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縣存在一定自主空間。按照第一批試點縣的改革經驗,司法局一般保留為正科級單位,信訪局保留為副科級單位。但對A縣而言,信訪工作難度更大一些,所以把信訪局的級別調整成正科,司法局調整成副科。
「這樣一種橫向的合併,沒有解決縱向的問題,上下就不對口了。」 復旦大學教授竺干威認為,「這也是前面幾個地區改革失敗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山西的改革,引起了外省市的關注。迄今已有青海、內蒙古、湖南等地派出專人到山西調研,學習小縣的改革經驗。
4年後,山西啟動了第三批人口小縣機構改革試點工作。
消息是從大同傳出的。2024年3月23日,大同市「兩會」召開期間,大同市委書記盧東亮在參加左雲縣代表團審議時提到,左雲縣要穩妥有序推進人口小縣機構改革。稍早之前的2024年2月1日,大同市委常委會審議通過了《人口小縣(左雲縣)機構改革試點實施方案》。
2020年以來,山西先後分兩批推進6個人口小縣的改革試點,包括忻州市河曲縣、臨汾市浮山縣、太原市婁煩縣、呂梁市石樓縣、晉中市榆社縣、長治市黎城縣。
南方周末記者獲得的信息顯示,包括大同市左雲縣、朔州市右玉縣等在內,山西約有5個「人口小縣」成為第三批改革試點縣。
人口小縣已成地方機構改革中的顯性話題。山西之外,青海、內蒙古、湖南、安徽、甘肅、江西等地,亦有小縣改革的嘗試。
對部分改革親歷者來說,小縣改革剛剛「平穩過渡」不久,新一輪自上而下的機構改革又將帶來新的挑戰。
2024年4月25日,左雲縣委宣傳部一名負責人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人口小縣改革肯定要涉及到機構合併,但是目前我縣還沒有推開。」
1、一定的自主空間
位於山西北部的左雲,是大同市人口最少的縣。左雲縣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2022年年底,該縣常住人口約為11.54萬。
一般來說,常住人口小於20萬的縣級行政區被視為人口小縣。根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的數據,在山西省117個縣級行政區中,常住人口不足20萬的有47個,不足10萬的有16個。
人口小縣的數量多了,一些共性問題開始顯現。2019年年底,時任山西省委主要領導在基層調研時發現,山西人口小縣存在財政供養入不敷出的現象,財政支出主要依靠政府轉移支付,普遍存在「等、靠、要」的思維慣性等問題。
山西省委編辦有關負責人在2022年9月接受媒體採訪時亦表示,山西省人口小縣大多存在財政供養人員比例失衡、人浮於事等突出問題,省委由此決策部署開展人口小縣機構改革試點工作。
2020年4月,臨汾市浮山縣和忻州市河曲縣成為第一批改革試點縣。
常住人口不足10萬的浮山,財政供養人員比例失衡的問題同樣突出。以浮山縣2020年的數據為例,全年全縣GDP完成39.2億元,一般公共財政預算收入僅1.3億元。在此財政收入水平下,供養公職人員的經費成了一筆龐大的開支。
南方周末記者從浮山縣獲取的數據顯示,機構改革前,該縣有財政供養人員5906人,人員經費支出4.6億元。也就是說,彼時,浮山全縣約每17個人中,就有1人是「吃財政飯」的。而全縣每年給公職人員發放的薪酬,接近其年財政收入的3.5倍。
2020年12月24日,浮山縣召開人口小縣機構改革試點動員大會,兩天後,縣領導為新成立的機構揭牌。
浮山縣委負責人在接受南方周末記者採訪時表示,該縣的機構改革得到了中編辦和山西省委編辦的指導。改革後,按照「大部制」的原則,浮山縣黨委序列的直屬機關由9個精簡為6個,政府序列由26個精簡為16個,一共精簡到22個。
在縣黨委序列,浮山縣委辦和縣政府辦合為一家,對外的名稱表述為「縣委辦(政府辦)」。縣紀委監委機關和縣委巡察辦合併,縣委組織部和縣委編辦合併,縣文旅局、縣文物局併入縣委宣傳部,民宗局併入統戰部,縣司法局和縣信訪局則劃入縣委政法委。
縣政府部門中,民政局和人社局進行了合併,自然資源局和林業局合併,住建局和交通局合併,發改局、工信局、教科局的科技部分合併成為發改和科技商務局(工信局),農業農村局、水利局、扶貧辦合併為農業農村和水利局。
在設計和執行改革方案之初,浮山本想更「大刀闊斧」一些,但有些部門難以合併。比如浮山最初打算將審計局和其他局合併,但浮山縣一位縣領導介紹,調研中發現審計部門的監督職能很強,和其他局合併後不便於監督,就保持了單設的局面。
同為第一批改革試點的忻州市河曲縣,改革之後,原有的36個黨政機構也整合為22個,事業單位由186個整合為40個。
浮山和河曲的嘗試,為後續的試點提供了經驗。此後,2022年4月,山西省委確定太原市婁煩縣、呂梁市石樓縣、晉中市榆社縣、長治市黎城縣等4個縣為第二批試點縣。
王偉(化名)是山西人口小縣機構改革第二批試點縣中A縣的縣委常委、組織部部長,在他的印象里,A縣更具體的改革工作是從2022年5月開始推動的,「主要是合併機構、精簡人員,把原來職能相近的部門都合併起來。」
他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省里給出改革指導意見後,縣裡負責制定具體改革方案,最終再報市里審批。
在機構改革的執行層面,各縣存在一定自主空間。比如,按照第一批試點縣的改革經驗,司法局一般保留為正科級單位,信訪局保留為副科級單位。王偉說,但對A縣而言,信訪工作難度更大一些,所以把信訪局的級別調整成正科,司法局調整成副科。
第二批的改革方式、方法,在王偉看來,和第一批「是一模一樣的」,只有部分細節調整。
2、「改革不只是變幾個名字」
按照第一批試點縣的經驗,機構撤併後,縣領導兼任局長,同時每個局設置一名常務副局長,主持日常工作。
浮山明確了14個縣直機關由10名縣委常委或副縣長兼任「一把手」,還有1名副職主持日常工作。縣領導擔任這些局的黨組書記、法定代表人。
A縣延續了縣領導兼任局長的做法。王偉介紹,改革後,有的局長成了常務副局長,繼續主持日常工作;有些局長沒有合適的崗位,就適當晉升職級,安排其他工作。
「比如說原來你是正科,(現在)給你晉升成一級主任科員或者四級調研員。」王偉補充,此後,這些人員被安排的工作大都和鄉村振興、主題教育等縣委、縣政府的階段性重點工作有關。
誰能留下?誰會離開?人員安排是否偏向年輕幹部?王偉表示,面臨着緊迫的改革任務,已經「顧不上」考慮那麼多了,「首先是以穩定為主,再根據幹部的個人專長、學歷專業、年齡結構去調整。」他解釋:「當時不敢硬考慮年輕。光考慮年輕,有些事情就沒法操作了。」
王偉的擔心不無道理。實際上,山西的第二批改革也遇到過「阻力」。
據媒體公開報道,繼浮山和河曲之後,山西原本選定了12個小縣作為第二批機構改革試點,但後來減少為8個。最終,僅4個縣接受改革指導意見並願意推進改革。
李軍(化名)曾任山西某人口小縣改革試點縣的主政官員,他能理解地方對改革的某些「不樂意」。
「對體制機制上的改革,大家可能覺得維持現狀是最好的。」他向南方周末記者解釋:「維持現狀,我就可以運轉下去。一旦改革,它不只是變幾個名字、合併幾個局長的問題,涉及的全是個人利益。」
李軍補充:「在小縣城,大家可能辛苦一輩子,天花板就是一個局長,甚至副局長。一旦涉及到機構改革,這裡面肯定涉及機構合併和職務整合,有的正職就成副的了,有的公務員就成事業編了。所以一般對地方政府決策者來說,肯定是能不動就不動。」
具體到山西第二批人口小縣改革試點數量的變化,李軍覺得,這或許也和當時的工作重點的變化有關。
李軍記得,2022年,新冠疫情防控進入中後期,「我們當時百分之七八十的精力是在抓疫情防控,兩天就要開一次疫情防控會。經濟工作,包括一些深化改革的工作,只要不是強制性必須要交賬的,一般來說,那會兒肯定不是我們的主要任務。」
3、公用經費下降明顯
山西人口小縣機構改革至今,一些效果開始顯現。山西省委組織部副部長、編辦主任張曉峰曾公開撰文表示,對稍早參與改革的6個試點縣而言,「改革取得了階段性成效」。
南方周末記者此前從浮山縣獲取的材料顯示,通過機構精簡和職能融合,該縣獨立核算預算單位由改革前的124個壓減到86個,2021年預算公用經費比2020年壓減了283萬元,降低了10.1%。
以浮山縣民政和人社局為例,改革前民政局的年運行成本為12.8萬元,人社局為33.9萬,合併為一個局後,民政和人社局的運行成本為39.8萬,一年節省6.9萬元經費。
河曲縣委組織部公布的信息顯示,經測算,經過3-5年的過渡期後,河曲縣的行政成本將大幅下降,公用經費支出減少367萬元,下降8.2%;財政供養人員比例由改革前的32∶1提高到40∶1。
王偉表示,在A縣,目前的人員經費「暫時省不了」,這和改革後部分部門暫時超編以及因職級調整帶來的工資增長有關。
他解釋,機構改革後,一些因部門合併而成立的新部門,整體而言出現了超編的情況,「比如說原來50個編制,現在只有40個了,目前看,在崗人員是超了的。」
超編人員的消化需要時間,三五年的政策過渡期後,部分人員退休了,整體的編制才能符合改革的要求。「從長遠來看,這筆錢肯定是能省下來的。」王偉補充。
相較於人員工資,在A縣,節省部門經費的效果立竿見影。王偉解釋,過去,農業農村局、水利局、鄉村振興局等3個部門都是獨立核算單位,每個部門都有公用經費。機構改革後,3個部門合併成1個,公用經費自然也只有一份,「錢肯定是省下來了」。
山西的改革,引起了外省市的關注。據南方周末記者不完全統計,迄今已有青海、內蒙古、湖南等地派出專人到山西調研,學習小縣改革經驗。
2022年8月2日至5日,青海省委編辦會同果洛州委編辦及瑪多縣有關部門(單位)負責人組成調研組,赴山西省考察學習人口小縣改革經驗。
青海省委編辦向南方周末記者提供的調研報告顯示,結合學習考察情況和山西省涉改市縣相關做法經驗,調研組提出了「考察學習山西省改革經驗做法,進一步修改完善《瑪多縣『人口小縣』機構整合試點實施方案》」「出台幹部職級晉升、提前退休等方面的優惠政策,加大柔性用編力度,有效降低改革阻力」等建議。
常住人口不足1.5萬人的瑪多縣是青海省人口總量最少、機構編制規模最小的建制縣。2022年5月,瑪多成為青海人口小縣機構整合試點縣,設置黨委機構6個,政府工作部門14個,黨政機構由改革前的25個精簡為20個。
2023年9月15日,瑪多縣正式印發並實施涉改部門「三定」和「九定」之規,瑪多縣人口小縣機構整合試點宣告完成。
4、「上下不對口」何解?
以「精簡機構和人員」為核心內容的地方改革嘗試,早已有之。
1990年代,財政自給率只有27%、需舉債才能發工資的陝西省黃龍縣率先開始改革,試圖通過精簡機構和人員的方式緩解財政壓力。
黃龍縣將職能相近的局委合併,並對有經濟收入的單位分三年逐年減少財政供給,直至全部脫鈎。最終,該縣撤併了黨政事業單位58個,僅縣直單位就減少了228個吃「財政飯」的人員。不過,幾年後,不少機構又恢復了原樣,財政供給人員甚至比改革前還增加了一千多人。
黃龍縣機構改革的阻力與「條條的壓力」有關。據《新華每日電訊》報道,改革後,有的上級政府部門在黃龍找不到對口單位,有人形象地總結說:「下改上不改,改了也白改。」
繼黃龍之後,湖北省隨州市在2000年開始的改革也遇到了類似困境。機構改革7年之際,有媒體回訪隨州改革現狀,發現反倒增加了9個機構。
2009年9月,廣東省佛山市順德區實施黨政聯動的「大部制」改革。改革後,順德區委社會工作部與區政府民政宗教和外事僑務局合署辦公,涵蓋了原來統戰、僑務、外事、民族宗教、民政、農村等9個部門的全部或部分職能,工青婦殘聯也歸口到該部。
此後,一個農村工作科就要對應省農業廳、省農辦、省財政廳3個部門。到了寫各類匯報材料和年終總結時,社工部(局)對應着14個省級部門,就要寫14份總結報告。該部(局)秘書科的人手一度增加到9個,而一般部(局)的秘書科只有兩三個人。
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竺干威長期關注機構改革,在他看來,黃龍、隨州和山西的改革有一定的共性,也有差異。黃龍屬於特例,「完全是因財政拮据問題引發的」;而隨州和山西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帶有自上而下的特點,「既有服從上級指示的一面,也有試圖改變現狀的一面。」
山西人口小縣機構改革開始的時間更晚,其政策背景,可以追溯到2018年機構改革提出的「允許地方根據本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實際,在規定限額內因地制宜設置機構和配置職能」。
與黃龍、隨州、順德相比,山西改革的核心內容差異不大,主要就是精簡機構、縮減編制。竺干威認為,這與環境壓力、路徑依賴有關,「一般來說,沿着原有的路徑往前走,要比另闢蹊徑來得容易。」
對人口小縣而言,是否只存在橫向機構合併這一條出路?答案是不盡然。
2021年全國「兩會」期間,時任全國政協常委李冬玉提交了《優化縣級行政區劃,推進經濟一體化發展》的提案。她建議,對人口規模低於10萬的小縣試點先行合併,以減少行政資源浪費。
李冬玉的這一建議在陝西佛坪縣受到了抵制。佛坪位於秦嶺南麓的深山中,2021年常住人口為26597人,是李冬玉口中人口小縣的代表。李冬玉提交提案的消息從北京傳到佛坪後,當地兩百餘名退休幹部馬上聯名向陝西有關領導寫了一份「不贊成小縣合併的建議」。
在山西,「合併」的動議早已有之,但最終沒有下文。
臨汾下轄的曲沃縣和侯馬市歷史上曾是一家,有着共同的文化底蘊,至今兩地市縣分置也不過五十餘年。侯馬位於山西省西南部,人口不少,但行政區域總面積僅有274平方公里,是山西省面積最小的縣。
2018年11月,曲沃縣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了《關於對曲沃縣和侯馬市合併的意見(草案)》,同意曲沃縣、侯馬市合併,合併後稱侯馬市,新的市政府設在曲沃縣城。
但此後,兩地合併的事卻不了了之。社會上對兩地合併爭議的焦點是,合併後地名是叫「曲沃」還是「侯馬」。曲沃縣曾獲得中國地名文化遺產「千年古縣」的稱號,旅遊業發展潛力大,但侯馬市知名度更高,且是縣級市。
人口小縣的問題並非山西獨有。《中國縣域統計年鑑2021(縣市卷)》公開的數據顯示,在納入統計的2075個縣域單位中,戶籍人口在10萬到20萬之間的縣(市)有228個,10萬以下的縣(市)有206個。其中,又有90個袖珍縣(市),常住人口在5萬以下。
竺干威覺得,問題的解決之道,還要從小縣本身的特性下手。「這幺小的縣,看上去有這麼多的官員和機構,這個感覺就非常不好。如果再稍微大一些的話,這個問題相對來說就不會顯得很重要。」
在竺干威看來,改革要跳出政府來解決問題,發展經濟是真正能解決問題的出路。「這樣一種橫向的合併,沒有解決縱向的問題,上下就不對口了。」他認為,「這也是前面幾個地區改革失敗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對山西的試點縣而言,「上下不對口」問題也已出現。
按照新一輪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在人口小縣改革中劃到政法委的信訪局,將劃到新成立的社會工作部。對王偉等地方黨委核心成員而言,這又是新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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