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前面
這是一篇從國慶檔就開始準備的稿子，因為當時發生了一個事情：
我在《堅如磐石》上映前發了一條微博，內容大概是從我看過原版的視角給大家形容了一下這部片遭遇的刪減，期望大家降低預期，然後再強調了一下原版真的非常不錯。
這條博文沒多久就上了熱搜前三，一直發酵到上映之後。結果去了影院的朋友發現電影被剪得七零八碎，電影口碑因此滑坡，我也遭到了一些「用刪減為爛片鋪墊洗白」的指責。
雖然本身是一場對我的批評，但我始終覺得這個話題是值得被拿出來繼續討論的。
尤其是當同為刪減受害者的觀眾和創作者，在這個問題上越來越走向對立，而短期內我們無法解決房間裡那頭大象的情況下，去討論觀眾和創作者在這件事情上的怨氣如何消解、如何共存是非常有必要的。
當然，我一個人的視角有限，所以這個話題被放到了我們第4次圓桌活動，所謂圓桌就是我們編輯部的同事就同一個話題，寫一些自己的看法，全文的觀點不追求統一，鼓勵多視角的分歧。
這次共有包括我自己在內的4位作者參加，我們主要會討論這幾個問題：
刪減內容的知曉對觀眾來說有意義嗎？
談論刪減意味着為電影開脫嗎？
評論刪減的電影，對電影公平嗎？
觀眾需要考慮刪減因素嗎？
檢票小哥（寫在前面的筆者）：
第一個問題，刪減內容的知曉對觀眾來說有意義嗎？
我們自然無法替觀眾做任何決定，有人覺得有，我們從業者作為觀眾的那一面，自然也認為有；但一定有不少人想的是「知道那玩意兒有啥用，聽起來都費神」，這也是人家的自由。
所以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只能聊宏觀的群體角度，而不是觀眾個體，這裡我認為最好的回答是婁燁導演在紀錄片《夢的背後》裡說的那句「二流觀眾論。」
他不是在罵觀眾，而是在說我們因為無法直接和創作者對話，完整接收創作者的表達，所以在觀看和評價時，都是不完整的思考，久而久之，我們被迫成了「二流觀眾」。
這句已經充分說明了觀眾應該知情的原因——這是一種避免成為二流觀眾的手段。
第二個問題，談論刪減意味着為電影開脫嗎？
這個問題也是我當時主要被批評的方向，所以回答這個問題，我就乾脆聊我自己了。
《堅如磐石》不是我第一次面對這類事情了，之前《斷·橋》也有過類似的情況。我也不知道為啥我老乾這種事，幹得多了我也反思了一下。我覺得這其實是一個主動和被動、有意和無意的問題。
比如《堅如磐石》，我在主觀上並非有意於此，我甚至原意是希望大家降低對這部片的預期，因為我看完兩個版本之後覺得公映的版本有不小的改變，我還特意寫了一句「我說這些不是要為電影開脫」，只是原版的精彩應該被大家知曉。
但後續的發酵其實還是沒按我的意思走，熱搜上因為詞條的關係，大家對這部片更期待了，上映後很多人也湧來批評我是在提前用刪減為它口碑鋪墊好後路。
現在回頭看，我發現其實是自己忽略了一個常識，就是刪減和尺度這兩個詞，在我們這兒是存在「隱喻」的，不是一種單純的中性陳述，它帶有褒義，代表着這部片的稀奇，他能驚動一些什麼，觸及一些什麼，就和上個世紀很多禁片一樣，本身是不流通沒人看的片子，一成禁片，大家反而都知道了，搶着看，這是一種被動效應在無意中被觸發了的結果。
所以要回答「談論刪減意味着為電影開脫嗎？」這個問題的話，我只能說——
是我們的某些東西，催生了這個不必要的提問，而這個提問的答案，也因為那個有着我們特色的「隱喻」，成為了一種唯一且無法分割的答案，去表達和被誤解，無可避免。
最後兩個問題其實可以合到一起說，因為這倆問題的答案是矛盾的——
批評一部支離破碎的電影，對電影公平嗎？
很多人尤其影迷下意識會認為這不公平，尤其對於自己期待很久的片子，最後看到成品是那樣一個面貌，會為片子不甘心是很合乎邏輯的情緒。
但如果我們問「觀眾在評價時需要考慮刪減，打同情分嗎？」時，大部分人又會產生一個矛盾的答案，就是觀眾花錢買票，還不能如實評價了嗎？必須包容嗎？
我個人覺得這只是一種選擇，但並非義務。
看電影就是花錢買票，在電影作為一種文化討論之前，它和觀眾的關係只是經濟行為，只有觀眾願意去解讀電影，討論電影，追問作品之前發生了什麼之時，才能躍進文化討論的範圍里，這當然是一種善意。
但觀眾沒有義務一定要去實現這種躍進，我們完全可以停留在看電影只是作為一種經濟消費行為的層次，當我們只談花錢這件事，那看電影便和你在超市買袋大米沒有任何區別了，觀眾便沒有任何必要去共情一袋大米的遭遇了。
所以上面的兩個問題，看似矛盾，其實共存，是不同觀眾的兩種選擇。
黑曜石：
必須要坦誠的是，我對於今天要討論的這些問題會稍有遲疑。
這種遲疑來自於，我在思考這些問題之前，意識到自己有視角的局限性，也就是影視從業者的視角。
當然我們去討論觀眾對待刪減的態度，要不要評論刪減電影這些站在影視從業者角度提出來的問題時，因為觀眾角度的缺失，很容易看起來還是在為自己開脫。
考慮到圓桌效果，還是先分享下當下視角里的一些主觀感受。
我的身上一直有兩種身份，一個是影迷觀眾，一個是影視從業者，這兩者並不是完全統一的，有時候還挺割裂和矛盾。
從一個電影觀眾，一個影迷，過渡至如今的影視從業者，哪怕是個半吊子，但後者這個身份或多或少都會讓我對電影本身有更多的了解，這種身份轉換的過程其實是一個信息增加的過程。
在能夠對電影內容好壞進行明確評價之外，我還能獲得相對別人而言更多的可能，看到電影內外的付出及遭遇種種，以至於在對電影本身進行理性分析與評論之餘，我還是會因為電影遭遇的各種不公平，而對它產生更多的感性認知。
以及伴隨從觀眾到影視從業者的身份變化，我和電影的關係也發生了某種對調，從它對我說話變成了現在的我對它說話。這些因素加上近幾年的大環境變化，我個人倒是越發覺得，電影並不是高高在上的造夢機器，反倒是需要我們來保護的——夢。
為了保護這個易碎的夢，我僅能做的只有去談論它。
所以從影視從業者的角度，我會堅持認為觀眾應該關注，當然，是否踐行則因人而異。
但做回普通觀眾，我發現如果是處於看不出刪減，又沒有渠道獲取關於刪減的外部信息的情況下，作為觀眾的我要不要考慮刪減因素、權利問題就會被擠進盲區。
既然今天圓桌的起源是《堅如磐石》，那就以這次爭吵作為例子，再具體化下我的表述。
我想除了個人喜愛不同之外，前面聊到的信息差也是導致這次爭吵的原因之一。我不認為談論刪減是在為電影開脫，但基於視角差別，我會思考是不是有時候我們急於告知刪減，而相對缺少了對於刪減版電影本身的好壞、刪減對於電影本身影響程度的回答。
關於電影刪減的種種問題里，始終都存在一個三角關係，「放電影的人」、「看電影的人」和電影。
在這個三角關係里，無論是觀眾還是影視從業者都面臨着同樣問題，你我他都無法還原這些電影的原貌，無論我們怎麼聊，對於電影本身而言，都是不公平的事情。
猹：
對這幾個問題，我其實挺矛盾的，當我站在不同的角度，會獲得不同的答案，所以我今天只準備站在我作為觀眾這個視角來回答。
首先想聊的是第二個問題。
我不認為談論刪減就完全是為電影開脫，甚至我認為在一個正常的輿論環境裡，去談論是必要的。
當然這有一個很重要的前提，就是這是一部值得去談論「刪減」的電影。
畢竟，當你談論刪減的時候，就已經隱含着對這部片子的期待和惋惜，因為我好像還沒看到過有人對一部幾乎沒有爭議的爛片談論過刪減的問題。
所以順勢下來，我不認同的一個觀點是：如果補充上了這些刪減的內容，這可能就是一部好電影。
我就拿近期的《堅如磐石》為例，它有着肉眼可見的大量刪減，但即便了解了它刪減的內容，我對它原本不好的評價也沒有什麼改觀。
因為它受影響的更多是人物和敘事的連貫，但它主要的問題在於，在反腐掃黑的主題里，以于和偉為代表的商人階層是如何捲入並與張國立這個權力階層勾結的，以及權錢兩端外中間被影響到的普通人，這些基本背景和內容是空着的。
這些東西，其實都是《狂飆》裡曾經拍出來的，所以刪減真的會導致一次全盤性的崩塌嗎？這就到了第三個問題，有時候我們去評判的不僅僅是質量，還有能力和態度問題，所以評論刪減的電影，沒有什麼公不公平的。
當一部電影不管以何種面貌呈現在大眾的視野，它就有被評論的理由，而且它此刻出現的那個樣子，就是我們應該去評判的樣子。
刪減成了常態，這是一個可悲的事實，但恰恰電影又擁有極強的表意空間，所以如何更好的修改及曖昧的呈現也成了當前環境下重要的一環。
這不是在為刪減說話，只是說除了反抗之外，還有另外一條輾轉迂迴不順從的路線。
而這赤裸地呈現了在面對刪減時，個人的能力問題。
當年美國《海斯法典》頒布了12條不允許呈現的禁令，但同期的好萊塢也誕生了數不勝數精彩的隱喻；大陸電影圈流傳着一個故事，原本《天下無賊》大結局是劉若英飾演的賊逃脫了法律的制裁，這個結局讓它遲遲無法過審。
後來王朔研究了一下劇本，給出了讓女賊懷孕的建議，從而讓電影的結局順利轉向了女賊道德觀念的轉變，又不對前面的人物和劇情產生什麼傷害。
還有《鸚鵡殺》裡，兩個男性角色明顯是愛情關係，但電影中不能直接道破，所以導演通過眼神的流轉，以及鏡頭朝向二人不斷逼近營造出逼仄的感覺，在視聽上構建了二人的關係。
但《堅如磐石》裡，張國立和曉薇有地下情，編劇和導演必須要在刪改的情況下讓觀眾感受到二人的曖昧關係，所以最終他在外在形象上把曉薇塑造成了一個刻板的「情人」形象，比如張國立深夜去家裡找她吃飯的戲中，她穿着非常緊緻的吊帶低胸背心。
用這些東西來補足曖昧不是說不行，只是我確定還有更好的方式。
最後再說說觀眾需要考慮刪減嗎這個問題，它和第一個問題可以連起來談，要不要知情和需不需要考慮都是觀眾自己的問題，畢竟如果在電影院看到的內容我都提不起興趣的話，那在腦子裡還有必要為刪減的東西而嗨起來嗎？
除非某一天，我們能看到那個最初版，這是不能忘記的期待。
芋泥：
首先，關於影片遭遇刪減觀眾是否需要知情的問題上面已經被大家回答得很全面了，我就不重複了，直接聊第二個問題，
去談論刪減、去告訴大家電影刪了什麼，這是在為電影作開脫嗎？
我認為不是的。談論這個的目的，其實更多是為了觀眾，讓觀眾對消費的這一文化產品擁有足夠的知情權。觀眾是否願意接收這個信息，是否願意為刪減的版本買單，這是一回事，而觀眾作為消費者是否有這個權利，是另一回事。當年陳哲藝導演的《熱帶雨》在大陸放映時被刪減，他的態度亦是：「接受刪減，但觀眾必須有知情權」。
很多人認為去談論一部電影遭遇刪減的這件事，會給這部電影帶來同情分，我覺得大家忽略了一個問題，前面我的同事也沒提到，就是看電影和看文字刪減總結、自己想象，一樣嗎？
答案當然是不一樣的，
觀眾的觀影體驗是一段非常細膩的情感生發過程，並非只是機械的片段疊加。哪怕大家通過文字知道刪減的內容是什麼了，但要把這一段融入連續的觀影中是非常困難的，銀幕上的故事繼續在發生，還要足夠敏銳地將缺失的片段自我想象、自我消化，這樣的觀影體驗無論如何都無法和看完整的原片相比。
所以，哪怕觀眾知道了刪去的內容，得到的依舊是殘缺的觀影體驗，也就無法對這個電影造成天差地別的改觀，那知曉刪減後加的分，和電影本身也無關了，那我們是不是也可以默認同情本身就不在電影評價體系內？
另外我還想回答一個今晚本身沒有加的問題，就是開頭我們主編那條微博底下不少人提過的一種：刪成這樣，你一開始幹嘛還要故意拍呢？坑觀眾嗎？
但真的沒有人是故意的，拍電影就是摸着石頭過河，一切都是模糊的，沒有人能預料後來是坦途還是意想不到的腰斬。
這種邏輯的危險還在於，它在提醒創作者在創作的源頭就去拍最安全的題材。
久而久之，電影創作的類型多樣化也會逐漸緊縮。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三號廳檢票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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