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幾萬袋垃圾幫運動員找手機 是好客之道還是超國民待遇？

據媒體報道，一名香港運動員在杭州亞運會期間遺失手機，經組委會協調安排多名「志願者」連夜翻找數萬隻垃圾袋，終於成功找回手機，並獲得中國香港代表團的感謝與表揚。

很顯然，組委會認為他們盡心盡力幫運動員排憂解難是東道主的『好客之道』，而遺失手機的運動員和所在代表團也真切地感受到了這一點，感激之心感動之情可謂發自肺腑。

就是我們作為圍觀群眾，心裡難免有點酸溜溜的感覺……

丟東西，以及被偷東西的事情幾乎人人都經歷過，但連夜翻找幾萬隻垃圾袋幫忙找回失物的待遇估計很少有人體會過。

按照我們生活在中國大陸的一般經驗，在公共場所丟失物品後，場館方幫忙登記一下信息，查看一下監控是常規操作，如果還能派一位保安或者保潔幫忙找一下，那簡直是良心物業了。

按照我個人去過香港6次旅行的有限經驗來說，在香港公共場所遺失物品的處理流程基本是一樣的。

安排幾十個人翻找幾萬袋垃圾只為找回一部手機的事情，無論在中國香港還是中國大陸，肯定都屬於超級VIP待遇了。

那麼問題來了：

這樣一種超常規的操作到底是因為亞運會東道主的『好客之道』，還是因為香港運動員的身份給了『超國民待遇』，又或者兼而有之呢？

辨析清楚這個問題，在當下的公共輿論中格外重要。

當年某城市全城搜索幫外國遊客找尋丟失自行車的新聞這些年一直儲存在大家的記憶里，時不時就會被新發的案例所激活。

更加刺痛國人敏感神經的則是山東大學給留學生安排學伴的事件。雖然學伴的設置本身並不像網傳的那樣不堪，但留學生與本國學生的差別待遇是真實存在的。

近日西安某高校還發生了保安怒斥中國學生「不懂規矩」，把垃圾投放到「留學生專用垃圾桶」的奇葩事件，再次引發輿論的強烈反彈。

基於近代屈辱的歷史記憶，外國人在華享受超國民待遇問題已經成了深深扎在中國人心裡的一根刺，絕不能忽視它的存在。

也因此，杭州亞運會本意是展示東道主『好客之道』的宣傳，在包括我在內的很多人看來卻成了給國際友人『超國民待遇』的扎心案例。而且，因為這次享受超常規安排的是同為中國人的香港同胞，可以拋開「洋人」的標籤來討論問題，更好地幫助我們理解『好客之道』與『超國民待遇』的邊界在哪裡。

我總結了三條鑑定標準供大家參考。

『超國民待遇』鑑定標準第一條：

本國人也能享有優質服務，但客人的標準更高一些的是『好客之道』，人有我無、人優我劣的那就是『超國民待遇』

在中國的傳統觀念里，把最好酒菜留着招待客人是一種非常普遍的做法，我的父母和祖父母都是這樣的人。原因也很好理解，並不是他們有多麼喜歡這些客人，而是好面子。

我至今有一個沒化解開的童年陰影。那是在我七八歲時候的一個中秋節，當時家裡比較困難，一位親戚照顧做了單生意賺了一筆小錢，爸媽非常感激。作為答謝，爸媽帶着親戚家的​幾個孩子去省會城市的遊樂園玩了一圈，還拍了很多漂亮的照片。而我和姐姐則被留在鄉下，和奶奶一起過了個平淡如水的中秋節。

更關鍵的是，我那時特別懂事，知道家裡條件不好從不肯亂花一毛錢。我們城市裡有個動物園的門票是12元錢，我忍了一年多愣是沒跟爸媽開口說想去。結果爸媽卻帶着別人家的孩子去遊樂園，花費十倍百倍之多。我至今清晰地記得看到他們遊玩照片時洶湧難抑的委屈與憤怒。

但這絕不是因為爸媽不愛我。在我爸媽的優待排序里，客人是第一位的，自家老人孩子排第二位，他們自己則在最後一位。通過這種自我犧牲的價值排序，他們在傳統的道德觀念里獲得自洽的滿足。

那時候每到過年前，爸媽就會有意識地把臘魚臘肉這些「好東西」先高高地吊起來，我們自家人是沒資格吃的，要等着拜年的親戚上門時用作招待。

直到現在，我媽仍然會有這樣的意識，要提前很久準備好過年招待客人的菜。只是現在家裡條件寬裕了，雞鴨魚肉什麼的變成了日常的食物，招待客人的和平常自己吃的也沒什麼本質區別，就是為了擺桌上好看會多做幾道菜。

也是到了這個階段，我才認同了上一代人『好客之道』的合理性，因為那些吃的、玩的我自己平時也能擁有，給客人稍微多一點完全不介意。

但你永遠不能要求一個省吃儉用不捨得花12元錢去動物園的孩子眼睜睜看着爸媽帶別人家孩子去遊樂場還能心平氣和。

回到找手機的事情來，如果中國內地的觀眾遺失手機後組委會也普遍會派保潔保安幫忙尋找，只是考慮到香港運動員是客人，多派幾個人幫忙快點找到，那大家肯定都會理解和表揚。

回到找自行車的案例，我們普遍經歷過的都是自行車被偷後報警只給登記一下，不做正式立案，更不能指望有警察專門去幫忙找回。而外國友人自行車被偷卻驚動全城，48小時內找回，其中巨大反差才造成了『超國民待遇』的印象，甚至由此衍生外國人代報案的灰色產業。

其實說起來絕不只有我爸媽是這樣的觀念，優待客人的『好客之道』在中國有着極為堅實的群眾基礎。

人們對『超國民待遇』的反感核心並不在於外國友人獲得了怎樣的優待，而在於自身享有的公共服務有沒有達到基本滿意的標準。

『超國民待遇』鑑定標準第二條：

在能力範圍與規則範圍內儘量做好是『好客之道』，以犧牲本國人利益或尊嚴為代價來做好那就是『超國民待遇』

在現代文明的觀念里，『好客之道』有幾個重要的限定條件。一是要量力而行，在財力許可的範圍內招待好客人，不要打腫臉充胖子掏空家底請客，更不能去借貸來請客。二是要遵守規則，依法行事，不能因為是客人就突破規則踐踏法治，那不叫優待，叫縱容。三是優待客人的同時不能虧待了自家人，犧牲利益不可取，踐踏尊嚴不能忍。

在西安國際學生專用垃圾桶的案例中，每棟樓都有自己的垃圾桶，清運時間可能不同，還會涉及到保潔員職責分工的問題，不讓到其他樓丟垃圾原本是合理的規則。但保安怒斥中國學生「不懂規矩」的做法顯然是對本國人尊嚴的傷害，這才是大家最反感的地方。

在杭州亞運會找手機的案例中，組委會派了超過10名「志願者」徹夜翻找垃圾袋，對客人絕對是誠意滿滿，對自己人就一言難盡了。

從照片裡我們可以很明顯地看出來，這些「志願者」都是場館的保潔阿姨與大叔，不管穿上什麼衣服，人家是憑勞動掙辛苦錢的。

人們擔心的是，戴上一頂「志願者」的高帽之後，翻垃圾袋找手機是不是成了無法拒絕的任務，額外工作的付出有沒有得到相應的加班費？如果是「被志願」，那就完全背離了勞動者辛苦掙錢養家糊口的初心。

客觀上，也把原本無辜的中國香港代表團推到了被質疑被審視的尷尬境地。

在適度優待客人的同時，注意保護好本國人的正當權益，照顧好本國人的尊嚴，應該不算很苛刻的要求。

『超國民待遇』鑑定標準第三條：

大大方方做了讓客人來夸可以算『好客之道』，作為成績主動宣傳顯然是『超國民待遇』。

真要深究起來，世界上大部分事情其實都只能「論跡不論心」。無論是找丟失的手機還是找被偷的自行車，決策者和執行者的本意是很難揣度的，他們可能是單純的「好面子」，也可能是真的有跪舔心態，誅心之論不可取，還是要看他做了什麼。

一個很容易觀察到的指標就是，給客人特別優待這件事是由客人說出來的還是由主人主動宣傳的。

如果你的初心是幫客人解決問題，那事情本身做完就已經達到了目標，客人因此感謝你表揚你，坦然接受就是。

如果你調用超常規的資源來幫客人解決一個尋常普通的問題，還安排一群記者來拍照錄像，再滿臉驕傲地發在自己的官方賬號上……

那我真的很難相信你的初心是『好客之道』。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基本常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