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
第十四個問題：這種新的社會制度應當是怎樣的？
答：首先將根本剝奪相互競爭的個人對工業和一切生產部門的管理權。一切生產部門將由整個社會來管理，也就是說，為了公共的利益按照總的計劃和在社會全體成員的參加下來經營。這樣，競爭將被這種新的社會制度消滅，而為聯合所代替。因為個人管理工業的必然後果就是私有制，因為競爭不過是個別私有者管理工業的一種方式，所以私有制是同工業的個體經營和競爭密切聯繫着的。因此私有制也必須廢除，代替它的是共同使用全部生產工具和按共同協議來分配產品，即所謂財產共有。廢除私有制甚至是工業發展所必然引起的改造整個社會制度的最簡明扼要的說法。所以共產主義者提出廢除私有制為自己的主要要求是完全正確的。
現在由於大工業的發展：第一，有了資本和規模空前的生產力，並且具備了能在短時期內無限提高生產力的手段；第二，生產力集中在少數資產者手裡，而廣大的人民群眾卻愈來愈多地變成了無產者，並且資產者的財富愈是增加，無產者的境遇就愈加悲慘和難以忍受；第三，這種強大的容易增長的生產力的發展，已經大大超出了私有制和資產階級的範圍，以致經常引起社會制度極其劇烈的震動。因此，現在廢除私有制不僅可能，而且完全必要。
這些，正是中國共產黨人認為所有制越「公」越好、越「純」越好的理論根源。「一大二公」的思想源遠流長，並非中國共產黨人的獨創。新中國建立以來，動用了各種輿論工具宣傳全民所有制的理想，批判私有制的罪惡。成千上萬的人把消滅私有制當作自己終其一生的奮鬥目標――這麼美好的理想當然早一點實現比晚一點實現好。從這裡可以找到毛澤東追求「一大二公」的思想根源。
近代實踐證明，私有制是民主政治的經濟基礎。國有財富的執掌者必然成為國家的主人。國有人的經濟不僅低效率，而且是和專制制度相匹配的。消滅了私有制，必然為專制制度奠定基礎。
這個理想的第二項內容就是消滅商品生產，實行計劃經濟。
消滅了私有制以後怎麼辦呢？消滅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實行計劃經濟。馬克思主義認為，在生產資料私人占有的情況下，生產是盲目的，無政府的。這就不可能自覺地實現各個產業之間、各種產品之間所需要的比例關係。只有通過周期性的經濟危機才能達到平衡。消滅私有制以後人們就可以自覺地進行計劃，自覺地保持比例關係，經濟危機就會消除。
一旦社會占有生產資料，商品生產就將被消除，而產品對生產者的統治也將隨之消除。社會生產內部的無政府狀態將為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
日常的經驗就直接顯示出這件產品平均需要多少數量的社會勞動……因此，在上述前提下，社會也無需給產品規定價值……各種消費品的效用（它們被相互衡量並和製造它們所必需的勞動量相比較）最後決定這一計劃。人們可以非常簡單地處理這一切，而不需要著名的「價值」插手其間。
沒有一個使千百萬人在產品的生產和分配中最嚴格遵守的統一標準的有計劃的國家組織，社會主義就無從設想。
計劃要『具有立法的職能』，國家計劃委員會的決定，『應具有立法的性質』。
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以後，就可以取消商品生產，不需要價值規律來配置資源，而是實行全面的經濟計劃。「全部國家經濟機構將變成一架大機器，變成幾萬萬人遵照一個指令工作的大機器」。
後來的實踐證明，計劃經濟體制的根本缺陷是，在資源配置上用人的主觀判斷來代替經濟運行的客觀規律。人不可能準確、及時地認清市場變化並及時對經濟活動做出正確、及時的指導。所謂計劃指導，實際是一連串的錯誤指導。在不斷的錯誤指導中，巨額投資付諸東流，大量的財富被浪費。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每一個勞動者，每一家企業，都是大機器上的齒輪和螺絲釘，必須按一個指令運轉。因此，首創精神被壓抑，進取心和奮鬥精神被挫傷，智慧和才能被窒息，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被扼殺。停滯、匱乏和貧困也就必然。
既然全社會按照一個指令工作，就得有高度集中的管理體制。長官的指示就是命令，計劃就是法律，不同的意見就會被當作「雜音」和「噪聲」加以消滅。所以，計劃經濟體制和民主不相容，和計劃經濟體制相匹配的政治制度是極權制度。
這個理想的第三項內容就是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原則。
馬克思主義的按勞分配是指「消費資料」，因為生產資料已經公有了，沒有分配問題。
他從社會方面領得一張證書，證明他提供了多少勞動（扣除他為社會基金而進行的勞動），而他憑這張證書從社會儲存中領得和他所提供的勞動量相當的一份消費資料。…….除了自己的勞動，誰都不能提供其它任何東西，另一方面，除了個人的消費資料，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成為個人的財產。
人類從資本主義只能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即過渡到生產資料公有制和按勞分配。我們黨看得更遠些：社會主義必然會漸漸成長為共產主義，而在共產主義的旗幟上寫的是：「各盡所能，按需分配。」
各盡所能，按勞取酬—-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公式。
馬克思主義的按勞分配排除了其它分配形式。如按資分配。因此，把拿利息當作剝削。中國在1956年的社會主義改造中，資本家把工廠交給了國家而拿很少的「定息」。但是即使如此，後來也被當成剝削的根據而一直受到政治歧視。
按勞分配，誰來分配？實踐的結果是：分配者成了主人，接受分配的人成了奴隸。分配者可以隨時剝奪接受分配者的生存資源。幹部在公共食堂里隨意對農民「扣飯」，就是分配者控制和奴役接受分配者最典型的一例。
消滅了私有制，實現了計劃經濟和按勞分配，國民經濟就能有計劃、按比例的發展。經濟危機將終止，剝削、階級和階級的對立將消除，商品對生產者的統治也隨之消除，人們將從金錢的奴隸變成社會的主人，赤裸裸的金錢關係將變成平等的互助關係。這就是共產黨人的理想。然而，這個美好的理想一經實踐，就出現了和他們初衷相反的結果。
這個理想的第四項內容，也是實現這一理想的手段，是通過無產階級的暴力革命來消滅資產階級，建立無產階級專政。
無產階級，現今社會的最下層，如果不炸毀構成官方社會的整個上層，就不能抬起頭來，挺起胸來……每一個國家的無產階級當然首先應該打倒本國的資產階級。
共產黨人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他們公開宣布：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讓統治階級在共產主義革命面前發抖吧。無產階級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
推翻資產階級以後怎麼辦呢？實行無產階級專政。馬克思說：
在我以前很久，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就已敘述過階級鬥爭的歷史發展，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也已對各個階級作過經濟上的分析。我的新貢獻就是證明了下列幾點：
1、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相聯繫；
2，階級鬥爭必然要導至無產階級專政；
3，這個專政不過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渡……
這種社會主義就是宣布不斷革命，就是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這種專政是達到根本消滅一切階級差別，達到消滅這些差別所由產生的一切生產關係，達到消滅和這些生產關係相適應的一切社會關係，達到改變由這些社會關係產生出來的一切觀念的必然的過渡階段。
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變為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
在國家成了無產階級的國家的時候，在它成為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施用暴力的機器的時候，我們就要完全地和無條件地主張堅強的政權和集中制。
馬克思主義者設想，無產階級專政只是在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時期」，當時他們沒有說這個「過渡時期」有多長。從蘇聯和中國的實踐來看，這個「過渡時期」很長很長。共產黨執政時期全都是無產階級專政時期。既然是無產階級專政，那麼，為了實現「全體一致地嘻笑怒罵」，「對意識形態的全面專政」也就是理所當然的了。實踐證明，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實際是領袖專政。專政對象並不是什麼「階級敵人」，而是不願意效忠領袖的人。
由於從古代的集體主義思想到近代的社會主義思想，都是針對人的魔鬼性的，都針對社會不平等種種社會弊端的。因此，自古以來，這種思想體系就有廣泛的社會基礎。處於下層的百姓是它的忠實信眾，一些同情下層群眾的知識分子，也極力宣揚它。從康有為到李大釗，都主張「大同」和「共產」。中國共產黨就是在這種思想基礎上建立的。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這個美好的理想，以各種通俗的或深奧的形式，向各種年齡、各種不同文化水平、各種不同身份的人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地灌輸。雖然在實踐中，有些理想暫時不能實現，但作為未來的奮鬥目標是不能動搖的，中國共產黨還把對這種信仰是不是堅定，作為考察黨員、任用幹部的重要條件。
這樣，共產主義信仰就成了1500萬共產黨員的集體信仰，還通過政權的強制，讓中華人民共和國全民都信奉這個集體信仰。中國共產黨一直教育它的黨員：馬克思主義既是科學，又是信仰。其實，科學和信仰是不相容的兩回事。信仰通常中堅定的，而科學是要不斷地發展和揚棄。信仰是心靈的，而科學需要實驗去驗證。如果說馬克思主義是信仰，它就失去了科學性。
人類不能沒有信仰。只要你不對人們進行強制，不剝奪每一個人的自由選擇權，不管什麼樣的信仰都是可以存在的。但是，如果把共產主義信仰變成了全民信奉的集體信仰，並且用政權強制所有的人、動用全國資源實踐這個集體信仰，必定會帶來巨大的災難。
「一個人如果只崇拜某個神，他還算不上有虔誠的信仰，只有當他把自己的一切思想資源、一切自願的服務行為、發自肺腑的幻想熱情，全部獻給一項事業或一個人，將其為自己全部思想和行為的目標和準繩時，才能夠說他是一個虔誠的人。」 共產黨的輿論控制系統，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這個目標，一大批人成了共產主義虔誠的信徒。尤其是那些單純幼稚的青年和文化低下的人們，對共產主義懷有強烈的宗教感情。
從古今中外的教派鬥爭中我們得知，凡是懷有極端宗教偏執的人們，通常會用火與劍去清除那異教徒。在政教合一的國度里，必然如此。於是就出現了大躍進年代（以及後來的文化大革命）大規模的殘酷迫害。
三、中國為什麼走上了極權主義
最早將社會主義一詞譯作中文的是黎昌庶的《西洋雜誌》，1877年黎昌庶隨郭嵩燾出使英法，接着又轉任德國和西班牙的使館參贊。《西洋雜誌》是他對歐洲的了解。這本書中兩次提到歐洲的社會主義運動。將Socialist一詞譯成「平會」，「會」是「會黨」的意思，即當時中國民間結社。他將社會主義理解為一個「平」字，與中國「均貧富」的傳統思想有關。稍後，西方傳教士的一些中文著作對馬克思的一些片斷介紹中，將馬克思主義作為「救貧」、「均富」、「富民」的安民學說。1899年2月至5月，上海廣學會主辦的《萬國公報》連載了英國傳教士李提摩泰、中國人蔡爾康節譯的英國哲學家基德（梁啓超譯為頡德）的《社會進化論》，將譯著命名為《大同學》，用中國的「大同」思想來理解、介紹社會主義。１９０２年１０月，梁啓超發表的《進化論革命者頡德》一文中提及到「日耳曼人社會主義之泰斗」馬克思。提到馬克思的「謂今日社會之弊在多數之弱者為少數強者所壓伏」 。不過，他認為馬克思這種抑強濟弱的思想，中國古已有之。他把王莽改制的作法也與此並列，還說：「中國古代井田制度，正與近世之社會主義同一立腳點。」
孫中山、朱執信、宋教仁、廖仲愷都曾著文介紹過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他們稱讚馬克思的某些思想，但認識各異，也不打算在中國實踐。宋教仁認為共產主義實際是中國古代的大同思想。孫中山等人本來是想把中國建成一個憲政國家，但當時相當多的人把那場革命當作一場種族革命。在「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旗幟上，「驅除韃虜」放在第一位。「排滿」是觸發辛亥革命的重要因素。占國民絕大多數的漢人，既對清廷腐敗不滿，更恨它是「異族」統治。反對「異族」統治是宋、明以來的主流傳統。
當年在武漢三鎮經歷過這場革命的老人回憶，當時不叫「辛亥革命」，而稱「興漢滅旗」，即振興漢人，消滅旗人。當時殺戮了不少旗人。我的家鄉距武漢只有100多公里，我在童年時（當時距辛亥革命僅30多年）多次聽到這樣一個傳說：為了區別漢人和旗人，有些革命軍抓住俘虜就讓他念「六百六十六」，念出「陸伯陸司陸」的就放人。如果念出「溜百溜十溜」，最後一個「溜」字還沒出口，就已人頭落地。
1912 年2月12日，隆裕太后頒發《遜位詔》，有人在明陵舉案祭奠，以政權歸漢來慰告朱家王朝在天之靈。在許多人心目中，「異族」統治已經結束，其他便無關緊要了。用胡漢民的話來說是：「同盟會未嘗深植其基礎於民眾，民眾所接受者，僅三民主義中之狹義的民族主義耳。正惟『排滿』二字之口號極簡明切要，易於普遍全國，而弱點亦在於此。民眾以為清室退位，即天下事大定。」
這樣狹隘的革命成功以後，就很難有制度創新了。大清帝國的旗號換上了中華民國的旗號，清帝國的專制制度以及它的小農經濟基礎和官僚代理體制，以及清帝國的種種社會問題，幾乎都原封不動地保留在中華民國的旗號之下。帝國的根基和靈魂並未隨着滿清的倒台而消失。中國進入了專制帝國崩潰後軍閥混戰的局面。
在混亂中，中國的知識精英們不斷地尋找救國之路。二十世紀之初，達爾文主義、三民主義、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馬克思主義、國家主義等源於西方的種種學說紛紛在中國登場，各自對中國的歷史和現狀進行解釋，開出各自的藥方，爭取各自的信徒。
本來，英美等國家的思想、制度，也就是我上面所說人類文明的第二條線，那時已經介紹到中國。當時，由華盛頓、傑弗遜等建立起來的民主政治制度和以自由競爭為特點的市場經濟制度，在不少國家已經成為現實。正如陳獨秀在晚年（1940年）所說的，這套制度是「幾千萬民眾流血鬥爭了五六百年才實現了的」。
為什麼中國沒有選擇西方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卻從蘇聯那裡接過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走上了蘇聯式的社會主義之路呢？這不是少數精英的選擇，而是歷史的機緣。
首先，西方思想是和毒品鴉片同時進入中國的，是靠洋槍和大炮打開國門的，是與割地、賠款的恥辱和圓明園的廢墟相聯繫的。這些，勢必在中國人中產生了強烈的牴觸情緒。毛澤東說：「帝國主義的侵略打破了中國人學習西方的夢。很奇怪，為什麼先生老是侵略學生呢？」 近幾年來，余英時等學者提出了與毛澤東這個看法不同的見解， 但是，中國和西方之間，國家利益的衝突，不同文明的衝突必然會發生的。在西方野蠻性的市場擴張和兩種文明衝突中，強者一方採取了令人遺憾的血腥、殘暴、掠奪手段，當時的中國人感受到深重的民族危機。在外強入侵面前，勢必民族獨立壓倒制度創新、主權壓倒人權、集體主義壓倒個人主義。
其次，中國專制制度統治的時間過長，在中國沒有像西方產業革命以後的那種經濟基礎和社會基礎。在英國，16世紀資本主義就有相當的發展。而中國，專制制度壟斷了一切社會資源，民間經濟沒有發展的餘地。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在中國出現比歐洲晚了一兩百年。1872年，中國向西方學習的第一個股份制企業輪船招商局成立。1883年出現了股份制。1883年至1887年，只有39家股份制企業。這些企業多數是北洋大臣和南洋大臣批准的，重要的企業是由皇帝批准的。但是，這些企業都窒息在封建專制制度之中。在封建專制條件下，資本主義不可能發展起來，也不可能出現民主制度的主體階層――中產階層。
第三，中國傳統文化的原因。儒家文化「重農抑商」，把商人視為「四民之末」，市場經濟是重商經濟；儒家文化強調「修身」，西方文化強調個人自由。諸多方面的原因使得中國傳統文化不易吸收英美文化，而便於吸收馬克思主義。吸收英美文化更重要的阻礙是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王權主義作為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主體，影響着人們的政治意識。在廣大底層群眾中，形成了的「非參與意識」。人們畏懼王權，又崇拜王權，只能伏在君主腳下當順民。在王權的束縛下，個人沒有獨立的人格意識，沒有對於自身權利的自覺。政治是極少數人的事，大多數人甘心作王權統治下的良民。長期的專制制度造就了這種政治文化土壤，這種土壤又培育着專制政治。
可以想見，這樣的文化土壤，對西方民主制度有一種自然的排斥。而來自蘇聯的集體主義，與中國傳統政治文化有着較多的親合力。
第四，20世紀初，資本主義世界本身並沒有很大的吸引力，世界大戰，經濟危機，工人失業，貧富懸殊。當時，蘇聯和美國比較，顯出了更多的優越性。1929年經濟危機時，不少西方知識分子也讚揚蘇聯的制度。這種情形，對正在選擇制度的中國顯然會發生影響。
對於長期抑鬱在儒家文化之中的中國知識分子來說，馬克思主義無疑是一股沁人心肺的新鮮空氣。它那廣闊的視野、深邃的思想和嚴密的邏輯，使他們看到了遠比儒家學說所描繪的更加明晰、更加精確、更加可信的圖景。這個圖景不僅有理想的魅力，有扶貧濟困的正義之光，還給除統治者以下的各個階層以巨大的利益誘惑。僅這些就會吸引眾多的人為之奮鬥終生。
按照列寧的學說，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薄弱環節，一個落後的國家，可以通過無產階級革命奪取政權，再利用政權的力量，用計劃經濟的手段，可以集中國力實現超越式發展，可以超過資本主義國家進入先進國家行列。當時對蘇聯建設成就的宣傳資料已經為這一理論提供了實踐的佐證。這種前景，對於處於落後挨打的中華民族來說，具有多麼大的吸引力！
對於馬克思主義關於用暴力革命手段摧毀舊的國家機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中國知識分子在中國多次農民起義的成功實踐中找到了可行的證據。毛澤東把農民起義當作推動中國歷史前進的動力，把太平天國這個近似邪教的組織當作中國近代革命的先驅。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 。然而，炮聲送來的馬克思主義是蘇聯式的。當時馬克思主義的歐洲流派稱為「第二國際」（現代為北歐的社會民主黨），主張非暴力革命，主張民主制度，主張在資本主義制度中逐漸演生出社會主義。列寧稱他們為「修正主義」，而蘇聯的馬克思主義即「馬克思列寧主義」，主張暴力革命，主張建立有嚴密組織、有鐵的紀律的、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政黨，主張用暴力剝奪有產者，取得政權以後，用行政強制推行經濟的超越式發展，用暴力鎮壓反對者。因此，從蘇聯引進來的「主義」，更是帶有專制的血腥。在中國農業社會中成長起來的毛澤東，又把蘇聯式的馬克思主義翻譯成具有中國鄉土氣息的思想體系。這種中國鄉土氣息不僅是「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思想，而是承襲了中國農業社會的一些價值觀，用農民起義的方式進行「無產階級革命」；用秦始皇的政治體制推行無產階級專政。
於是，王權思想藉助馬克思主義的軀殼在中國還魂。「五四」運動，倡導民主、科學、人權，結果事與願違，引進的卻是反民主、反人權的思想。中國仁人志士追求的美好的理想最終成了這樣一個結果：蘇聯的專制主義和中國王權思想的疊加。
於是，人類文明的第二條線與中國社會擦肩而過。「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成了中國的「國教」，毛澤東的極權制度在中國確立。三年大饑荒以及其它種種「人禍」接踵而來。
這一切，都是在似乎合理的歷史邏輯中發生的。
第二十八章 大饑荒對中國政治的影響
中國在20世紀後半葉發生的大事，似乎有這樣一個邏輯鏈條：沒有反右鬥爭，就沒有「三面紅旗」；沒有「三面紅旗」，就不會有大饑荒；沒有大饑荒，就沒有反右傾運動，就沒有「四清」和文化大革命；沒有文化大革命把事情推向極端，就沒有經濟體制改革。
1962年初，面對幾千萬人餓死、國民經濟嚴重困難的局面，中國高層的不同意見又一次浮出水面。如果說廬山會議毛澤東的主要對手是彭德懷，那麼，現在毛澤東的主要對手則是劉少奇。毛、劉之間的鬥爭從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一直持續到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
一、在七千人大會上高層出現分歧
劉少奇在1958年緊跟毛澤東，說了很多比毛澤東還要狂熱的話。他是什麼時候開始轉變認識的？我曾就此問題請教於劉少奇的秘書姚力文。姚回答說，可能是1961年回家鄉調查，也可能更早一些。他1959年秋後就看到了生產力的大破壞，那時他對形勢應當是清醒的，也許是懾於毛澤東的權威，也許是為了「黨的團結」，也許是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他還是和毛澤東唱一樣的調子。
然而，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他唱出了和毛澤不一樣的調子。
1961年1月召開的八屆九中全會，正式通過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開始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但由於人們思想認識不統一，調整措施沒有得到切實貫徹，整個經濟狀況仍很嚴峻。在這種情況下，11月12日，中共中央決定召開五級幹部會議，統一思想，克服困難。根據政治局會議精神，事後，由劉少奇、鄧小平主持起草大會的報告。1961年11月22日，劉少奇看完報告初稿後，找到起草小組提出修改意見。劉說，還是1959年廬山會議講的兩句話，一是成績講夠，二是缺點講透。具體意見主要有：（一）過去四年的缺點、要擺開講，有多少講多少，放開講，不要吞吞吐吐，重病要用猛藥，要使人出一身汗，這才能夠接受教訓。（二）這幾年出現的問題，中央要負主要責任，要在報告中代表政治局作自我批評，否則下面不服。（三）關於分散主義，要列舉表現事實，各省都有這樣的事實。（四）這幾年的錯誤同黨內過火鬥爭，特別是1959年廬山會議只反右不反「左」、後來又在黨內普遍進行反右傾有很大關係。黨內民主不夠，使許多錯誤不能及時改正。
這個報告是在劉少奇和鄧小平的主持下起草的。經過多次修改後逐漸清晰起來。
1962年1月8日和9日，劉少奇分兩次（先送第一、二部分，後送第三部分）將報告的第一稿呈送給毛澤東。9日23時，又把第二稿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送給毛澤東（第三部分還沒有改完）。但這時距開會只有一天。毛9日一夜未眠，看完了前兩部分。10日上午10時毛作了批示，建議會議推遲3天作報告。在這三天討論農村基本核算位和別的問題。但毛澤東又改變了主意，他說第三部分不看了，整個報告就不要先開政治局會議討論了，立即印發大會，分組討論三天，請大家評論，根據大家意見作修改，然後交政治局討論通過後成為正式報告。
這次中央工作會議原定為三級（中央、大局、省、地），後來毛澤東建議擴大為五級，即增加縣級和相當於縣級的工礦企業領導人。參加會議的有7118人，所以通稱「七千人大會」
會議於1月11日正式開幕。以小組會議形式討論劉少奇的報告稿（即上述報告）。討論最初集中於「反對分散主義，加強集中統一」的問題。當時，劉少奇、周恩來、陳雲等中央領導人都把國家計劃以外的經濟活動都當作「分散主義」加以反對。陳雲說：「什麼叫計劃經濟，就是要集中統一。半計劃就是無計劃。」 七千人大會開始就把反分散主義作為重點。但地方的代表們對分散主義有不同意見。他們的意見是：「工業中有分散主義，農村中則是集中過多，不是分散主義。而工業中的分散主義也有多種理由，似乎非此不可。否則就恢復到1957年以前，不能鼓氣，而是泄氣了。」
由分散主義討論到大躍進以來缺點和錯誤產生的原因，爭論越來越激烈。
討論中談到「三面紅旗」的問題時，大多數代表認為，「三面紅旗」是正確的。反右傾以後，多數人都是這麼說的。但值得注意的是，有代表說，「三面紅旗」抽象地說是正確的，到了具體問題就不好說了。比如，這幾年「大躍進」了，為什麼卻出現了糧食、市場緊張？西北地區的代表對「三面紅旗」提出了八個方面的質疑
代表們對劉少的報告稿提出了很多意見，出乎中央常委所料。柯慶施則從左的角度對稿子十分不滿，說「越看越沒勁」。毛澤東提出成立新的報告起草委員會。毛澤東說：「看來，這個稿子有些不是文字問題，而是原則問題。草稿中不好的可以推翻，可以全部推翻。」他強調，委員會內可以充分討論，有意見都可以提，「三不主義」――不掛賬、不打擊、不報復，但是問題決定之後就要遵守。 起草委員會由劉少奇牽頭，由21人組成：周恩來、陳雲、鄧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陳伯達、柯慶施、李井泉、宋任窮、烏蘭夫、陶鑄、劉瀾濤、王任重等。
在討論這幾年的缺點錯誤的責任時，起草委員會出現了爭論。1月18日，彭真說，我們的錯誤首先是中央書記處負責，包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該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錯誤就是多少錯誤。毛主席也不是什麼錯誤都沒有。三五年過渡和辦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講到這裡，鄧小平插話說：毛主席說過，你們的報告把我寫成聖人，聖人是沒有的，缺點錯誤都有，只是占多少的問題。不怕說我的缺點，革命不是陳獨秀、王明搞的，是我和大家一起搞的。彭真說，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瑪峰，也是泰山，拿走幾噸土還是那麼高。是東海的水，拉走幾車，還有那麼多。現在黨內有一種傾向，不敢提意見，不敢檢討錯誤。一檢討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錯誤不檢討，將給我們黨留下惡劣影響。省市要不要把責任擔起來？擔起來對下面沒好處，得不到教訓。從毛主席直到支部書記，各有各的賬。 周恩來從維護毛澤東的方面提出了問題，他說：講責任方面，要從我們自己身上找原因，目前困難時期，要頂住，承擔責任，全世界都指望着我們。主觀上的錯誤，要着重講違反毛澤東思想。個別問題是我們供給材料、情況有問題，應當由我們負責，不能叫毛主席負責。如果不違反「三面紅旗」思想、毛澤東思想，的確成績會大些……過去幾年是「浮腫」，幸虧主席糾正得早，否則栽得跟頭更大，要「中風」……主席早發現問題，早有準備，是我們犯錯誤。他一人無法力挽狂瀾。現在要全黨一心一德，加強集中統一，聽「梢公」的話，聽中央的話。中央聽毛主席的話。這是當前工作中的主要問題。 周恩來發言不久，陳伯達發言，說彭真關於毛主席的講話值得研究，我們做了許多亂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負責？是不是要檢查毛主席的工作？現在的根本問題是中央不能集權。農民是相信中央、相信毛主席的。亂搞一氣，不是主席的政策。彭真趕緊解釋：我的意思是，別人都可以批評，就是毛主席不能批評，這不好。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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