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選擇不交社保的年輕人

7月以來，全國絕大多數省份都公布了2023年度社會保險繳費基數，上海以12183元的繳費基數和7310元的基數下限高居全國第一，這也意味着，如果一個在上海工作生活的人想交社保，不管收入多少，都得負擔至少2558.5元的基本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費用。

社保，本來是給每個人托底的保障。有全職工作的人通常不會為社保煩惱，單位會承擔大部分費用，然而，一旦失去工作，社保就需要花費精力和金錢才能繼續維持。有人採取各種方式，掛靠、辦理靈活就業，甚至自己開個公司，而現在，隨着全國各地社保基數連年上漲，沒有固定工作的人們，身上的負擔又要加重。

為此，許多暫時沒有穩定工作的年輕人和自由職業者，開始權衡交社保到底有沒有用，對於他們來說，退休還很遙遠，社保最大的作用是和這個城市的連接——買房、買車，過上穩定的生活，社保都是一個基礎。而現在，他們覺得，這個連接，似乎也沒那麼重要。

社保漲了

冉冉今年24歲，工作了兩年，有10萬存款。6月份，她裸辭了，想給自己一個gap year，體驗一下自己喜歡的生活。

一番盤算後，存款還是夠用一年的。但沒了工作，社保也會跟着斷，好在5月初，上海放開了靈活就業的戶籍要求，她可以以靈活就業的身份自己交社保，每個月2282元，一年兩萬七千多，她把這筆錢預留了出來。

計劃趕不上變化。7月1日，上海社保基數提高，靈活就業者每個月需要繳納2558.5元。多出近三百塊，都快趕上上海的最低工資標準了，這讓她猶豫起來。「太高了，以後我不在上海長期發展的話，其實也不是必須在上海交社保。」在上海交一年社保，意味着存款會縮水三成，最終，她選擇回家鄉安徽交社保，每月只要1200多元。

在上海，如果沒有一個固定的單位，又想交社保，那2558.5元將是每個月的固定開支，再算上兩千元的房租、一兩千元的餐飲和其他開支，6000元，是一個基礎的生活成本。而在上海，有大約300萬靈活就業人員，分布在網約送餐、快遞物流、家政保潔、建築裝潢、網絡電商等行業，大部分靈活就業者的月收入都不高，也就六七千元，而且並不穩定。

因此，即便靈活就業也可以自己交社保，很多打零工的人，也沒有考慮在上海交社保或在上海退休，賺一些錢回老家，是更普遍的想法。根據上海市人保局公布的數據，截至2022年12月，包括離退休人員在內，全市參與職工基本養老保險1536萬人，而在七普數據里，上海常住人口2487萬，0-14歲非勞動人口243萬，再除去在校大學生55萬人、交了城鄉居民保險的近100萬人和已經到了退休年齡但沒有養老金的老人，在上海可能仍有四五百萬的勞動人口並沒有參與社保。

根據上海人保局公布的數據，今年以來，上海社保參保人數已經出現下滑趨勢，3月末比去年末減少10萬人，5月份放開外地戶籍靈活就業參保後，6月末回升了3萬人。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不知道自己未來會不會留在上海，對社保也猶豫起來。沒有固定工作的，更是非常佛系，有錢就交，沒錢就不交，管不了那麼多，社保一漲價，就更不想交了。

27歲的上海人蔡旻旻，最近幾個月正在全職備考專升本。備考間隙，她在奶茶店兼職，一周去三天，每個月能賺七八百塊，勉強夠生活開支。蔡旻旻的社保已經斷繳一個多月了，考試在10月底結束，她準備找到下一份工作再嘗試能否補繳。她聽說，斷繳社保可能影響以後的養老金數額，但因為社保「太貴了」，幾乎是她目前打零工月收入的三倍，沒有猶豫就斷繳了。

而25歲的內蒙人金昊，兩年前大學畢業帶着兩萬塊錢來到上海，一直以零工為生。幸好大學時在家裡要求下，考下了建築行業證書，遇到項目，他去公司掛靠一陣，能交上幾個月社保，沒項目時，社保就中斷。他不追求連續繳納社保，因為壓根兒沒考慮過在上海買房買車的事情。

年輕人們還有很多選擇，但對於已經交了很多年的中年人來說，即便突然沒有了固定工作，也不能輕易斷繳社保，沉沒成本太高了，只能選擇繼續「熬」。

收到社保局寄來的信函時，徐文禾感覺，失業中年人的焦慮又糊一層。信裡頭提示她，7月起社保基數提高了。「這筆逐漸增加的硬成本啊，為了養老卻不得不交。」

徐文禾今年38歲，年初從互聯網公司離職。算起來，她的社保已經繳夠了15年，可以享受在上海的退休待遇。但徐文禾不放心，她決定交滿20年。她擔心等到自己退休時，年限還可能延長。這種不安全感來自父輩的經歷。徐文禾的父親戶口從農村轉到城市後，開始繳納城市社保，等到快滿六十歲，才發現繳納年限不夠，只好一次性補繳了好幾年的社保。

如果還能找到工作，許多中年人不會優先考慮辦理靈活就業。原本，徐文禾想着，等處理完家事，自己還要回歸職場，她先在朋友的公司做了代繳，保證社保的連續性。等到五月，又決定生二胎，她判斷自己往後很難再找到工作，才轉成了靈活就業。

和徐文禾一樣，35歲的陳怡，交社保已經13年，準備再自己交兩年，至少湊夠15年。今年四月，她從行政崗位上被裁員。因為找不到工作，為了醫保不斷繳，她只能辦理了靈活就業。

對於突然失業的中年人來說，多出兩千多元的社保支出，生活的負重又增加了，他們也不知道，下一份工作能不能找到，什麼時候找到，相比社保，找工作才是最重要的事。

不穩定的工作

擁有一份穩定的工作，往往就不用擔心社保的問題，但對於一部分人來說，擁有一份穩定的工作是非常困難的，年輕人天然不穩定，容易跳來跳去，而中年人，則隨時背負着失業的風險。

2021年，冉冉大學還沒畢業，就進了這家公司實習。那時，因為「一體化管理」，她也被捲入公司的加班風氣中。早上九點打卡上班，下班卡到能趕上地鐵末班車為止，能延則延。最麻煩的是，公司規定一個項目組要一起下班，冉冉的時間常常耗費在等待組員的過程中。不加班的日子又都在出差，最久的一次，她在外地待了三四個月，每天的生活只剩下辦公室、食堂、酒店三點一線。

冉冉是安徽人，地理位置的接近，讓上海成為一線城市中，最順理成章的選擇。初來上海，陸家嘴的繁華也觸動過她，但在相冊里留下的光鮮很快就消散了。單程通勤超過1小時，「路上的繁華是一種與我無關的繁華」。

工作不止占據了她全部的時間，也開始侵蝕她的身體。有幾次熬夜，心臟開始出現針扎一樣的刺痛感。有一回在公司，她忍不住和熟悉的同事們抱怨，「加班太久了，心臟不舒服」。結果領導說了句，「正常，熬夜就會這樣」，輕飄飄地回應蓋住了心臟疼痛的恐慌。而領導自己也有類似症狀，冉冉一時間不知道該怎麼接話，但她知道，「這個環境把病態的事情當成正常，那只能說環境本身是病態的」。

想離職的念頭越積越沉，直到今年3月，一次大面積返工，讓她下定決心。「我不想一直等，我不可能永遠二十多歲，還是想試試有生命氣息的生活。」

陳怡原本沒想過辦理靈活就業。那是一家互聯網醫療公司，她是待了七年的老員工。年初，領導曾經提醒她，今年會有裁員。「最後一天」來得很快，公司對所有處於哺乳期和休產假的員工進行了梳理，分別進行談話協商。陳怡考慮，「過了哺乳期，保不准公司還會有下一波裁員，可能馬上也輪到我。」她沒有選擇留下，拿了八九個月的賠償，離開了公司。

早早拿賠償走人，也是想抓住金三銀四，迅速找到下家入職。儘管有心理準備，但找工作的難度仍然超出了陳怡想象，面試基本沒有到過第二輪。還有一些刺痛她的對話會反覆發生：

「孩子多大？」

「1歲，我們家三個老人帶孩子，完全不用我操心孩子的問題。」

對方會追問：「這種情況下你能接受加班嗎？」

陳怡明白，對方這麼問，已經表明了公司可能工作量特別大。她只好降低找工作的標準，也開始投遞前台等崗位，但連簡歷關都過不去，「對方覺得太資深了，超出條件」。

沒辦法，陳怡只能考慮轉行。她去一家中介機構當起了兼職，每租售出一套房，就能獲得提成。雖然目前只成交了一單。但這成為了她的新事業，兼職不需要坐班，她仍然每天準時出現在公司。

也有很多人主動選擇靈活就業。在上海的自由職業者中，年輕群體越來越多。攝影師、撰稿人、畫師，算是薪酬偏高的工種，沒有中間商賺差價，工資並不一定比在公司少太多。但風險也很明顯：接單量並不穩定。

金昊是模特，主要接一些淘寶商演、展會等活動。他明顯感覺到，市場競爭越來越大了。以往，他每個月平均能拿到1萬左右的工資，但現在錯過一單，就可能一兩個月沒有收入。光景好的時候，他的日程表上，未來幾個月都被提前預約了。到了今年，朝不保夕的不安感越來越強，開始出現空檔現象。

工作機會縮減的同時，競爭對象也變多了。剛入行時，遇到活動招募模特，10個人裡頭選5個。到最近，變成了50個人中選5個。一些奢侈品活動，被選中的難度會更大。今年三月，寶格麗展會選模特，100個人中選出8個。候選人要經歷三道關卡，先篩選個人資料，再線上面試選出20個，最後線下定最終的八個名額。金昊被卡在線上面試，錯失了1000塊錢一天，持續40天的大單。

除了訂單量不穩定，靈活就業者還需要自己承擔所有的經營風險。

艾影今年26歲，在決定成為一位自由攝影師前，她待過兩家公司，最後實在不想上班，「坐在那裡很占用自己的空間和時間，還有創造力」。因為喜歡攝影，理工科專業出身的她，轉行到攝影。為了抵抗風險，她同時還在網上做家居博主，也接一些運營工作。她覺得自己屬於幸運的那類，剛轉行，就有朋友幫忙介紹客戶，她也順利得到了第一波客戶的認可。

但一旦遇到變量，就可能意味着沒有收入。去年初，她和男友在上海市區租了一間工作室，每個月房租一萬五，押一付三，幾乎搭進去了兩人全部積蓄。結果遇到疫情，關門兩個月，那期間沒有任何收入，只能靠父母支持生活。

租下工作室後，兩人註冊了一個公司，社保雖然是以公司的形式交，但也是自己出，漲價後一個月5700塊錢，還增加了許多開公司的隱形成本。

在不穩定的狀態下，人本身都是隨波逐流，交不交社保，也變成一件隨緣的事情。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每日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