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們進延安之前，共產黨只有四、五萬的黨員，是一個非常小的黨，但是到了延安以後，因為大批知識青年的湧入，在大後方也有很多知識青年加入共產黨，共產黨就一下子從四、五萬擴展到四、五十萬，一下就壯大了很多。他是在共產黨里的新生血液和新生力量。
進到延安以後，他一下就感受到了這種不平等。但是他說，他是接受的，因為那些老紅軍經歷長征的艱難困苦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一個老紅軍跟他講過，長征途中，人餓得實在沒有辦法的時候，就會把路邊死掉的人的胳膊砍下來，一邊咬一邊走。 他對他們有一種崇拜的心情，所以他對等級制度並不反感。他覺得是理所當然的事情，或者說中國的傳統文化里沒有一種很平等的意識——本來皇帝就是皇帝，老百姓就是老百姓。老百姓怎麼能跟皇帝比呢？ 1942年《解放日報》改版，毛澤東來講話，他也去聽了。他說，毛澤東針對丁玲啊、王實味等人對延安等級制度的不滿大講一氣。他（毛澤東）說，我就是點兩根蠟了 ，我就是穿斜紋布，我就穿吊口袋。
我父親就覺得你怎麼這麼心胸狹窄呀，我們無非就是批評批評嘛，也沒有要怎麼樣，你反而這麼激烈地反駁回來，這麼大肆地宣揚自己就是要特殊。這點他非常反感。
他後來一直說，他受刑受得是最輕的。他是五天五夜不許睡覺，不許眨眼睛。他說，他熬過來了，但是關到保安處的另一個人是15天15夜不許睡覺，而且是把人綁在一個木頭的十字架上捆起來。你知道他說還有什麼嗎？有老虎凳。其實厲害的不是他們保安處，是黨校。黨校是社會部康生直接領導的。它是把人關在一起，讓你們自己和自己斗，可以斗到把耳朵都咬掉。他說那個地方就完全沒有章法，是非常厲害的。
後來我問過他，我說都給你關了一年多，你覺得這個是胡來，完全是胡來，你怎麼不想想這個共產黨不對勁吶，後來又跟着它一塊兒往前面走啊？他說，因為很快就開七屆一中全會了，那個時候抗戰也很快就要勝利了，當時李富春做的報告給他非常大的鼓舞，大家團結起來，向着光明、自由、民主的新中國前進。 我覺得還是受那種思潮的影響：在整個大的革命洪流里，個人是無足輕重的，受點委屈，受點迫害是無所謂的，這是一種必然的犧牲。還是置於骨髓的中國文化的根深蒂固，再加上馬克思、列寧主義、共產黨的這一套，個人更是無所謂的，特別是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那人就是螺絲釘嘛，他不是有人性的東西。
【編註：晚年的李銳曾對延安整風有過深刻反思。他說：「所謂整風，講得簡單一點，就是整思想上還沒有入黨，還沒有成為『馴服工具』的知識分子。……對共產黨及其領袖毛澤東來說，延安整風運動當然是成功的，黨內黨外，上上下下，尤其知識分子，思想都被『改造』了，階級性、黨性，消滅了一切人性，黨員都變成馴服工具。」
延安整風只是李銳挨整的開始。1959年中共「廬山會議」上，他因為批評當局發動的「大躍進」運動被打為「彭德懷反黨集團成員」，撤銷黨內一切職務，開除黨籍，下放北大荒勞動。文革期間因為批評時任中共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他被投入秦城監獄八年，直至1975年獲釋，1979年平反覆出。】
他後來自己對這一段的回憶說，那時候已經不涉及對這個黨，對毛澤東還有崇拜的成分在裡頭，但我覺得他對黨，對毛主席是有感情的。他的日記和上訴材料里都反映得非常清楚。他想說：我本質上是要革命，我是黨里的忠誠的戰士，我對這個黨，對毛澤東沒有二心；我犯了錯誤，我誠心誠意地承認我犯了錯誤，我是要改正錯誤，我還是希望黨能夠啟用我。我覺得他並不是很明確地認識到這個黨已經真的是不能要了，真的是一個反人性、反人民、反國家的這樣一個黨。可能是當時整個社會氣氛和政治氣氛是非常的高壓的，人其實沒有很多自由的思考空間。
我覺得後來能夠讓他靜下心來，徹底地回過頭去反思、去思考那還應該是六四了。那個時候他其實已經從根本上否定了這個黨了。他覺得共產黨走到這一步就已經完了，走到頭了。
六四以後讓他接手中共組織史資料的編纂工作，他就接觸到了很多他進延安之前的資料。因為共產黨的級別是很森嚴的，他一個做工程的水利電力部的人是接觸不到這些共產黨的組織方面資料的。而他又是進了延安以後的年輕一代的知識分子，對於之前中央蘇區的事情，紅軍在進延安之前的事情他完全不知情。這一部分的歷史檔案資料使他非常的震撼。還有就是當時鄧穎超看着、守着，一定要把周恩來生前的很多東西銷毀，這是經過他的手。在銷毀之前，他看到了周恩來的很多批示，他覺得比「四人幫」還「四人幫」，那對他也是非常大的震動，認識到從黨的根兒上，一開始就不對，我覺得跟他接觸到的大量的史料有非常大關係。
【編註：李銳在《李銳口述往事》中說：「共產黨奪取政權之前，對自己人的整肅搞了不止一次，大的有蘇區的肅反、打AB 團等，共殺了十萬人，直到延安的審干、搶救運動，各根據地的反托派，小的無數，真是太可怕了。這些問題至今沒有結論。」】
我問過我父親，你從什麼時候就比較大徹大悟了？是不是因為59年廬山會議把你給開除（黨籍）以後，文化大革命你又在秦城監獄裡頭呆着，所以就想明白了。他說不是。他說是他平反覆出以後，1979年，我記得應該是5月份到美國來。一下飛機，他一下明白了。他看到美國那種富足，老百姓那種自由，臉上那種很隨意、很坦然的樣子，大家都很平和的氛圍。他對超市、大街上的汽車、高速公路也都特別有興趣。因為他過去只去過蘇聯，蘇聯那時候其實很貧窮。但是他到了美國一看，原來是這個樣子。他不知道西方世界已經這樣富足了。他說是踏上美國國土的那一瞬間，他徹底醒悟了：這個是我們追求的社會主義，是我們追求的理想國度。當時一下就覺悟過來了——共產黨的這條路線已經完全錯誤了。
他最後徹底的醒悟就是習近平要修憲要連任，這個老頭子就徹底絕望了。因為習近平邁出了這一步，那他徹底看明白了。
【編註：2019年2月，李銳去世，享年102歲。中國歷史學者、《李銳口述往事》的編纂者之一丁東寫道：「李銳先生早年滿腔熱情參加了這場革命運動，中年又遭遇革命吞噬自己的兒女，晚年對革命進行了沉痛的反思。他的一生，是中國共產黨歷史的一個縮影，是中國民族百年滄桑的一個縮影。」】
李銳，1917年生，中共元老，毛澤東前秘書，先後三次受整肅，中共黨內自由派代表人物。1950年代，李銳在有關是否應當興建長江三峽大壩的「御前辯論」中力陳建壩的弊端和危害，受到毛澤東的注意和賞識，旋即被收納為毛的秘書。在1959年中共領導層在廬山召開的會議上，李銳表示支持當時的國防部長彭德懷，反對毛澤東在經濟上的瞎指揮，因此受到毛澤東的整肅。
毛澤東拒絕接受彭德懷的批評，將彭與彭的支持者打成「反黨集團」予以撤職和迫害，堅持他的已經造成災難的經濟政策，最後導致幾千萬中國人在風調雨順的三年裡被餓死。李銳的《廬山會議實錄》依據當時其本人在會議期間的筆記寫成，成為中共黨史上罕見的當事人基於當時親眼所見親耳所聞的高層殘酷鬥爭的第一手詳細歷史記錄。
1937年在武漢大學學習期間，李銳以地下活動人士的身份加入中共，1939年抵達延安。他後來回憶：「我二十二歲進延安，二十八歲出延安，延安六年的生活和工作，應當講對我這一生有着根本性的影響。」
李南央稱，她從小很少跟父親在一起，跟父親不親；只是後來隨着她自己年齡的增長和閱歷的增加以及李銳的思想轉變，他們父女關係才越來越親密，她成為父親生前最信任的人。最後，李銳把對研究中國歷史和中共黨史非常有價值的個人生平檔案資料都交託給李南央，並由她轉贈給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戰爭、革命與和平研究所。那裡的資料對所有的研究者開放。
李南央在這裡主要講述了李銳在延安的經歷，其經歷顯示中共在其黨內鬥爭中誣告和有系統地、大規模地使用酷刑是它的歷史悠久的傳統。然而，在延安經歷了誣告和酷刑之後，李銳並沒有因此而覺醒。李南央說，李銳的徹底覺醒是在他102歲生命最後的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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