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痛66歲:當一位農村女性遭受三次性侵

王煥熔
2024-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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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圖片

66歲的丁紅玲識字不多,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

第二次報案時需要簽字,派出所民警把她的名字寫在一張紙上,特意寫得很大,讓她一筆一畫照着抄。丁紅玲實在寫不下去,兒子李駿就代替她簽了幾個名。

在跟律師陳述案情時,她弄不清一些基本信息。案發地點的小區名字是楓雅名苑,她念錯了好幾次,她也不知道自己當保安的公司,全稱是「長沙育天物業管理有限公司」。直到報警前,她甚至都不知道性侵她的保安隊長全名叫於某延,「只曉得他的外號是於矮子,平時還會叫他於隊長。」

來長沙之前,丁紅玲幾乎從未長時間遠離自己的村子。她只掌握農村方言,普通話不會說,也基本聽不懂。

乳房在她的語言中被稱為「 jì jì 」,乳房被抓傷了,就是「jì jì 被抓傷了」。她也不會使用「陰道」這樣準確的器官名詞,只會說「下身尿尿的地方」。

無法順利溝通,成為報案過程的最大障礙。警方錄口供時,家人不能在場翻譯,女兒李蓉只能事先提醒民警,請講慢一點。

差一點連報警這一步,丁紅玲都沒能走到。2月25日凌晨,侵犯發生後,丁紅玲坐在宿舍的地板上哭,她的第一反應是,「死了算了」,但緊接着她又想到家人,想到如果自己死了,兒女過來看,誰能知道她是怎麼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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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她沒有自殺。

即使在同事的幫助下,丁紅玲第一次走入派出所,她也沒能把「強姦」二字說出口,甚至報警後近一個月,她都沒有告知兒女更早的兩次侵害。

從始至終,丁紅玲都被強烈的恥感包裹住,她總重複,「很醜,孫子都有了,孫子都好高了,真的很丟臉很醜。」

李蓉做物業管理的學校,每年開學,都有未成年人防性侵教育,她經常提醒母親,帶小孩出去時,不管男孩女孩,都不要讓陌生人抱他們。

但關於老年人被性侵的公共討論很少,李蓉幾乎接觸不到,因此也沒提醒過母親,要保護好自己。母女倆過往的交流中,甚至從未出現過「性」。

報警、證據、維權……傷害真正襲來之前,那些先進的概念、文明的語言、法律的條款,也從未出現在丁紅玲的世界裡。

阻礙她發出聲音的,不僅是某個精於算計的加害者,還有女性的恥感枷鎖,時代對女性受教育權的剝奪,以及社會語境對老年性侵議題的忽視。

黑暗水泵房

長沙楓雅名苑小區的業主們,時常會從地下車庫的電梯直達所在樓層。他們不會想到,地面之下,四棟二單元和三單元之間的水泵房區域,會成為犯罪現場。

那裡有兩個水泵房,離電梯較遠的一間,正上方有一盞忽明忽滅的白熾燈,來人需要拼命跺腳,它才能亮起。

近處的水泵房正上方無燈,幾乎是一片全黑的區域,只有借着周圍微弱的光,鏽跡斑斑的鐵門才能顯現出來,紅色油漆寫成的八個大字橫亘在門中央——「機房重地 嚴禁入內」。

普通保安隊員平時進不去這裡,只有保安隊長於某延有專用的鑰匙。一名保安曾跟着工程師進過一次水泵房,記得裡面的電流聲、水流聲混雜在一起,非常刺耳。4月中旬,這間水泵房的大門上了鎖,裡面傳來轟隆的設備聲響,外面則是不間斷的車喇叭聲,噪音很大。

即使裡面有人喊叫,外面的人也不會聽到。一個絕佳的作案環境。

就在這扇灰色鐵門後,丁紅玲被於某延暴力性侵。

案發水泵房的大門
案發水泵房的大門

危機到來前,丁紅玲正在樓上貼消防標識,這原本不是她的工作,她是在東門崗亭看大門的。但入職沒幾天,於隊長讓她跟着自己,給小區各處的消防栓貼消防標識,包括樓道和地下車庫。

李蓉去看望母親,看到房間有幾個大袋子,裝着消防封條和設備檢查記錄表,貼出去之前,丁紅玲需要在表格上打對鈎和簽名。她不會寫字,女兒就幫她簽,有一次,於某延不敲門就進來,對李蓉說,「怎麼好麻煩你親自寫。」

丁紅玲每次先上到頂層18樓,再往下一層一層地貼,她貼得很仔細,一棟樓要花費近兩個小時,小區一共有四棟樓。

有一次於隊長訓斥她,「速度太慢了,下次這樣就要開除你,讓你工作不保。」當天於隊長只給丁紅玲15分鐘吃飯時間,並命令她,吃完飯立刻去接班車道崗。他說方言,且語速很快。丁紅玲沒太聽懂,以為讓她繼續貼標識,就照做了。

車道崗的保安因為遲遲沒人來接班,錯過了吃飯時間,「就罵了於某延的娘」。於隊長回頭就痛斥了丁紅玲,「樣子像是要吃人」。

一個很兇的上級,是丁紅玲對他的最初印象。李蓉也有同感,她幫父母搬進宿舍時,這位陌生的保安隊長忽然一腳踹開了門,大喊,「吵什麼吵,動靜怎麼這麼大?」

在小區工作了兩年的一位保安告訴《鳳凰周刊》記者,貼消防標識原本應該是巡邏的男保安的工作,不應該由崗亭保安來負責。但在丁紅玲之前,於隊長也曾帶着一個60歲左右的女保安去貼消防標識,那是2022年的夏天。

初來乍到的丁紅玲不了解這些信息,她只知道上級安排了,就要努力去完成。

1月13日上午10點左右,於隊長突然通知她,立刻下到地下車庫,丁紅玲以為是工作需要,就服從了安排。於隊長把她帶到水泵房,用鑰匙打開了大門,命令說,裡面也要貼。

烏漆嘛黑的,丁紅玲不想進。

於隊長強行抓住她的手腕,把她推了進去。黑暗中,他一下撲倒了丁紅玲,丁紅玲聞到他身上有很重的酒味。他力氣很大,在丁紅玲的手腕上留下了紅印,長指甲也把她的胸部抓傷了,同時還威脅道,「大喊就把你掐死,說出去也會掐死你。」

丁紅玲本能地大喊「救命」,但沒有人出現。

這次侵犯發生後,丁紅玲到監控室找到於某延,口頭警告他:「你不要再騷擾我,不然我就去告你。」

她記得於某延毫不在乎,說了一句,「這有什麼可說的,這是我們的私人關係。」

性侵重演

警告失效了。僅一周後,她再次被侵犯。

1月20日的白天,是老伴兒李建國值班的時間,丁紅玲是晚班,上午就在宿舍休息。有了上次噩夢般的經歷,丁紅玲心裡發毛,叮囑老伴走前把門鎖好,還將一把女兒送來切水果的菜刀悄悄放到了床頭。

睡夢之中,門鎖突然轉動,於某延先用鑰匙開了門,隨後撲到了丁紅玲的床上。丁紅玲下意識想拿刀「剁死他」,但手被於某延鉗制住,無法反抗。和第一次一樣,性侵同樣伴隨「說出去就掐死你」的威脅。等到丁紅玲掙紮起來抓到菜刀時,於某延已經跑了,她沒有追上。

當時丁紅玲沒注意到,從入職那天起,於某延給夫妻倆安排的值班時間一直是錯開的,一個是白班,另一個就一定是晚班。

接下來的一個多月,風平浪靜,相安無事,這讓丁紅玲產生了一種錯覺——於隊長已經適可而止了。她完全想不到,還有第三次。

2月23日下午,休完假的丁紅玲和李建國從老家回到長沙女兒家。傍晚,李建國就接到姐夫去世的電話,「屁股還沒坐熱」,一家五口打算一起回去奔喪。

老兩口先回宿舍取了衣服鞋子,跟項目經理張力請了假。李建國又給於某延打了好幾個電話,對方才接,背景音里傳來打牌的聲音。

電話里,於某延表示,兩個人只能請一個,理由是最近人手不夠。最後,李建國一個人坐上了回村的車。

2月24日元宵節,丁紅玲在女兒家休息,她原本是第二天的白班,但這天下午16:12、17:55,於某延連續撥了兩個電話,要求她必須今晚回小區。丁紅玲耐不住催促,聽從了安排。吃完晚飯後,女婿把丁紅玲送回了保安宿舍,當時外面已經天黑。

睡覺前,丁紅玲做了一系列的防範工作——把門反鎖,用一把黃棕色的木質椅子抵住門,還將一把剪刀放到了枕頭邊。23:24,於某延又給丁紅玲撥了一個電話,響鈴6秒後,沒被接聽。

丁紅玲用椅子抵住宿舍的門
丁紅玲用椅子抵住宿舍的門(受訪者供圖)

25日凌晨兩三點左右,於某延又一次拿鑰匙開門,闖入丁紅玲宿舍,還打開了燈。丁紅玲從睡夢中驚醒,來不及摸剪刀,就被於某延控制住了雙手。這次侵犯中,丁紅玲的胸口和下體都被抓傷。

事後,保安方宇宙回想當晚的事情,懷疑於某延蓄謀已久。

一個疑點是鑰匙。24日晚上接近十點,於某延忽然進監控室,命令他不要待在那兒,方宇宙不願意,給項目經理張力打電話,得到答覆,不要理他。於某延離開時,拿走了一大串鑰匙,上面有小區大門的鑰匙、保安宿舍的鑰匙。

後來一個業主找到保安馬銘,說想把家具拉進小區,但消防通道大門鎖着,車進不來。馬銘到監控室取鑰匙,沒找到,方宇宙打電話問於某延鑰匙去處。於某延說,他把鑰匙放到了東門崗亭。方宇宙覺得奇怪,按照慣例,鑰匙一般都要放回監控室。

另一個疑點是作案時間。方宇宙當晚在小區內每兩個小時巡邏一次,一直持續到凌晨兩點,才回去睡覺。這是值班保安的工作要求,於某延非常清楚。而侵犯就剛好發生在巡邏結束後的兩三點左右。

保安王彬的宿舍就在丁紅玲宿舍的對面,間隔不過兩米左右,中間夾着於某延的宿舍。方宇宙後來問王彬,「是否知道25日凌晨丁紅玲宿舍發生的事情?」

王彬說他不知道,只記得跟於某延打牌打到凌晨一點左右,於某延輸了四百塊錢。因為第二天要上白班,王彬回去之後就洗漱睡了。

「雙面」保安隊長

1月6日,丁紅玲和老伴兒李建國入職於某延手下,丁紅玲成為保安隊唯一的女保安。

沒過多久,丁紅玲就感覺到這位53歲的於隊長「不是很正經」。有一回在食堂吃飯,大伙兒都在排隊打飯菜,丁紅玲親眼看到於隊長上手摸了一位女保潔的屁股。

後來,於隊長還經常給丁紅玲私發一些黃色照片,在保安群聊里也發,「一些很醜的照片,看都看不得。」因為小孫子經常擺弄丁紅玲的手機,她擔心孩子看到,就把這些照片都刪了。

於隊長的形象,出現在今年除夕一張保安隊的合照中,他身高一米五左右,穿着黑色羽絨服、一條西褲、黑色皮鞋,羽絨服裡面是一件畫滿龍圖案的襯衫,手裡拿着一根煙,指甲泛黃、很長。丁紅玲的兒子李駿第一次見到他時,特地觀察到,他兩個肩膀落滿了泛着油脂的頭皮屑。

保安宿舍的生活環境並不好,丁紅玲的宿舍內有簡易的上下鋪金屬床,幾張糊上的報紙遮擋了窗戶的一半,來代替窗簾。這裡陰暗潮濕,牆皮脫落,洗襪子得在水桶里,洗淨的衣服就晾在窗外。雖然有員工食堂,但伙食很差,公共空間也沒有空調和熱水器,只有一台小冰箱。

保安宿舍公共空間的環境
保安宿舍公共空間的環境

但就在這「一畝三分地」的小空間內,於某延是最高掌權者。

他平時手下有6到8個保安隊員,隊員們的排班、批假、工作內容分配都由他決定,他還自由擁有宿舍所有房間的鑰匙。他的工資每月2700元,跟公司簽訂的是勞動合同,有正規社保,而普通保安是2300元,簽的則是隨時可以解約的勞務合同,沒有五險一金。

一個保安提到,於某延愛吹噓:「他講起自己有錢啊。他說他的權比別人的大些,他喊抓就抓,不抓就不抓。」

父母入職沒幾天,李蓉就聽父親提起,於某延經常堵在宿舍,跟隊員們「要錢要煙要好處」。下面的人送什麼他都收——雞蛋、毛巾、牙膏,十幾塊錢一包的白沙煙……不送東西他就會給你「穿小鞋」,比如坐在崗亭里值班,他就把空調遙控器收起來不讓用,洗衣服也不讓用熱水。

保安方宇宙的女兒在長沙讀書,放學需要接送,他偶爾需要請假。如果給於某延轉5元、10元的紅包,或者買兩包煙,批假就會容易一些,不送東西批假就很艱難,也有保安給於某延發過100元的紅包。

一位已經離職的保安周莉莉曾跟方宇宙聊起過,於某延非常貪,有人送肉、送魚,還有幾十斤的米,一袋子一袋子送,「你拿東西給他吃,他笑眯了滴,你不拿點東西給他吃撒,他就那樣子(為難別人)咯。」

她還說到一個細節,上夜班的保安,每月有90元補助,於某延按天發。但丁紅玲和李建國一直沒收到過加班費,周莉莉猜測,「他(於某延)都放在自己手裡了。」

方宇宙看不慣於某延的行事作風,經常跟他吵架、對着幹。保安馬銘跟方宇宙同住一個宿舍,如果於某延欺負對方,他們就合起伙來反抗。李建國也跟於某延吵過,於某延還私下提醒丁紅玲,「你老伴嘴巴特別多,讓他嘴巴少一點。」

在保安宿舍內「隻手遮天」,出了自己的領地,於某延就仿佛換了一副面孔。

巡邏時,他見到業主會微笑着打招呼——這裡的居住者大多為教育系統職工和附近長郡中學的老師。一位80多歲的老人提到,於某延平時語氣很溫和,沒見過他發脾氣或表現出暴躁。

另一位業主,是首批入住小區的人,在他眼中,駐紮小區10年的保安隊長於某延,是值得信賴的老朋友。業主需要幫忙都願意求助於他,誰家出了事、受了傷,於某延還會去探望。

在小區開棋牌室的一位中年女性,對於某延的印象也是「老實本分,為人處世不讓人討厭,跟我們很合得來」。她提到於某延偶爾來打牌,牌技一般。之前,於某延的妻子也經常來看望他,夫妻二人看起來感情很和睦。

但在小區內,業主和保安都聽過「於某延背後有關係」的傳聞。

通常被拿來舉例的事情是,大約半年前,於某延和妻子曾跟員工食堂的另一對夫妻打架,進了派出所。員工食堂的夫妻被開除,於某延的妻子也搬離了宿舍,但事發後不久,於某延又回來繼續擔任保安隊長。

「不是你的錯」

第三次被侵犯後的凌晨,丁紅玲「魂都丟了」,沒有再入睡。她的開口求助,只是一次偶然。

2月25日,她去上白班。上午10:46,於某延給她發了一個紅包,她直到紅包過期都沒有領取。傍晚6點左右,保安馬銘拿着舉報於某延惡行的聯名信去東門崗亭,讓丁紅玲代表他們兩口子簽字。

丁紅玲不識字,但她聽懂了大概意思,這是用來「搞於某延的」。她忽然鼓起勇氣,「有個事情怕丑不敢給別人說,老馬,你為人正直給你說一下。」她接着說,前一天夜裡,自己宿舍進了賊,是於矮子撬開了房門。丁紅玲把椅子抵着門的照片和於某延發的紅包給馬銘看,馬銘理解了,「你別怕,我會給你伸張正義的。」

馬銘立刻給保安方宇宙打電話,「舉報信不用寫了,發生了件大事」,在監控室附近的籃球場,方宇宙從馬銘口中得知,於某延強姦了丁紅玲。隨後,方宇宙和馬銘帶着丁紅玲,在小區門口打了輛出租車,晚上7點多到達離小區最近的派出所。

方宇宙記得,在派出所內,丁紅玲一直渾身顫抖。問話的是一個年輕男警官,在他面前,丁紅玲只說了零散的信息,於隊長扯掉了她的褲子,把她按在床上,還把她全身上下都抓傷了。但到了最關鍵的信息,丁紅玲就說不下去了,方宇宙在一旁很着急。

據丁紅玲回憶,警方沒有驗傷,提出要拍個照,她不好意思地拒絕了。她提到於某延被警方叫到派出所,剛開始辯解、不承認,後來下跪了兩次,第一次他對丁紅玲說,「你對我有意見不要這樣說我」,第二次他說,「丁姐,求你別說了」。

在後來律師的問詢中,丁紅玲說,於某延當時要賠償1500元,她不同意,一位男警察告訴她,「也沒發生其他的事,收了1500塊就可以了。」於是,警察拿着她的手機操作,收取了於某延1500元。最後警方要求籤字時,丁紅玲第一次學會了「畫」自己的名字,但簽的是什麼,她完全沒有概念。

當晚,於某延的妻子也到了派出所,罵丁紅玲不要臉,說她年紀這麼大還勾引別人老公,上手要打她,揚言要把她打死,丁紅玲嚇壞了。後來四個民警一起,才把於某延的妻子拖了出去。出於安全考慮,警方讓丁紅玲從派出所後門離開。調解結束後,於某延也被釋放了。

方宇宙帶着丁紅玲去報警前,告知了項目經理張力,張力又向育天公司副總經理謝偉匯報,但公司知曉後並沒有通知丁紅玲的家屬。

直到晚上10點10分左右,丁紅玲報警結束,給農村奔喪的兒子李駿打了電話,先是叫了兒子的小名,然後情緒激動地說,「於某延這個畜生進了我的房間……」

「媽,你先別着急……」李駿安撫了母親。掛了電話後,他把妹妹李蓉從靈堂里叫出來,轉述了母親的話,兩個人都想到了最壞的情況。

丁紅玲走出派出所後門,找不到回去的路,給女兒拍了一張周圍的環境照。剛來長沙時,女兒特地提醒過她,字不認識沒關係,一定要學會拍照,如果迷路了,就拍照發給她。

外面下着凍雨,丁紅玲躲在派出所門口的橋洞下,全身濕透了,方宇宙和馬銘找到了她,把她帶回小區大門,女婿又開車把丁紅玲帶回了家。

楓雅名苑小區東門
楓雅名苑小區東門

農村的路上結了厚厚一層冰,開車回去很危險,李駿和李蓉放棄了當晚趕回長沙。兩人守靈一晚沒睡,第二天一早先去火葬場,然後「把姑父送上了山」,接着馬不停蹄地驅車往長沙趕。

三個兒女打算避開父親處理此事。

他們一致認為,首要的是跟母親問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麼。此前,這個家庭的談話中從未出現過「性」,更不用提性侵,大家都難以啟齒。難題最後落到小女兒李蓉的身上,同為女性,再加上她跟母親一直關係親近,或許更容易讓母親開口。

兩個半小時左右的車程,父親李建國也在,大家不約而同地保持着沉默。李蓉的腦海卻翻天覆地——該怎麼措辭?用什麼樣的提問方式?怎麼說才能讓母親理解?母親有沒有認識到這個事情的嚴重性?

26日下午1點前,一行人到達長沙,丁紅玲在東門崗亭值班。李駿先把父親帶回宿舍,李蓉在崗亭問母親,有沒有受傷?母親否認了。李蓉又把母親帶到了車上,再次詢問,他有沒有打你?母親也沒說實話——當時她的胸口和下身都有傷口。

李駿向熟悉司法流程的朋友打聽得知,按照法律程序,無論是猥褻還是性侵,都不在民事調解的範圍之內。兄妹倆後來去派出所了解情況,得知結案的口供不能再查看,只能重新立案。

兩天的時間裡,李蓉一直在想辦法讓母親開口。

「我是你女兒,你有什麼事情可以跟我講。」

「媽媽沒關係,你勇敢一點,是怎麼樣就怎麼樣。」

「好醜的好丟人。」母親重複着。

女兒安撫她:「你別害怕,沒關係,你是受害者,不是你的錯。」

李蓉又講了很多道理:「我們整個家族女孩子占了絕大部分,萬一你的身邊孫女也好,女兒也好,媳婦也好,受到這種傷害,你說會怎麼樣?」

她還試着從社會意義上勸說母親,「小區里還有那麼多小孩子,就這樣把他放出來了,可想而知會發生什麼。如果不讓這種人為他的言行舉止付出代價的話,那危害的是社會,如果社會上的小女孩遇到這種情況,該怎麼辦?」

還有一點,是法律層面,「媽媽,你本身是個受害者,如果你不講實話讓他去坐牢,他可能會說你誣告,你就會去坐牢。」

以上都說完了之後,李蓉用自己思考很久的、母親或許能理解的方式,最後向母親確認,「他有沒有對你做過跟爸爸一樣的事情?」

丁紅玲點了點頭。

「你有沒有受傷?」李蓉再次追問。

「上廁所時下身會刺痛。」丁紅玲回答。

2月27日上午,李蓉和李駿帶母親去派出所重新報案。下午兩點多,在楓雅名苑附近的公交站,警方帶走了於某延。4月3日,作為犯罪嫌疑人的於某延,被決定逮捕。截至發稿前,案件仍在偵查階段。

被忽視的求助

丁紅玲被性侵三次的重要事實,是在報警近一個月後,才浮現出來。

3月19日,丁紅玲接受代理律師朱丹的案情詢問。她穿着黃黑色衛衣,外面套了一件淺粉色棉馬甲,坐在辦公室的黑色皮椅上,李蓉舉起手機對準母親,記錄下案情陳述的全過程。

鏡頭裡,丁紅玲表情嚴肅,臉上有很深的皺紋,身體僵直,時不時搓着大拇指和食指。這場詢問中,她的身體瑟瑟發抖,默默流了很多眼淚。

李蓉別過頭去,避開母親的目光,整個人往後傾,她很難形容當時的矛盾心情,「我傷心難過是因為知道真相,我開心也是因為知道真相。」

律師在詢問第一次報警的具體過程時,丁紅玲坦言,自己沒說實話。後來,她向女兒吐露原因,「當時你們都沒在身邊,而且問話的是一個男警察。」在同事和兒女協助丁紅玲兩次報警的過程中,沒有女警察參與到案件的問詢中。

《關於辦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意見》中規定,詢問女性未成年被害人應當由女性工作人員進行。但在成年人和老年人的性侵案上,目前並沒有強制規定辦案人員的性別。律師朱丹認為,這是老年女性受害者在尋求司法途徑時,會遇到的諸多難點之一。

後來,李蓉從自己的視角,反覆回溯三次侵害前後的蛛絲馬跡。

第一次侵害發生當天,李蓉沒有收到母親的任何消息。第二天22:49,母親發來了小孫子唱歌的視頻,是母親幫自己帶孩子時拍攝的。四天後的凌晨2:15,李蓉又收到了母親發來的四條消息,都是孩子的日常視頻。

這些視頻丁紅玲經常會翻看,李蓉沒覺得有任何異樣。回看聊天記錄時,李蓉才明白,母親受侵害後一直想的都是孩子。

讓李蓉和李駿都很自責的是,第一次侵害前到第二次侵害之間,母親有過微弱的求助,但被他們忽視了。

1月11日前,丁紅玲曾給李蓉發消息,說別人可以隨意進出宿舍,不太方便,想安裝一個門搭子掛鎖。李蓉沒有多想,以為節省的父母丟了錢。

老兩口不知道小區附近哪裡有五金店,李蓉就送去了兩個門搭子和一把鎖,他們用大小粗細不同的螺絲各試了一遍,發現適配的螺絲只夠安裝一個,就把門搭子裝在了外面。

李蓉和李建國都認為問題得到了解決,但丁紅玲不滿意,她想在裡面再裝一個門搭子。念叨了很多次之後,李建國不耐煩了,「你怎麼搞這麼多名堂出來,裝一個就可以了,出去時關上門,別人也進不來。」

兩個老人甚至因為這件事吵了幾句嘴。接下來的日子裡,丁紅玲的求助沒有停止,她很迫切,打了很多電話,跟兒子說,跟女兒說,但都沒有說明真正的原因。

左:於某延宿舍,右:丁紅玲宿舍
左:於某延宿舍,右:丁紅玲宿舍

侵害發生的兩個月內,丁紅玲和李蓉也很少能有單獨說話的空間,母親每次到女兒家,女婿也在,孫子也在。而女兒去宿舍探望母親時,幾乎每次進門沒幾分鐘,於某延就像掌握了她行蹤一樣,直接推門而入,從來不敲門。

那段時間湖南下凍雨,學校里的樹被颳倒,李蓉帶工作人員在學校清理冰雪,每天6點多起,晚上12點左右才回家。李駿新店剛開業,生意也忙不過來。

他們顧不上母親的需求,下意識覺得是母親要求太多,這件事就被略過去了。

事發後,李駿才明白過來,母親當時想表達的是,裡面的門搭子比外面的更重要。

沒有先例可循

第一次報警以調解結束後,於某延沒過多久就回到小區。

丁紅玲記得,於某延在保安宿舍內大喊,「我胡漢三又回來了,在育天沒人能拿我怎麼樣,我後台硬得很。」

這些話把丁紅玲「嚇怕了」。

李蓉也在育天公司工作,擔任學校物業項目的經理。副總經理謝偉曾跟李蓉說,他跟公司反映過保安隊長於某延「很討嫌」。後來項目經理張力也告訴李蓉,他把保安隊員的聯名舉報信遞交給了上級。

2月20日,謝偉找李蓉當面溝通,想把她調崗到楓雅名苑做項目經理。李蓉說,當時她問謝偉,為何於某延還不調走?對方笑了,答覆是,「你不要想,所有人都可以動,但是他動不了。」

案發兩個多月來,丁紅玲的兒女,對育天公司頗有不滿。李蓉在農村奔喪時得知母親出事,立刻給謝偉打電話,謝偉回復,「這是個人行為,與公司無關。」

李蓉和李駿覺得,公司在第一時間試圖撇清責任。後來,謝偉在常務副總經理易大舟的要求下向他們道了歉。

3月1日,丁紅玲的兒女和公司溝通時,李駿質疑,為什麼母親去報警前,公司知情卻不通知家屬?於某延在公司是否有「後台」?易大舟都沒有正面回復。

這次溝通中,李蓉被獲准1個月的假,用於「安撫好母親」。但接下來的大半個月,育天公司的態度卻完全變了。

先是3月6日上午11:18,丁紅玲的老伴兒李建國突然接到短信,「由於公司優化人員,現對你做辭退處理,特此通知。」此後,李建國沒有再收到工資。

公司承諾李蓉的假期也沒能兌現,反而讓她丟了工作。

3月13日,在沒有任何協商的情況下,公司突然要求李蓉在兩日內,調崗至一個新項目,李蓉需要乘坐1小時40分鐘的公共交通才能到達。她提出異議,當天社保即被停繳。第二天,她又收到文件,「如不按時到崗視為主動離職」。3月19日,公司通知她,「《勞動合同》終止」。

3月19日,公司通知李蓉「《勞動合同》終止」
3月19日,公司通知李蓉「《勞動合同》終止」

三天後,易大舟又給李蓉發了一份工作聯繫函,指控李蓉涉嫌職務侵占罪。律師朱丹後來證實,這是一份誣告。李蓉在回復函中寫道,「不要指望通過給我施加壓力,來迫使我母親和家人放棄自己的正當權益。」

進入4月中旬,李蓉發現自己和母親的工資「一分錢也沒發」。

公開信息顯示,長沙育天物業管理有限公司系國資企業,在當地有40多個物業服務項目。公司的一系列舉動,讓李蓉和家人都感到憤怒和寒心。李蓉委託律師朱丹後續對公司進行起訴,追究公司在母親性侵案中的責任。

根據新修訂的《婦女權益保障法》第25條和《湖南省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規定》第16條,用人單位應當採取措施,來預防和制止對女職工的性騷擾。

「公司的不作為釀成了一系列悲劇,它不是主謀,也一定是幫凶。」朱丹表示。

朱丹也觀察到,司法實踐和公共討論中,關於大齡女性被職場性侵後的艱難處境,幾乎沒有。朱丹從業16年,代理過近700件勞動爭議案,這是他代理的第一起老年女性體力勞動者被性侵的案件。他預計之後的起訴,也會是國內第一起被性侵的老年女性體力勞動者,追究公司責任的案件。

在接受澎湃新聞採訪時,育天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長黃長回應說,「根本不存在辭退,因為超過60歲法定年齡了,不是正常用工,只是臨時工,簽訂的都是勞務合同。這種臨時過來干一個月、半年就走的情況,是行業業態、普遍現象。」

在朱丹看來,這恰恰是受害老年女性最大的維權困境——公司的經營策略就是只建立勞務關係,不給繳五險一金,「沒有把這些底層年長勞動者當人看,也沒有當正兒八經的職員來看待,只把他們當一個消耗品來利用,一出事就撇清關係。」

在中國裁判文書網上,關於長沙育天物業管理有限公司的勞動糾紛案有6起,橫跨2016至2022年。案件原告方多為保安、保潔、項目經理,事由涉及拖欠工資、未及時繳納保險金、工傷認定等。

李蓉做項目經理時,手下的一個保潔阿姨在工作期間,腳被砸傷致粉碎性骨折,她住進醫院後,育天公司不同意賠償,把她辭退了。李蓉向公司申請,才給她多發了一個月工資。

4月14日下午,《鳳凰周刊》記者採訪一名小區保潔的過程中,一位新調來的保安隊長上前阻止談話,他警告保潔,「這個事情不要跟外人說。」保安方宇宙告訴記者,他們當天下午剛開了會,公司領導告訴大家要平息此事,不能再對外透露信息。

4月16日下午,記者前往長沙育天物業管理有限公司所屬的湖南教建集團,辦公室門口的一名工作人員稱,經過公司內部討論,不會再對此事接受採訪。

5月5日下午,長沙育天物業管理有限公司常務副總經理易大舟,在電話中回復《鳳凰周刊》,此事正在協商中,其餘信息不方便透露。

隱痛

過去,湖南農村的苧麻地里,每逢夏秋兩季,高高的綠色植物就會淹沒女性忙碌的身影。

苧麻長滿倒刺,被女性黝黑的手攔腰折斷,露出白而光滑的麻骨,最後留下乾淨的麻纖維。纖維放入水缸里浸泡,再晾曬,搓一搓,一綹綹麻繩就出現了。一斤麻繩背到集市上,能換十來塊錢。

鋒利的植物枝葉有時會把雙手割傷,手常年泡到水裡又腫又脹又疼。丁紅玲人生最好的時光,就是在重複這些動作中度過的。

沒讀過書,一直是丁紅玲的遺憾。家裡8個兄弟姐妹,她排行最小,最大的姐姐跟她相差20多歲。二姐姐生了三四個孩子,養不過來,丁紅玲經常一去學堂就被叫回來,幫姐姐帶孩子,後來她再也沒去過學堂。那個年代的思想是,女孩子不用讀太多書,反正要嫁人。

婚後生活和村里其他女人沒什麼兩樣。妻子丁紅玲扯苧麻,丈夫李建國種水稻,還會去建築工地給地基打樁掙錢。1996年、1998年,湖南接連遭受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災,農田被衝垮,夫妻倆損失慘重。

2006年取消「農業稅」前,一年到頭,一家人的收入不過三四千,兒女們總能聽到父母念叨,一輩子吃這樣的苦就是因為沒讀過書。有了孩子後,丁紅玲和李建國唯一的執念是,要把他們供上大學。

後來,三個兒女都被托舉成功了。兒子李駿和女兒李蓉大學畢業後,有了穩定工作,定居長沙,結了婚生了崽,生活一步步向上,越來越有盼頭。丁紅玲和李建國卻年紀大了,身體越來越差,不能再做繁重的農活,但他們沒有退休工資,不工作就幾乎沒有收入。

把父母接到長沙長住,是兒女的反哺,帶有一家人團聚的期盼。沒有人會想到,短短兩個月內,巨大的傷害就毫無徵兆地降臨到母親身上,也擊碎了全家人的美好生活。

報警後的那幾天,丁紅玲不吃、不喝、不睡。李蓉看到母親一下就佝僂起來,原本染黑的頭髮里,冒出一絲一絲的白髮。跟家裡人說話時,丁紅玲的眼神也總是迴避,不敢直視。她不想聽到於某延的名字,一聽到就露出反感的表情,「對他恨之入骨」。李蓉後來把於某延被逮捕的消息念給母親聽,丁紅玲也沒有喜悅,淡淡地說了一句,「那就好」。

4月19日,小區消防安全牌上還留有於某延的名字
4月19日,小區消防安全牌上還留有於某延的名字

但為了把真相公之於眾,丁紅玲需要一遍遍地回憶和講述被侵害的過程,念出加害者的名字,跟警方說,跟律師說,跟記者說。律師必須驗證細節——怎麼認出他的?有沒有燈光?有沒有反抗?回憶喚起了創傷,丁紅玲突然情緒激動,哭了出來,罵他「是個畜生」。

第二次報警沒幾天,育天公司有同事帶着八卦口吻來詢問李蓉,「你媽媽的事情是什麼情況?」這讓她心裡很不舒服。

而在社會關係更緊密封閉的農村熟人社會,輿論壓力更大,一家人要儘量「藏着掖着」,避免成為茶餘飯後的談資。律師朱丹建議,不能讓丁紅玲立刻回農村,「舌頭底下壓死人,哪怕是不當她面說,那種異樣的目光,她也會感受到的。」

回到家庭內部,全家人試圖迴避的人,是父親。

事發後,李蓉和李駿會避開父親在的場合,私下商量,父親也從來沒跟兒女交流過具體情況。李駿擔心父親留在長沙會聽到一些風言風語,就把他打發回了鄉下。李蓉每天通過家裡的監控看看父親,確認他安全,就放心了。

兒女猜測,在父親獲得的有限信息里,事情應該沒有那麼嚴重,只停留在「調戲、動手動腳、肢體接觸」。警方後來想找李建國去錄口供,李蓉很無奈,「說白了,這是把我們家往死路上逼。」

李蓉知道,父親是做事不計後果的人。

母親懷上自己時,家裡即將迎來第三個孩子。當時計劃生育政策還沒結束,村支書把母親拖去引產。但村支書家裡也是三個孩子,父親覺得不公,為什麼你能生我不能?一怒之下,父親把村支書的三個孩子拉到河邊,威脅對方,「晚上幾點鐘之前,不把我老婆送回來,我一命抵三命。」

在法制尚不健全的環境裡,父親不得不用「以暴制暴」的方式來保護家裡人,這也是他習以為常的生存之道。因此,當李建國得知於某延在凌晨進到了老伴房間,他的第一反應是要打死對方,「絕對不能輕饒了他。」李蓉勸父親,你一大把年紀了,這事你不用管,交給你兒子去處理吧。

丁紅玲更加不知道如何面對老伴。

3月初的一天,全家人一起吃早飯。李建國坐在沙發上,丁紅玲在廚房做早餐,她炒了一碗蛋炒飯,然後恭恭敬敬地端到李建國面前,「我現在又不是動不了」,李建國開玩笑說。

兒女們都很意外,父母四十多年的婚姻生活中,很少這樣刻意客氣過,給父親端飯倒茶一般都是他們的任務。女兒看出了母親的內疚,兒子也看出了母親的唯唯諾諾。

李蓉心裡很酸,她以批評父親的口吻勸母親,「媽媽,沒必要,爸爸又不是沒手沒腳,你幹嗎要給他端過來。」

丁紅玲沒說什麼,轉身回了廚房。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冷杉REC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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