宵禁、強制疫苗在內等等措施，其實都沒有被證實對減少傳播病例、住院或減少死亡有任何重大意義。一項又一項的研究，包括真實案例和分析中都證實了，積極採取這些措施的國家與沒有採取措施的國家，在最後結果上並沒有實質上的區別。

但是，所有的這些措施都是在侵犯人權和自由，同時也帶來更多痛苦，導致失業、企業倒閉。

我認為州和聯邦政府的大流行應對措施是失敗的，因為在沒有必要的情況下，破壞了人們的自由。

記者問：目前的澳中關係處於歷史最低點；你認為應該如何處理這段關係？

Christensen：一段時間以來，澳中關係不斷下滑。

澳洲的法案原本只關乎澳洲人，在我們通過外國干涉法後，另一個國家覺得受到這些法案的「侮辱」，那就說明了很多問題。如果認為受到外國干涉法案的侮辱，那就說明了其本身已經涉及的外國干涉問題。以中國來說，其試圖說我們不應該有這些法律本質上就是非常錯誤的。

澳洲維護人權，也不希望有戰爭或糾紛，貿易的本身就是對雙方都有利的。

老實說，在過去的幾十年裡，我們在中國這個籃子裡放了太多雞蛋。以至於現在造成了一個大問題，需要努力的在經濟上與中國脫鈎，尋找東南亞地區國家，尋找新興市場來避免重蹈覆轍，我們是採取一些方式，但中國正在以經濟脅迫作為對澳洲的報復手段。

我們可以解決這些問題，只需要去做，而不是抱怨中國做了什麼，例如「為什麼我們將達爾文港掌握在外國政府手中」之類的事情？不管是不是中國，我們的戰略港口都不應該落入外國勢力手中。

記者問： 澳中關係對澳大利亞華人社區是否有影響？

Christensen：澳洲的華人社區非常多樣化。對於中共的態度，他們有的支持，有的反對，有的觀點介於兩者之間。我希望澳中關係的現狀不會影響這裡的華人社區，但我擔心它會。不幸的是，當談論共產政權時，一些愚蠢的人會以非常非常糟糕的方式對待澳洲華裔，這是不應該發生的。

我是將中國的共產政權與中國人民完全區分開來。我認為中國共產黨政權最大的問題在於，其最大的受害者就是中國人民自己。因此，我想對任何試圖對澳洲華裔發表不愉快、種族主義或歧視言論的人說，你可以對中共政權表達不滿，但是請仔細想一下這些華人其實就是那個政權下的受害者。

記者問：您對預算有何看法？它符合您的期望嗎？在支持小型企業、老年護理和其他領域的任何因素上，您認為什麼需要改變的嗎？你覺得在國家安全預算上有超支嗎？

Christensen：我覺得預算還可以。其中最好的就是減輕稅收負擔的措施。預算的最大問題是燃油消費稅的減少，當然這是我個人的觀點。站在一國黨的觀點，應該永久取消燃油消費稅，而不僅僅是 6 個月。

老年護理的預算可以更多，無論花多少錢，都還是不夠的。我同意應該有更多的支出，但不是國防上。聯邦政府的第一要務是保衛國家，與其他國家相比，我們在國防上的花費微乎其微。當然為最壞的情況做好準備，而不是讓最壞的情況發生後再開始尋找某種防禦。

記者問：微信一直遭華人爭議，但澳大利亞政界人士和政黨仍在使用微信進行競選活動。您對此有何看法？

Christensen：微信和其審查制度是大問題，當然Facebook也一樣。澳大利亞總理居然被微信審查，我認為這是非常錯誤的，在澳洲，不應該有外國社交媒體平台審查這個國家任何人的言論。我不認為一定要關閉微信，但我想做的是在澳大利亞制定法律，確保微信、推特、臉書和任何其他社交媒體不能審查這個國家的政治和哲學論談。這個國家所有華人社區的人都有權說他們想說的話。我知道微信在澳大利亞華人社區中非常受歡迎，如果他們偏向一方的審查，那麼將對這個國家的民主不利。

我認為使用微信或任何社交媒體平台都很好。但我的問題是，如果微信或 Facebook 開始以帶有政治傾向的審查，那就是外國干涉，因為所有這些社交媒體平台都是外國勢力所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