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益頻發的跳橋跳樓事件，已不限於一時一地一域。
時至今日，我已不忍直視任何一個與此有關的視頻。
那些決絕而去的生命，曾經和我們一起棲息在這塊土地上，他們最終姓甚名誰、因何輕生，都一概不知。
連一個抽象化的數字都沒有，只是作為冷冰冰的符號，被宏大敘事所遮蔽，即刻淹沒在歷史長河中。
那些跳橋跳樓的輕生者，近乎被簡單地視為歷史進程中，無足輕重的存在。
哪怕再多的「連跳」，事發地當政者都波瀾不驚，雲淡風輕，諱莫如深。
面對公眾置喙，有地方官員回應稱：這都屬於個人行為。
或許在這些官員看來，要自尋短見，最好找個不為人知的角落，跳橋跳樓簡直是給本地抹黑、給政府添亂。
基於這種認知的內在邏輯，官方的作為，便只能是機械性地安排一些巡橋守樓，甚至加以封堵。
迄今為止，未看到一個地方提出，開啟系統性的干預與救助機制，驚人的一致選擇是避而不談。
層出不窮的跳橋跳樓事件，僅僅是孤立的，需要一件件分開來考察的特殊事件麼？
晚清民國時期，工商業界人士、失業、無業人員出現大量輕生現象。李大釗就此指出：「世變愈急，人生苦痛，且隨之益增，而生活艱窘，饑寒更相困迫」，自絕便成「解脫之一路「。
李大釗進而指出：「自殺流行的社會，一定是一種苦惱煩悶的社會，自殺現象背後藏着的背景，一定有社會的缺陷存在。」
如今，將連續跳橋跳樓輕生者的群像，置於低迷的經濟場景中，就不難得出一個確切的詮釋。
一系列的極端個案，固然有各自的個體特徵，但也昭示他們遇到了共同的生計難題，誘發出共同的心境，以至於選擇了同一種慘烈的自我了斷方式。
自盡行為，自古中外皆有之，似乎很難有醫治的靈丹妙藥。
但當它成為一種集中性、群體性的社會病態時，政府作為政治權威，動用各種資源予以應對，展開救治和救濟，是一個現代政府所應有的良知和責任。
當務之急，是把一個特定社會在一段特定的時間裡所發生的跳橋跳樓現象，當做一個整體來考察和對待。
持續改良社會，使得人人更易於生存其中，此乃長期理想，但絕不意味着時下全然無計可施。
跳橋跳樓是一種複雜的社會病態現象，對於一個普通的地方政府而言，干預的任務不能歸給任何一個既有的政府部門，然其能從消極的設定出發圖謀預防的設計。
至少應該通過知識分子、社會組織與各級政府的努力，形成三位一體的干預與救助機制，讓民眾看到當局拯救困厄者的應有姿態。
能補上的社會短板，補上一點是一點；能救助的困窘者，救一個算一個。
畢竟如作家馮驥才說說：「任何時代，只有普通老百姓的經歷，才是這時代真正的經歷。」
如果承認這一點，就請拿出正視跳橋跳樓問題的勇氣，別再諱而不言、虛榮藏短、誇飾逞強。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老蕭雜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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