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工頭、貨拉拉司機、失業白領
在我們走訪的幾個零工市場中,從凌晨3、4點到晚上8、9點,幾乎全天都有人在等待求職。早上5、6點鐘是招人的高峰期,在這個時間,年輕人基本被招走了,剩下的都是大齡農民工,他們只能等待機會。
我們遇到過被拖欠工資的包工頭,還有在貨拉拉平台上拉貨的司機,因為活少,他將車停在邊上,在零工市場找工作。還有被裁的外企員工,快50歲了,他有技術,但離開原來的企業,那些技術都不管用了,只能來到零工市場。
總的來說,零工市場上女性偏少,因為這是一個出力氣的地方,女性可能不占優勢。另外,年齡大的女性就業面可能會比男性寬,她們可以選擇照料的工作,像家政、月嫂。
在零工市場,製造業的待遇最好,工價穩定,8小時或者12小時換班,還有住宿、一日三餐。付出的體力不如物流這麼辛苦,但它對年齡有要求,上限是40歲或者45歲。對文化水平也有要求,比如富士康要求會認26個英文字母。在我們看來,這是很簡單的一件事,但也有很多人被卡住,很多3、40歲的人根本就不認識英文字母。
或者說,很多農民工沒有學歷,不認字。最開始調研,我們想發問卷,後來發現根本不現實。填一份問卷不到3分鐘20塊錢,有的人干4個小時才80塊錢。不是不想填,是填不了。一個原因是我們通過手機,有人沒有智能手機,或者沒有流量。還有就是不認字,或者對文字的處理能力很差。問卷我們已經儘量使用簡單的語言,但他們就覺得這麼多字看着難受,填不了。
鄭州的零工市場以建築和雜工為主,大齡農民工比較多,基本來自河南周邊的城市,比如信陽、周口。大部分人都是60多歲,還有70多歲,我還碰到一個82歲的老農民,他在「鄭州八哥」攤上吃飯,他是不是找工作,我不太好確定,估計也沒人敢用。70多歲找工作的人還是蠻多的。他們怎麼找呢?就把頭髮稍微染一染,把身上弄得乾淨一點,讓自己看上去顯得年輕一些。
在零工市場找工作,一個月大概有三四千,有時會更低,房租加上吃飯,每個月剛性支出就是1000塊左右。每個家庭的情況不一樣。小孩上學是比較大的支出,還有就是醫保(城鄉居民醫療保險),原來是350(元/年),現在漲到380,一家五、六個人,就得將近2000塊了。對他們來說,這是一筆比較大的支出。另一方面,養老保險105塊錢(註:全國部分地區基礎養老金最低標準為105元/月),基本上不能解決問題,所以他們只能去工作,還得一直繼續工作下去。
之前文章發出來後,很多人說他們為什麼不回去種地。我們在訪談中了解到,現在肥料、殺蟲劑這些生產資料都在漲價,種地是掙不着錢的,一般都是沒有勞動能力的人在家種地。我們走訪時遇到一個70多歲的大爺,他的兒子41歲去世了,家裡還有兩個小孩,一個上中學,一個上大學,只有腰椎盤突出的老伴在家裡種地。
他都70多歲了,還在勞動力市場上找工作。苦難、貧窮、疾病都壓在一個人身上。
其實用工市場的年齡問題一直存在。以前不在意,是因為我們還沒有進入老齡化社會。在鄭州,60歲以上的人干環衛,每個月2500(元),到65歲就幹不了了,只能幹園林,拔草、種花,一個月2100,到70歲又沒崗位了,最後只能回到零工市場。他們能找的都是力工,比如說裝修砸牆,把建築垃圾背到一個地方。
這兩年建築業出了「清退令」,60歲以上的人不能從事建築施工作業。為什麼要清退?出發點是因為60歲以上的人沒有工傷保險。但我覺得邏輯搞反了,我們應該想的是要如何增加工傷保險、社會保險去覆蓋60歲以上的人群,而不是乾脆不讓他幹了。
本來只是建築業,但它會形成一個擴散效應,都不敢用(60歲以上的人)了。當然,制度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經濟本身的力量,建築業在萎縮,我們去鄭州,很多工地都停了沒有活。
這就是我們看到的大齡農民工,或者說第一代農民工現在的境況。隨着老齡化加劇,房地產行業的萎縮和下行,這些人將越來越多,他們只能在零工市場找活,但這裡不像以前,找不到那麼多活了。未來他們的生存會面臨問題,我覺得這是一個比較迫在眉睫的問題。
去年三百,今年二百二
鄭州的零工市場,給人的第一感覺是震撼,從凌晨3點開始,找活的工人陸續在這裡聚集,早晨7點就有上千人。他們戴着黃色頭盔,提示這個市場上,大多數人都在等待和建築業相關的工作。
零工市場的形成和城市化的進程密切相關。比如鄭州,過去幾年,處於發展的過程中,大量的樓盤正在建設當中;下沙是杭州城市向東擴展的一個區域,這兩個地方聚集的主要就是建築業。還有一個影響因素就是周邊的產業、環境。深圳龍華形成最早,一直以加工製造業為主,電子廠最多。
零工市場就業方向的發展,主流是製造業,然後房地產、再之後是物流,大概是這樣一個遞進順序。
它們的招工方式都差不多。深圳龍華體量最大,這裡有幾個大型的人力資源中介,一年體量(就業人次)都在十萬左右,這類中介有七八個,還有很多小中介。這裡是純市場化的運作,招工抽成大概是小時工價中的一塊錢或兩塊錢,競爭激烈,中介在意品牌和信譽,不會剋扣工價。
杭州下沙以小中介為主,還延伸出許多個體充當勞務經紀人,他們不是門店,勞動者管他們叫「人蟲」,其實這是一個貶義的稱呼,因為勞動者認為他們要抽一部分錢,再盤剝一道。也會出現不規範的情況。主要是對崗位和工價誇大的宣傳,對工作條件的隱瞞,比如勞動者去之後才發現體檢、工服這些都要交費。
鄭州連中介都沒有了,這裡主要是建築業,市場利潤太薄,中介都撐不起了。用人企業都是直接跑到那個地方去盯人找人。以前建築業還發達的時候,規模比較大,直接大巴車過去拉,幾輛大巴車一次能拉走上百號人。
我們過去調研的時候,這個零工市場比較凋落了,本身也是招工淡季,好些人一周多沒有找到活幹了。來一輛招工車子全往上擠,擠到座位就死活不下來。有一個清理辦公室的崗位,主要就是搬桌子和辦公用品,4個小時工價80塊,大家都爭着搶着喊着要,差不多有20個農民工老伯,50多歲到70多歲都有。兩個大哥搶到了活,人群很快就安靜了。
總體來說,這裡的競爭比較良性,我擠不過你,挺尷尬的,笑一笑就走了。或者你也可以介紹自己的優勢,比如我有電動車,馬上就可以跟你走。
不僅是鄭州,杭州下沙以建築為主的活也在減少。十幾年前那一片基本上是工業區,代表了杭州城市化向東延伸的進程。現在,零工市場所輻射的區域,城市化已經進入尾聲,都蓋得差不多了。另一個方面,受整個房地產行業下行的影響,很多建築工地都停工了,這也是活大幅減少的一個原因。
另外,工價也在下降。2022年雙十一,物流行業工價大概在300(元/天),2023年是220。一開始大家都在等300的崗位,發現沒有,就調整預期,200多一天也干。雙十一的熱度沒有以前那麼大,這就導致期間物流的收入上不去。
這些勞動者大部分是沒有積蓄的,需要每天一個活或者幾天一個活才能生存下來。一部分勞動者今年已經提前返回老家,而往年這樣的現象通常在春節期間才會出現。給農民工提供免費午餐的鄭州八哥說:「今年上半年,每天中午前來領取餐食的人數為700~800人,但目前已經減少到400人左右。」
不平等的雙向選擇
零工市場存在一定的雙向選擇,僱主挑工人,工人一定程度上也在挑活。但他們的決策邏輯和中產階級不一樣,他們會非常仔細地計算成本的支出。首先考慮的是工價,還有很多細節性的東西,比如招工方有沒有交通工具。
我們在杭州下沙調研時,有一個崗位在5公里外,但沒人願意去,就覺得太遠了。招工方沒有交通工具接送,公共交通也不覆蓋,這種情況下,他們就都不去了。我們可能覺得幾公里的路,打個車過去。但對很多人來說,這也是一種限制。首先,這些勞動者基本不願意打車,坐公交的錢也要仔細盤算,基本上只能選擇有接送或就近區域的工作。
還有住宿的情況、工錢多久可以支取,這些問題很細節,但都會影響到他們的決策。比如,我們問為什麼不去公共就業服務大廳?他們說,那裡沒有招工方的人,工作人員只是給你崗位電話,打過去對方可能說工招滿了,那打電話的錢是不是就浪費了?在他們看來,這種不確定的支出能避免就儘量避免。
總體來說,線下零工市場比較被動,主要是僱主挑工人,畢竟崗位稀缺一點,在議價、工作時長方面,勞動者沒有太多的話語權。年輕人的選擇會更多,進廠的會多一點。
但現在,年輕人的想法比較多元,大部分人進廠的周期都不會太久。我們遇到過的工人,最長的也就兩三年,有的達不到要求就走人。比如宿舍宣稱6人間,結果一去發現12人,他就不幹了;廠區周邊比較單調,沒有娛樂場所,那他可能覺得在這裡打工沒有意思。
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工價。國內的加工製造業屬於世界工廠,用工需求隨訂單波動。比如電子產品,銷售一般在年底,那麼7、8月份就是工廠排訂單的時候,那個時候,用工量直線上升。聖誕結束後,沒有訂單了,工廠就把這些人遣散掉。對於這部分勞動者來說,想找到一個穩定的工作非常困難。
找不到穩定工作,那就只能找零活。對企業來說,7月份用工,它當然希望工人做到12月。反過來,勞動者也知道這個階段市場缺人,那就要挑工價高的工作,哪裡更高,隨時拎包走人。所以,這個市場的特點就是雙方都沒有建立長期工作的意願。
當然,我們不能把所有的原因都放到社會層面去看,雖然它占了很大部分。還有一部分是勞動者自身的原因。大部分日結工的社會資本比較薄弱,找不到工作,他們並沒有太多可以求助的對象,又覺得沒掙着錢,回老家不好意思,最嚴重的情況就是睡在橋邊吃發霉的食物。
還有一些勞動者因為賭博、感情、或者網絡貸的影響,進入到勞動力市場的邊緣。比如,賭博上癮,他們總想着翻盤,一有錢就去賭,沒錢就去干日結工。這種環境下,他的勞動力表現肯定也不好。
有一類人是不願意干,我們叫「喪失信心的工人」。或許他們認為工作本身就是對生命的剝削和壓榨,表現出對進廠的反抗,但又沒辦法突破自己,找到合適的工作。於是,他們的表現形式只能是很懶散,干一天休三天。
我認為他們並不是很多人說的好吃懶做,他們只是選擇了一種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他們也經過精確計算,什麼情況下能保證自己的生存,沒錢了,又該如何去找工作。這次調研當中,我發現有一個因素從來沒有被討論過。那就是這些勞動者從事的崗位,體力勞動相當繁重,每天連續干,對身體的消耗很大。
我在杭州下沙,有一個崗位一天掙350,但就是沒人去。那個崗位一天要做14個小時。我們總認為勞動者有個活就應該去干,但問題是,他們也需要休息。
我們不能用精英的視角去看待,而是要從他的角度去看,他的缺陷,社會資本的缺失,以及自身在文化、技能上的不足。
我肯定擔心這些年輕的勞動者未來會面臨第一代農民工的境況,也就是喪失養老保障。目前的低保覆蓋了一部分人群,低保之上的這部分勞動者,收入不高,在保障層面,他們好像是被漏掉的那一部分,政策上或許需要去考慮。
上野公園曾經是東京的「零工市場」,和深圳的龍華、杭州的下沙相似,它的零工市場功能持續數了十年。曾經在這裡找工作的農民,可能會轉變為汽車維修廠的工人等等,能夠在東京紮根。他們願意返回上野公園紀念青春,因為這是他們夢想開始的地方。
所以,當我們去考慮一代農民工,反過來也要考慮二代、三代農民工,一代農民工的保障問題和二代、三代農民工怎麼去融入城市、成為城市的一部分,這才是長遠考慮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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