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家祺：從天安門事件看中國歷史的走向

在當代中國，發生過兩次天安門事件。恢復天安門事件的歷史真相，第一次已經引起中國歷史的大變革。八十年代中國的改革開放，是1976年天安門事件恢復歷史真相的直接結果，現在的中國，將面臨第二次大變革，這是超過第一次的前所未有的大變革，這將是1989年天安門事件恢復歷史真相的直接結果。 歷史發展有一種不可抗拒性，用人為辦法抵擋一種大趨勢，這種趨勢將更強烈。

決定人類歷史走向的兩種因素

在人類產生以前，自然界的各種變化只有一種因素起作用，這就是自然的力量。動物行為也是自然力量。人類歷史，則是由兩種力量起作用，這就是自然力量和人為力量。人的有目的、有意識的行為，是改變自然力方向的行為，一個人或一些人，特別是掌握巨大權力和影響力的個人，可以在一段時間內改變人類歷史的走向。16世紀歐洲的新教革命，是馬丁·路德一個人發起的。締造美國的《五月花號公約》是一個人想出、41人簽名提出的。共產主義在19世紀的傳播，出自馬克思、恩格斯兩人，鄧小平通過六四埋葬了共產主義。宮廷政治中的嫉妒、怨恨也會改變歷史的方向。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與江青嫉妒王光美訪問印度尼西亞的無限風光密切相關。

人類社會現象與自然現象之間有一條根本的分界線，這就是理性可以發現自然規律，使人掌握和控制自然力，理性計算的利益決定人的行為，而情感形成的信仰、信念，決定行為的方向。科學包含人類最高的理性，宗教反映人類最深的情感。

在一國政治和全球政治中，地緣政治的力量、正義的力量是自然的力量，在政治圈中，一個人怕另一個人，這也是自然力量，而國家的軍力 、國家首腦人物的決策都是人為力量。

恢復歷史真相的重要性

一個國家歷史，如果有一個關係到全國的重大歷史事件，在沒有言論自由的國家，當權者竭盡全力要掩蓋真相，正義就會受到壓制。正義的力量是一種自然力量，對正義長年累月的壓制，會使正義爆發出更大的力量。

1976年和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是中國特有的事件，一是有幾百萬人參加，規模巨大，歷時數十天，最後都以暴力鎮壓收場。在現代民主國家，出現這樣大規模的和平抗議運動，最後結果一般造成政府權力的更迭或個別當權者的下台。局部的暴力可能發生，但不會發生動用大規模的軍隊、機槍、坦克，屠殺數以千計的學生和市民這樣的事件。1989年北京六四大屠殺的慘烈場面，通過電視傳遍了全世界，受到了全世界人民和大多數國家政府的聲討和譴責，這是正義的力量，這一力量，是一種不可改變、不可動搖、不可抗拒的力量，導致了共產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在全球的衰亡，造成了東歐許多國家共產黨政權的垮台、蘇聯大帝國的解體，正是這一力量，造成了二十世紀全球政治氣候根本性的改變，二十一世紀雖然有局部的戰爭和革命，但歷史的大方向已經改變，成了信息革命和人工智能的世紀。

天安門事件的三大組成部分

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有三大組成部分，一是天安門學生運動，二是中南海宮廷政治，三是六四事件。

恢復歷史真相也有三點：一是要否定《人民日報》4·26社論，天安門學生運動不是動亂，而是幾百萬人參加的、空前規模的、偉大的愛國民主運動；

第二是恢復當時中南海宮廷政治的真相。在政治上，一個人怕另一個人，在發生衝突時，前一個人就會面臨失敗。這是一種無法改變的自然力量。鄧小平怕毛澤東，而趙紫陽怕鄧小平。趙紫陽是一個好總理，在天安門學生運動期間，在5月16日前，曾經做了大量工作，趙紫陽提出「在民主與法制軌道上解決問題」，反對鄧小平在北京戒嚴，都是正確的。但在5月16日這一天，1976年天安門事件的記憶，趙紫陽對鄧小平的懼怕，使趙紫陽放棄了自己應負的責任，他本來可以召開政治局會議、召開中央委員會臨時全會，可以作出其他選擇，但他與戈爾巴喬夫談話，向全中國和全世界公開表示，學生不能撤離廣場，是因為最高決定者是鄧小平，而鄧小平不改變學生運動是動亂的說法。趙紫陽會見戈爾巴喬夫談話，鮑彤多次打電話，要中央電台反覆廣播，這是向全中國人民反覆宣布的一件大事。趙紫陽在自己的回憶錄中承認自己「本來」可以不向戈爾巴喬夫這樣說。趙紫陽因這一談話，被鄧小平趕下了台並遭受了長達15年的軟禁。在軟禁期間趙紫陽的回憶錄《改革歷程》一書中，用一章篇幅談及「同戈爾巴喬夫的談話」。趙紫陽說：鄧小平「對我同戈爾巴喬夫的談話恐怕不止是惱怒，而是真正傷了他的感情。六四後他在接見李政道教授時說過，趙在學生動亂時把他拋了出來，實際上是講我把鄧拋了出來，社會上也有這種看法。我在會見戈爾巴喬夫時，談了有關鄧在我國我黨的地位。這番話完全是要維護鄧，結果引起大誤會，認為我是推卸責任，關鍵時把他拋出來。這是我萬萬沒有想到的」。「究竟鄧為什麼認為我是有意把他拋出來，推卸責任？是什麼人，如何在鄧面前挑撥的，我至今也不知道。我本來出於好心，在維護他，保護他的形象，而盡到自己應盡的一份責任，卻不料引起極大的誤會，感到我是有意傷害他，我確實對這件事感到很大的委屈。這件事我本來可以不做，何必多此一舉，實在有些懊悔！」（來源：張萬舒《六四事件全景實錄》，第67-68頁，天地圖書有限公司，香港。2009年）

趙紫陽的秘書鮑彤說：「紫陽同志同戈爾巴喬夫談話時關於小平同志的一段話是我在起草時主動加上去的。」鮑彤還說：「紫陽同志在向朱良同志和我交代起草講稿時沒有講這個意思。」鮑彤是起草人，最後講不講，完全由趙紫陽本人的決定。（來源：陳小雅《八九民運史》第6卷第229頁，公民社出版，Washington DC， 2019年）

5月17日鄧小平自然成了參與天安門運動的幾百萬人和全中國人民譴責的目標，使天安門學生更加不離開廣場。我起草5·17宣言，沒有害怕和危險的感覺，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寫出來的。在趙紫陽去世後二十年、事隔幾十年的今天，有必要把歷史真相一 一呈現出來。恢復中南海宮廷政治的真相，還包括要讓人們清楚地了解當時萬里、李鵬、喬石、胡啟立、楊尚昆、陳希同和反對戒嚴的幾位上將的作為。

恢復歷史真相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讓正義的陽光照遍中國大地，公開宣布六四是的一場對手無寸鐵的北京市民和學生的大屠殺，要把發生大屠殺的法律責任一 一查清，給天安門母親和所有六四死難者家屬以關懷和賠償。

正義的陽光將照遍中國大地

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至今歷時 35年，在這麼長的時間內之所以沒有恢復歷史真相，與六四後鄧小平在加強政治控制的同時，走「半資本主義」道路，大規模引進外國生產技術，中國走上工業化的道路，密切相關。 1789年後，法國大革命失敗的真相就擺在全法國、全世界面前，19世紀法國和西歐的政治氣候發生大變，爭取民主的聲音變得微小，這一點與1989年後的中國有相似之處。在 1789年法國大革命後的幾十年中，在英國工業革命的影響下，法國在19世紀中期，在一個新的專制環境下實現了當時經濟的「現代化」，巴黎街道面貌就是在那個時代改變的。早期資本主義產生的兩級分化，使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在19世紀中葉開始抬頭，法國大革命的失敗，也使保守主義、浪漫主義在西歐國家蔓延。狂妄愚蠢的路易·波拿巴，為當皇帝，把法蘭西共和國改變為法蘭西帝國，1870年普法戰爭失敗，才使法國一步一步走向新的共和。

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改變了20世紀的世界面貌，可以說，天安門學生運動，就是20世紀世界面貌變革的第一推動力。天安門事件改變了全世界的政治，但沒有改變中國，中國的當權者以為這樣的事情，三十年不講、不談，一代人過去，事情就過去了。在21世紀信息革命和人工智能時代，當代人工智能開拓者沃爾夫勒姆（Stephen Wolfram）提出了「人工智能」的三大核心觀念，其中一點就是，人的價值在於歷史。在涉及全中國、全人類的重大歷史問題上，掩蓋歷史真相、讓人遺忘歷史，是不可能的。中國大地上沒有正義，就不可能建立法治，中國要成為人權得到保障、人民安居樂業的文明國家，第一要做的就是恢復六四真相，讓正義的陽光照遍中國大地。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