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自以為英雄的懦夫的非正常死亡

2019年8月13日，在中國極端民族主義黃色小報《環球時報》當編輯的付國豪，沒有記者證，卻身穿記者反光衣，跑到香港國際機場，近距離拍攝反送中運動的示威者。這不是記者的所作所為，而是特務行徑。他被示威者包圍並抓獲，人們發現他證件上的名字叫付國豪，信用卡卻叫付豪，一人竟有兩個名字，極似國安人員，馬上令群情洶湧，將其捆綁起來示眾。其間，付國豪展露出詭異的微笑，還用普通話高喊：「我支持香港員警，你們可以打我了！」一副視死如歸的英雄形象。

付國豪的熱度，來得快去得也快

此一事件正好被北京當局拿來當做將香港抗爭者妖魔化的證據，中國官媒立即加以鋪天蓋地的報道。付國豪回北京時，胡錫進等《環球時報》高層親自接機和獻花，《人民日報》亦發表名為《付國豪，真漢子！》的評論文章。付國豪一夜之間名滿天下，無數民間戰狼給他寫信、郵寄禮物，他儼然被視為「國家英雄」。《環球時報》給他十萬元重獎，胡錫進鼓勵他在北京買房娶妻，似乎要將其培養成「叼飛盤黨」的第二代掌門人。

2021年1月初，付國豪機場遇襲事件中的3名施襲者，被裁定暴動、襲擊致造成身體傷害、非法禁錮罪罪成，分別被判入獄4年3個月至5年半不等。

然而，付國豪的熱度，來得快，去得也快。一年多之後，付國豪透露，他的經濟收入偏低，無法在北京立足，只好黯然回到天津。但既然此前曾與香港「結緣」，他產生了到香港工作的意願，多次寄求職信到「成名」之地香港求職——香港已被中國再殖民，適合他的工作單位多如牛毛，如國安處、中聯辦、新華社香港分社、大公報、文匯報等，無一不可讓其大展拳腳。然而，天不遂人願，據付國豪父親付成學在2021年7月發布的「告兒書」中所說，付國豪到香港工作的理想卻因為「西方勢力滲透香港」而石沉大海：「你（付國豪）雖多方向香港媒體單位寄簡歷求職，然，均未回復。這不是你的問題，西方勢力滲透香港幾十年，媒體毒滲尤甚，毒媒黃媒曾倡狂鼓燥，記協等港獨組織變本加厲，無所不用其極。深恐之後他們將會孤注一擲，以身施暴，此刻的香港人非常需要正義的聲音，香港人民的聲音！」

看來，付國豪這樣的小粉紅，就像衛生紙，或耗盡能量成為廢物的電池，用過後就被主人扔掉，沒有再度回收利用的機會。於是，付國豪患上嚴重的抑鬱症。2022年11月18日，其父付成學在今日頭條平台發文說，兒子在2021年10月25日已經死了，年僅30歲，兒子是因病去世，那個病是抑鬱症。但以常理推測，抑鬱症通常不會致命，因抑鬱症而死，多半是想不開。

付成學特別解釋了為何事隔一年多後才公布兒子的死訊，稱其「不能做出哪怕點滴，不利於國家利益和形象的，一點點細微的污損」。他說，在2021年年底，「兩年多的時間裡，中華大地，疫情肆虐，各級政府疲憊之極，百姓心呈焦慮」。加上「台灣當局以虎謀皮，圖謀不軌，台獨企圖暴露無遺」，而且「《國家安全法》雖出台，但香港黑惡勢力仍然倡狂」。所以，付國豪去世的消息若不選擇一個適當的環境和空間公開，很有可能成為境外居心叵測勢力的投毒素材。他又指，「西方仇華勢力，虎視眈眈，小動作不斷」、「黨的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召開之際」也是原因之一。

付成學吃兒子的人血饅頭

有其父必有其子，有其子也必有其父。付成學的這段解釋，畫虎不成反類犬，將人們對其「英年早逝」的兒子的最後一點同情都消耗殆盡。他將兒子的死亡高度政治化，將兒子塑造成當代屈原或陳天華，不是因為個人的不得志而死，而是因為心憂國事的「第二種忠誠」，所謂「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台獨、「香港黑惡勢力」和「西方仇華勢力」乃是害死他兒子的三大元兇，好像是這三大元兇害得他兒子在北京買不起房和娶不到媳婦，而他兒子本人全然無辜，黨國更是對此一點責任都沒有。

付成學的這種表述，顯然是吃兒子的人血饅頭。魯迅小說中的吃革命先烈人血饅頭的，是旁觀死刑的路人。而在今天的中國，連父親也欣欣然地吃兒子的人血饅頭了，比易子而食也相差無幾了。他無非是以此向官府討要撫恤和恩典。他竭力放大其子的影響力和死亡的價值。其實，他心知肚明，他的兒子是一個如螻蟻一般的小人物，其死亡絲毫不會影響中國的政局，更不會影響國際局勢。但是，他將兒子的死亡與「家事，國事，天下事」勾連起來，他的兒子頓時變得如同毛澤東為劉胡蘭所寫的題詞那樣「生的光榮，死的偉大」。可惜中國沒有忠烈祠，否則記過這一番陳述，付國豪一定可以進忠烈祠了。若非付成學這一番精彩的「過度闡釋」，此事也不會引起我寫一篇評論的興趣。我讀到這段文字時，突然意識到，其父的闡釋方式比其子的死亡方式更具「重新闡釋」的價值。

英國劍橋大學教授傑利·透納假借古羅馬奴隸主傅可斯之名出版了《如何豢養一隻奴隸》一書，他在書中指出，奴隸這個詞原本的意思是指一個人的奴性特質，真正的奴隸是那些行為舉止缺乏道德感的人，無論他們是奴隸還是自由人。一個人的道德地位，是靈魂素質的反射，社會地位無關這個問題——有的自由人具有奴性，有的奴隸具有高尚的氣質。唯有那種自甘為奴的人，才無藥可救。從付成學的這篇文字中可看出，他就是透納所說的「自甘為奴」的人之一。他不為兒子的死亡向薄情的當局討說法（連敢於打官司的村姑「秋菊」都不如）、討公道，反倒擔心兒子死亡的消息會成為敵對勢力的「炮彈」，甚至會給習近平的加冕典禮抹黑，所以將兒子的死訊封鎖整整一年，簡直有「相忍為國」的古風。

透納在回答「如何使奴隸鞠躬盡瘁」這個問題時，有一番獨到建議：除了鞭子之外，需要給予奴隸足夠的食物，需要慷慨地稱讚奴隸，尤其是那些顯然雄心勃勃的人，他們很可能為了得到更多讚賞而努力。若從該理論出發，付國豪患抑鬱症和死亡的原因，是黨國（奴隸主）沒有給他更多的食物（以及車子和房子等物質獎勵），沒有給他足夠的肯定和稱讚。在此意義上，黨國有負於付國豪。不過，或許在黨國眼中，付國豪父子只是肆意壓榨和使用的奴隸，遠未達到奴才的位份。付成學、付國豪父子的悲劇在於，身為奴隸，命比紙薄，卻心比天高，想成為奴才而不得，結果付出了沉痛的代價。

父子看似勇敢實則懦弱

付成學、付國豪父子，看似勇敢，實則懦弱。無論是付國豪在香港機場的高呼口號，還是付成學在黨國和公眾面前的苦情戲，都是精心算計的買賣。法國思想家波埃西在《論自願為奴》一書中寫道：「在暴政的統治下，人們必然變得怯懦、軟弱。」這對父子可以成為今日中國人的精神分析的典型案例。魯迅說過，中國一向就少有失敗的英雄，少有韌性的反抗，少有敢單身鏖戰的武人，少有敢撫哭叛徒的弔客。今日亦如是：中國少有四通橋挺身抗暴的勇士，而多的是付氏父子這樣自願為奴的懦夫和走狗。波埃西如此分析此類人物的精神狀態：「多麼令人難以置信，人民在受到一個騙子的蠱惑而淪為奴隸，他們立即陷入墮落狀態，竟然完全忘記了他們的所有權利，幾乎無法再從麻木中喚醒他們，讓他們去重新奪回他們的權利；看著他們如此屈從，又是如此心甘情願，幾乎可以說他們不僅喪失了自由，而且還喪失了對他們奴役狀態的意識，沉淪於麻木和令人遲鈍的奴隸狀態。可以說，在開始的時候，人們的確是出於不得已，被迫屈從，但以後就慢慢習慣了；至於後來出生的人，他們從來就沒有經歷過自由，甚至也不知道自由是怎麼回事，他們毫無遺憾地服從，自覺自愿地服從，而他們的父輩則是出於被迫才服從。所以，在枷鎖下出生的人，他們在奴役狀態下長大，受到的也是奴役教育，他們看不到以前發生的事情，他們滿足於生來就是如此的生活；他們除了生來就擁有的，他們不會想到其他的權利，也不會想到其他的財富，他們甚至把自己的出身狀態視為他們的自然狀態。」

接近暴君，必然遠離自由。付國豪沒有資格接近習近平這樣的大暴君，只能接近胡錫進這樣的小衙門的小暴君。但大暴君靠無數小暴君完成其鐵桶般的統治。付國豪的悲劇在於，他沒有足夠強大的心理素質，未能能成為胡錫進的接班人。如果他死前讀過《論自願為奴》，一定可以活下去，因為這本書就是他們這類人的一份心理分析報告：「他們不僅要完成暴君規定的任務，還要猜想他的需要，而且預見到他想要得到什麼，並市場去滿足他的種種欲望，絕不僅僅要對暴君唯命是從，還要設法討好他，為此他們要放棄自我，勞心傷神，盡心竭力做好暴君交代的事情，因為他們只以他的快樂為快樂，他們犧牲自己的愛好去迎合他的愛好，由此扭曲了自己的秉性，離開了他們的天性。自己一無所有，他們的安寧、他們的自由、他們的身體，甚至他們的生命，一切都在他人手中，還有比這更悲慘的的生活嗎？但他們還是自甘為奴，以便積累財富：但他們什麼也不能獲得，因為他們甚至不能說他們屬於自己。……有太多這樣的人，他們通過各種卑鄙手段贏得君主的信任，無非是讚美君主的邪惡愛好，或者是利用君主的天真，但他們最後還是被同樣的君主碾得粉身碎骨；君主可以輕而易舉地提拔他們，他也可以隨時隨地毀掉他們。」如果他讀了這樣的文字，就能「牢騷太盛防腸斷，風物長宜放眼量」，好好活下去了。

付國豪死掉了，求仁得仁，死得其所。他的死亡不會驚醒其他奴隸的黃粱美夢。他的後來者還會絡繹不絕。

（※作者為美籍華文作家，歷史學者，人權捍衛者。蒙古族，出身蜀國，求學北京，自2012年之後移居美國。多次入選百名最具影響力的華人知識分子名單，曾榮獲美國公民勇氣獎、亞洲出版協會最佳評論獎、北美台灣人教授協會廖述宗教授紀念獎金等。主要著作有《劉曉波傳》、《一九二七：民國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潰》、《顛倒的民國》、《中國乃敵國也》、《今生不做中國人》等。全文轉自上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