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堅決批判和否定了「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指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並將其作為黨的思想路線的根本原則，從而重新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
理論思想層面，堪稱偉大轉折。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全面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政治口號，作出了把全黨工作重點和全國人民的注意力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
發展路線層面，堪稱偉大轉折。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了改革開放的任務，要求多方面地改變同生產力發展不適應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改變一切不適應的管理方式、活動方式和思想方式。
戰略決策層面，堪稱偉大轉折。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對「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作出了重新評價，讓整個社會得以放下沉重包袱，堅定信心，輕裝向前。
社會人心層面，堪稱偉大轉折。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打破計劃經濟的全面包攬，提出讓地方和工農業企業在國家統一計劃的指導下有更多的經營管理自主權，並着手大力精簡各級經濟行政機構，把它們的大部分職權轉交給企業性的專業公司或聯合公司。開創性地指出應該堅決實行按經濟規律辦事，重視價值規律的作用。
管理思路層面，堪稱偉大轉折。
由此，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偉大進程，為中國經濟、社會、文化發展帶來長達40年的繁榮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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