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須讓作惡者付出代價,哪怕作為弱者,你付出的代價跟強勢的作惡者付出的代價不成比例,也必須這樣做。否則,作為弱者的你,就會永遠受欺凌,而且變本加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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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者必須反抗,這個世界施加你身上的惡才會減少。這是我童年的經驗。
「文革」的時候,作為狗崽子,有事沒事人家總欺負你,開始我讓,後來就反抗,死命反抗,你打我,我就打你,哪怕幾個人、十幾個人打我一個,依然反抗。
雖然經常被打得頭破血流,眼睛腫得張不開,嘴吃不了飯,但是,還是對打,對方只要不把我打死,就反抗,就是死,也要噴你一臉血。
時間一長,局面改觀,周圍的人不大欺負我了。
由此我得出一個經驗,必須讓作惡者付出代價,哪怕作為弱者,你付出的代價跟強勢的作惡者付出的代價不成比例,也必須這樣做。否則,作為弱者的你,就會永遠受欺凌,而且變本加厲。
只要付出了代價,對方再下手的時候,就會有所顧忌,作為理性選擇,他多半會挑一個不反抗的去欺負,如果很多弱者都這樣死命反抗,那麼,這個世界的惡就會因此而少許多。
現在作惡者太多,幾乎我們每個人的身邊,都在發生欺負人的故事。在很大程度上,是我們自己,即使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也沒有反抗,而是選擇忍氣吞聲。我們跪着,因此人家成了皇帝,成了惡霸。
減少施加於我們身上的惡,只能靠我們自己。不要怕孤單,只要你有理,就反抗,哪怕僅僅讓對方有點不舒服,也達到了目的。這樣的日常的反抗多起來,才能真正讓每個單位的當權者守法,收斂自己的行為,不再以作惡為樂趣。
當然,這個世界,弱者多數的選擇,是忍受,同時期待別人為他出頭,他們頂多可以躲在別人後面,吶喊幾聲。
這就是為什麼當權者非要嚴厲懲罰那些出頭鳥的緣故,殺掉了出頭鳥,其他的人再也不敢效尤。
還有一些弱者的選擇,是站在強勢一邊,幫忙或者幫閒。兇悍的,選擇當打手;文弱的,選擇在出頭鳥被綁上絞架的時候,拉他們的腳,同時宣告世人,他們罪有應得。
有人說,這些人是準備跟有權者分一點殘湯剩飯。不對,他們要的,只是跟他們同樣弱的人的東西。
弱者的反抗很微弱,但是即使是微弱,也必須反抗,或多或少讓作惡者付出一點代價,一點點的代價積累起來,作惡者自會有所收斂。
這就是我為什麼現在非要再次指責院長大人的原因,因為他又作惡了,所以,必須付出一點代價——讓我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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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者必須反抗。我們不能動不動就把問題推到體制上去,好像我們的領導作惡,都是體制的問題,只有來個根本解決才能有出路。
體制是有具體的人來體現的,同樣的體制,箇中人也有做得不錯的,比如廈大不就聘了謝泳?光說體制,不及個人責任,就像是在和空氣作戰。
當然,我們應該促進體制的改革,但是在體制沒有改之前,並不能因此而放過在體制內作惡的人。
在某種意義上,作為弱者,針對每個作惡領導的反抗,才真的有意義。不僅可以維護自己的權益,而且可以促進體制的改變,涓滴之水,可以成江河。
也就是說,儘管我們無權無勢,也無法讓自己的呼聲上達天聽,但是我們依然有作為的空間。
在這個世界上,只有自救者,天能救之,別人靠不住,只能靠自己。每個人,每個受欺負的人,自己起來救自己,讓作惡者付出代價,世界就會改變。
體制中有權者,做得好,我們表揚;做得不好的,我們批評;作惡者,我們抨擊。
這個世界,不能只有領導表揚、領導批評,讓群眾表揚和群眾批評問世,讓群眾表揚和群眾批評大行其道。
(本文作者為張鳴教授,原中國人民大學政治系主任、博士生導師,,著有《共和中的帝制》、《歷史的壞脾氣》、《歷史的底稿》等作品,文章轉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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