駐馬店往事

2019年9月21日，美國猶他州，一個名叫王淑平的中國女人停止了呼吸。她闔上眼睛的同一時刻，在大西洋另一頭，一出名為《地獄宮殿的國王》的舞台劇正在倫敦漢普斯特劇場上演。

舞台上的演員是清一色的東方面孔，衣着打扮亦是美國人印象中的中國風格：不合身的西裝、露出一截襪子的藍色棉褲、沾滿泥巴的解放鞋。

他們在講一段幾乎被人遺忘的歷史——九十年代末，大半個河南的鄉村地區突然出現大面積的艾滋病毒感染，村莊被死亡的陰雲籠罩，路邊的田地先是成了荒土，很快又長滿新墳。

這是編劇高雅竹「中國三部曲」的最後一部，最初給她講述這個故事的，正是王淑平。

Part 1 水禍 

後來發生的所有故事，都要從一場大洪水講起。

1975年8月7日，豫東南的駐馬店已經接連下了整整4天暴雨。

這場雨由來自南太平洋的三號颱風引起。據氣象局統計，5日至7日三天，京廣鐵路一帶的最大降雨量達到了1605毫米，相當於駐馬店地區年平均雨量的1.8倍。幾大水庫的水位在暴雨中不斷升高。

駐馬店位於黃泛區與淮泛區的交界地帶，自宋以來便洪災頻發，為了扭轉這一局面，中共中央在1950年成立治淮委員會，領袖親自題詞：「一定要把淮河修好」。

此後，一大批水庫開始興建。

到五十年代末，淮河上游一共建成了九座大型水庫和無數中小型水庫，當地人將它們統一稱作「滿天星」或「珍珠串」。水庫修建時，正值大躍進運動，水利廳的一位領導認為原本的設計太過保守，便擅自做了一些「小改動」。位於駐馬店的板橋水庫因此由原本12孔泄水閘門改為了5孔。

四天暴雨過後，少得可憐的閘門終於無法承擔泄洪工作。駐守板橋水庫的34450部隊向上級部門發出一份急電：

「板橋水庫水位急遽上升，情況十分危急，水面離壩頂只有1.3米，再下300毫米雨量水庫就有垮壩危險！」

然而，這封急電並未被回應。7個小時後的8日零時20分，水庫管理局再次向上級部門發出特特急電，請求動用飛機炸掉副溢洪道，確保大壩安全。

如前，這封急電同樣石沉大海。40分鐘後，高漲的洪水漫壩而過。幾乎是同一時間，另一座大型水庫、兩座中型水庫、五十八座小型水庫相繼潰堤，近60億立方米的河水以每秒6米的速度向下游衝去。

洪流所到之處，村莊、農田、工廠、橋樑瞬間垮塌淹沒，唯一支撐起當地經濟的京廣鐵路被巨大的衝擊力擰成麻花狀。整個淮河上游一片汪洋，數萬人沒能從睡夢中醒來。

據劫後餘生的人回憶，當時水面上人頭攢動，分不清哪些是屍體，哪些是活人。

由於疏於維護，下游班台分洪閘的泄洪閥門無法開啟，直到8月21日，全區仍有37萬人泡在水裡。瘟疫緊隨而至，據《南方周末》報道，僅汝南、平輿一帶，就有33萬人患上不同程度的瘧疾或肝炎等傳染性疾病。

洪水退去的地方也好不到哪去。水溝里、淤泥里，隨處可見的人畜屍體在陽光下曝曬；漯河至信陽的公路兩旁，沿途所有的大樹樹枝，都被黑壓壓的蒼蠅壓彎了。當地人編出一段歌謠： 

遠看白茫茫，近看空蕩蕩，進村沒有路，只剩一棵樹。

然而，誰也沒想到比災難影響更深遠的是災後重建。

自新政權成立以來，河南便是中國重要的糧產區，影響此後中國數十年歷史進程那句「人民公社好」，也是在此處為人所知。

而此時河南的定位一直很明確：足量保證國家糧食供應。所以省委自然將重建和災後政策的重點放在了恢復農業生產上，要求「抓緊進行種麥準備工作，保證種足、種好小麥」。

在這樣的要求下，駐馬店奇蹟般地在災後三年內向國家貢獻了糧食近70萬噸。

但等待駐馬店人民的並不是財富之路。當全國的其它地區已經隨着改開踏入了如火如荼的工業化進程，豫東南反其道而行之，後果便是成百上千萬貧困人口困守在了耕地間。

這一局面一直維繫到1992年。

那一年，河南省衛生廳迎來了一位新廳長。

Part 2 血漿經濟 

1983年，大陸發現首起艾滋病病例，被感染者是一位血友病患者。治療期間，他注射了來自美國的血液製品「凝血八因子」。

當時的中國，改革開放未久，臨床使用的血製品幾乎全部依賴國外進口。這一病例迅速引起了中國衛生部門對歐美血製品的憂慮。

1984年，衛生部、外經貿部、海關總署聯合下發通知，禁止或限制進口血漿、人血白蛋白等血液製品。通知里解釋說：

」資本主義國家中同性戀和靜脈注射毒品已成為一種嚴重的社會問題，艾滋病又常見於男性同性戀者，而國外用於製造血液製品(如白蛋白、丙種球蛋白等)的血漿供應者中同性戀者又占很大比例……「

截斷了進口，就意味着國內必須保證自給自足。因為白蛋白等藥劑正在臨床上被廣泛使用——休克、燒傷、外科手術、癌症放療化療、生產失血太多後等引起的血容量銳減，以及慢性腎炎、肝炎、糖尿病等高發疾病的治療中都需要用到它。

因此，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國內開始大規模引進國外資金、技術和設備，興建血液製品生產企業。河南省衛生廳的新廳長正是瞧上了這樁新生意，他算過一筆賬：

河南省有9000多萬人口，80%以上是農民，哪怕只有1%-3%的人願意賣血，將河南省的血賣出去，把國外資金引進來，就可以為衛生系統創造以億計算的收入。

大批血站至此在中原大地上興起，最巔峰時期，整個河南省血站超過230家，僅駐馬店就有39家——無一不是由政府部門主辦，經過省衛生廳批准的。

這些血站的宣傳欄里貼着「獻血光榮，救死扶傷」；「要想奔小康，快去賣血漿」的廣告語，對於生財無門多年的農民來說，無疑是類似於一夜暴富的喜訊。

據《三聯生活周刊》報道，很長一段時間，駐馬店、開封、周口、商丘的一些鄉村公路上站滿了搭車去城裡賣血的村民，像趕集一樣成家成戶地去，走在路上還說着：這個胳膊是化肥，這個胳膊是磷肥。

1993年，國家開放血漿出口，血製品的需求進一步擴大。按照採血手冊的規定，血漿單采每人每次至少要間隔半個月，但在巨大的利潤誘惑下，這一規定形同虛設，賣血的農民常常凌晨三點就起床往縣醫院趕：「去晚了掛不上號。」

位於駐馬店與周口交界處的上蔡縣縣城當時有兩個採血點，一個是縣衛生局，一個是人民醫院。當地的居民管前者叫前院，後者叫後院，「碰上運氣好的時候，前院能抽兩針，後院也能抽兩針」。

民間的私人血站也隨處可見，幾個護士、幾根針管、幾瓶酒精，把牛棚改造一下，就成了農民趨之若鶩的「採血點」。據後來衛生局統計，1993年，僅駐馬店地區就有33處私人血站。在私人血站賣血有一個好處：不用「采小血」——公立血站里，每次賣血前都要通過采小血篩查有無乙肝、丙肝等病毒。

「多快好省」的賣血經濟還催生了一個職業：血頭。《許三觀賣血記》裡，許三觀第一次到縣醫院賣血，同行的村民給他介紹李血頭： 就像我們村裡的村長，村長管我們的人，李血頭就是管我們身上血的村長。讓誰賣血，不讓誰賣血，全是他一個人說了算數。

這是有地位的血頭。次一等的血頭沒那麼大的權力，但也能從醫院撈到不少好處。《中國青年報》採訪過陸樓村的一個民間血頭，對方語氣頗為得意地告訴記者，每次縣城一來電話，他就叫上鄉親們一起坐車，趕到那裡的血站去賣血，每次每人能得40多元，「但他們還得扣除來回的10元錢車費，而我不用。」

統計資料顯示，1992年之前，河南一個農民每天的純收入大約在1.5元左右。而賣一次血，就能領到40元補貼。靠着這筆補貼，不少人家走上了脫貧致富的快車道。要結婚了，跑去賣一個月的血，婚房有了；超生了，賣一個月的血，罰款有了；孩子要上學，再賣一個月的血，學費課本費也有了。

Part 3  蓋子 

但情況很快起了變化。

1994年，河南省衛生防疫站一位官員發現，底下血站送檢的血樣雖然全部被檢驗為「合格」，但很多都是由同一個樣本分裝的。

一批原血樣立刻被找來重新抽檢，結果令人大吃一驚——近四成樣本呈HIV陽性。實驗室的學生當時並不明白事情的嚴重性，開玩笑地問這個發現能不能申報科研成果啊，他卻「幾乎嚇得腿軟」，當即把抽檢結果報了上去。

這中間似乎又經歷了頗多波折，直到1995年2月，正在河內參加研討會的中國預防醫學科學院院長曾毅才接到國內電話，說北方一些地區發生艾滋病大規模疫情，催促他儘快回國。

與此同時，民間也開始有人發現端倪。

1995年，王淑平在周口地區的臨床檢驗中心工作。原本她的工作地點是血站，但1991年，她在工作中發現收上來的血液中含有新型的丙肝病毒——此前，公營血站也並沒有肝炎病毒排查手續。

王淑平當即向衛生局提交了疫情報告，上頭也很快下令要求血站建立病毒排查機制，但她也因此被上司調離了血站。

隨後，王淑平自行成立了臨床檢驗中心，掛靠衛生局，費用自理，工作是義務初篩血小樣。

1995年3月，王淑平聽說太康縣檢測出一名有償獻血者為HIV病毒攜帶者。由於單採血漿是需要將全血抽出，放入離心機分離出血漿，然後再再次輸回獻血者體內。在這一過程中如果存在紕漏，血液很可能會互相感染。

因此，她提出希望所有血站停止採血排查感染情況，但是遭到了拒絕。於是，她便帶着檢驗中心的工作人員走了一趟周口地區，在當地提取了900份的血樣。通過初篩，她發現艾滋病病毒感染率高達20％以上。其中獻血員300多人，感染率將近50％。

王淑平立馬將結果上報至了衛生局。據《南方都市報》報道，當時的衛生局局長是剛走馬上任的新官，他對王淑平說：全區人民會感謝你的。

然而半個月後，當王淑平再度前去詢問情況時，後者卻問她：「你的這個結果真的準確嗎？」

王淑平只好又帶着血樣去了中國預防醫學科學院。在那裡當院長的曾毅幫他完成了15份血樣檢測，其中13份為HIV陽性，兩份為疑似。

1996年1月，王淑平開始給衛生部寫疫情報告。《南方都市報》提到，這份報告交到北京後，衛生局的一個領導一見到王淑平便說，你可弄出了個大地震。省衛生廳的廳長也打電話到她家裡，說她的工作做得很好。

然而不知為何，此後不久，王淑平就離開了河南。

再後來，便是關於她離職、離婚、獨自出國的消息。

與此同時，河南省衛生廳、公安廳發布通知，泛濫成災的血站陸續被關停，民間血站也遭到了嚴打。1998年，《獻血法》出台，買賣血制被禁止，河南省內的血站縮減為23個，所有醫院用血都由這23個中心血站統一供血。

一切又重新回到風平浪靜的樣子。

Part 4「怪病」

1999年，武漢大學中南醫院的桂希恩教授到天津參加全國傳染病會議，歸途中特意去了一趟駐馬店上蔡縣文樓村。

這並非心血來潮。此前，有位一同參會的當地醫生告訴桂希恩，他的家鄉文樓村出現了一種「怪病」，患者持續性發燒、拉肚子，久治不愈，且已經有人死亡。

桂希恩認為這可能是一種傳染性疾病，便帶着11根採血試管來到了文樓村。

起初，患病的農民並不同意「采小血」。桂希恩花了好長一段時間才明白「采小血」是賣血時代流傳下來的術語——當時，每次采小血都要額外交五塊錢。

桂希恩哭笑不得，連忙跟他們解釋說這次檢驗是為了給他們治病，而且是免費的。

順利採到血樣，桂希恩將其帶回醫院初篩，發現11份樣本中，竟有10份呈HIV陽性。他隱約感到事情不妙，一周後再下文樓，又採集了50份樣本。正是這次，他了解到幾乎所有染病的成年人都有過賣血史。

桂希恩連忙將疫情呈給了當地有關部門，得到的回覆卻是禁止他再進文樓：「你一個湖北的，怎麼管到我們河南來了？」

桂希恩無奈，只好趁假日偷偷摸摸進村，又採集了155組血樣。毫無意外，這些血樣中有96份都攜帶有艾滋病病毒。他將檢測結果直接送到了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李嵐清面前。

很快，駐馬店發現「艾滋村」的消息便轟動了全國。但為時已晚，據2001年國家衛生局首次公布的一份疫情報告顯示，包括6個自然村、3170人口的文樓大隊，1995年之前有1310人常年賣血，其中43%左右的賣血者感染了艾滋病毒。從1995到2011年，至少31人死於艾滋病，241名病毒感染者和38名艾滋病人正在等待死亡。

河南省中醫學院退休教授高耀潔與王淑平一樣，早早發現了疫情但上報無門，只好靠一己之力給艾滋病人打錢、送藥。2000年春節，她像往常一樣給之前結識的8名患者寄去了新年紅包，半個月後，其中四封被退了回來，退款單上寫着：收款人已死。

比死亡更驚人的是無知。2001年，在國家承認河南疫情後，央視派節目組去文樓村採訪，一個60歲的老農低着頭沉痛地說：「我們太丟人現眼了，在人前抬不起頭。」——在他們有限的健康認知里，艾滋病是一種只有通過濫交、吸毒才會染上的疾病。

還有一個23歲的護士哭着告訴高耀潔，自己在給艾滋病人治療的時候被針頭刺破了皮膚，原本只需要按住動脈往外擠，用水沖洗，再放入酒精中20分鐘就行了。但由於無知，她直接將傷口包紮了起來。

為了改變這一局面，2001年，高耀潔自費印刷了12萬冊《艾滋病/性病防治》，挨個送給當地有關部門，要求他們必須發到有需要的人手裡，每一本，她都要看到回執。

但這一做法似乎也不是最優解。2001年，《三聯生活周刊》的記者去文樓採訪，當地村民告訴他，在未見報的地方，一個個艾滋村仍在飛速蔓延。而政府卻毫無商量餘地地表示：不能報道也不能建衛生所。

衛生所一建，等於立了個牌坊，說這裡是艾滋病村，你讓他們還怎麼生活？

這確實是文樓的真實寫照。疫情一公布，文樓的日常生活就陷入了癱瘓，市集上不再有人光臨，原本人緣很好的家庭頓時被敬而遠之，父母患病的孩子被強行鎖在教室，自覺治癒無望的婦女接連吊死在豬欄里……

村裡的孩子用小刀把「仇」字深深地刻在手臂上，傷口結出了層層疊疊的黑褐色血痂。

Part 5 後續  

只是還沒等到血痂脫落，這段故事便重新歸於「平靜」了。

2004年，在河南省社科院做研究員的劉倩準備跟隨省課題組去駐馬店走訪艾滋村。

據《合肥晚報》等多家媒體報道，當時38個艾滋病村每個村都實現修一條柏油路、打一眼深水井、建一所學校、建一所標準化衛生室、建一所孤兒孤老養育院、建一個黨員活動室的「六個一」建設。

臨行前，她去拜訪高耀潔，希望後者能為她此行提點意見。高耀潔說，建議她去南陽一帶「打黑洞」，即走訪沒被政府承認過的艾滋村。

劉倩聽從高耀潔的建議，繞開文樓，花近兩年時間走訪了周邊村莊。每到一處，就有面色蒼白的村民攔住她：「到俺家去，到俺家去看看，俺家床上躺着哩，去看看吧……」——當時正值年末，村民以為是「上頭」派人發救濟來了。

在其中一個不到三十戶人家的村莊，劉倩在村主任的帶領下走訪了十戶「最困難的人家」。

第一戶五個男人全死光了，四個孩子只剩下一個最小的女兒，尚未發病的大兒媳成了家裡的頂樑柱；第二戶只剩下一對夫妻，屋子塌了沒人修，男人奄奄一息地躺在黍秸杆搭成的庵棚里，女人不敢去查病，「都成了艾滋病咋弄？」；第三戶父子三口半年間先後死了，留一個女人拉扯三個孩子……

村里僅剩的幾個勞動力每隔幾天就要在田裡打一孔新墳——原先的老墳地早就占滿了，早已無人耕種的麥田就成了新墳地。當地有夫妻合葬的傳統，有時候一孔墳剛填好不久，又得挖開半邊，再放一口棺材進去。負責落棺的鄉鄰還會在兩口棺材中間嵌一個木楔子：就當兩個人牽手了。

僥倖沒有得病的人也好不到哪去。地種不了，勞動力要麼死了要麼躲出去了；生意也沒法做，東西拉到市場上，人家一聽是艾滋村來的，立馬退避三舍；原本人緣好四處能借上幾個錢的，現在往人家家裡一坐，對方立馬就要將板凳丟出去。

後來村民在「高人」的指點下，想出一個「做炮」的營生——這是一樁危險的生意，很容易發生爆炸事故，國家明令禁止過私自生產。但由於沒有其他生產門路，村里幾乎家家戶戶都在非法製作鞭炮，就像當年賣血，成了全村人的救命稻草。

只是這根救命稻草並不好拿，東家運炮出村被抓了，一車下了大幾千本錢的炮全部被沒收，還要罰款一萬元才能放人；西家在院子裡做炮被舉報了，警察直接破門而入，在場的人和炮一併被收走。

其中有一家的女人聽說劉倩是「上面」來的，哭着找到她。還未開口就拉起衣服給她看肚子上的傷疤： 

拉麥秸時從車上摔下來，肝脾出血，手術大出血……也賣過血，查幾回查不出艾滋病，可我身體也有病……

劉倩愣了很久才明白，她是因為覺得自己沒感染上艾滋「理虧」。

更痛苦的是安全隱患。2006年春天，帶劉倩考察的村主任家走炮發生爆炸，村主任的母親、妻子、妹妹，還有一個來幫忙的鄰居，全部燒成重傷。村主任快七十歲的母親在病床上哭着說：當年大獻血的時候好不容易忍住了，現在又炸成這樣，這禍咋就躲不過哩？

圍在病床邊的人都靜默無言。

Part 6 尾聲

晚年定居美國的高耀潔在接受《三聯生活周刊》的採訪時，跟記者提起過一個場景：2000年春天，她帶着藥到文樓去探望艾滋病患者。村里人和高耀潔已經熟悉，很快便有條不紊地排起了一百多人的長隊。

隊伍里有一個唇色發紫的中年人，攥着幾張毛票想讓她多「賣」幾顆藥給他。高耀潔避過他手裡的錢給他遞過去一百多片健胃藥和退燒藥，男人紅着眼睛喃喃地問，大夫，你是毛主席派來的吧？

高耀潔笑着告訴他：

毛主席已經去世20多年了。

（來源：蓋飯GetFun   蓋飯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