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齊氏文化基金會 2017年推動中國進步獎第10屆頒獎

公告

（2017年10月10日）

本次頒獎於2017年10月10日完成，公告延至2018年8月1日發表，敬請體諒。

齊氏文化基金會是齊家貞女士為紀念父親齊尊周逝世十周年，於2008年3月在澳大利亞註冊成立的非盈利機構。資金來源為齊尊周遺產，子女個人收入，及小範圍私人捐款。 

齊尊周（1912-1998），中國廣東海南文昌人。1945年5月參加國家考選合格赴美深造，成為「美國鐵路高級管理人員協會」會員，回國後在首都南京以鐵道和公路交通運輸業為國效勞為民服務，克勤克儉竭盡忠誠。1949年後，身陷囹圄二十三年。齊尊周一生期盼國家民主富強，百姓幸福安康。 

齊氏文化基金會的宗旨是：「中國很大，我們很小；但我們心齊，願意為中國的進步做一點事情」。 

基金會每年頒發「推動中國進步獎」，獎勵生活在中國大陸的個人（或組織）以文學藝術的形式，為改善中國的民主、自由與人權做出的積極貢獻。 

基金會從2008年起至2017年，已連續頒獎十屆。 

齊氏文化基金會在此宣布2017年度第十屆推動中國進步獎評選結果。

評選人：黃文海、應亮、鄭義、王康 

獲獎人：艾曉明 

獎金：10,000澳幣；

獎狀：一幀（待寄）。

一個紀錄人，聽說到上述故事，是不能不動容的。餓死三千萬也好，五千萬也好，畢竟只是冰冷的數字；走近死亡的具體面貌，靈魂便受到震撼，且更堅信：銘記他們的犧牲，乃是我們的天職。

頒獎詞  當代中國亞馬遜

齊氏文化基金會榮幸地評選艾曉明女士為2017年度獲獎人，以表彰她三十年一以貫之地促進中國自由與人權、維護女性權益的非凡而英勇的勞作，及其獨特的成就與深廣的影響。 

2009年12月上旬，艾曉明得知自己獲法國西蒙·德·波伏娃獎時，「正在火車站大廳候車，身邊是一排排密密麻麻被行李圍繞的旅客，寒流南下，列車誤點。這樣一個好消息，讓我覺得非常之不真實」。 

警方禁止艾曉明前往巴黎「五月花」酒店出席頒獎儀式，她於是想起一首中國抗戰歌曲：五月的鮮花開遍了原野，鮮花掩蓋着志士們的鮮血……；這種時空變換告訴她：自由和解放需要付出代價。 

21世紀中國開始出現一種現象，若干名門望族、前賢往哲的後人或補弊起廢，或脫穎而出，與中共紅二代、太子黨接續秦始皇毛澤東的皇權政統分庭抗禮，重建人格尊嚴和文明道統，艾曉明是傑出代表人物之一。 

艾曉明出身民國世家，外祖父唐生智系中華民國陸軍一級上將、國民政府大本營軍事訓練及軍法執行總監、軍事委員會執行部主任，主持上海、南京抗戰籌備並構築江浙沿線工事。1937年出任南京衛戍司令長官，主持南京保衛戰，名聞天下。父親艾仁寬是唐將軍在抗戰期間領養的孤兒之一，五十年代與唐將軍女兒成婚。曾在武漢市東湖中學任英文教員，1966年在文革中被打成歷史和現行反革命，精神和肉體都受到摧殘。與眾多民國名人後代一樣，艾曉明祖父輩的經歷為她遺留屈辱和艱辛，而其傳統文化道德則成為其終身的格範與啟示。 

三十而立。文革結束後，艾曉明先後就讀華中師範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獲中國現代文學博士學位。供職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後出任中山大學研究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教研室主任、婦女與社會性別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理事、廣東省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會長，並赴美國田納西州南方大學任訪問學者。 

艾曉明聰敏勤奮，在若干領域嶄露頭角，學術前景寬廣。先後撰着《青年巴金及其文學視界》、《中國左翼文學思潮探源》、《血統: 一個黑五類子女的文革記憶》、《天空之城》、《騎桶飛翔》、《從文本到彼岸》、《活在語言中的愛情》、《我的監獄之行》；翻譯《女性主義思潮導論》、《小說的藝術—認識米蘭·昆德拉》、《古典主義》、《表現主義》、《論戲劇與戲劇性》；編着《浮城誌異—香港小說新選》、《中國女性小說新選》、《火焰與碎銀—都市女性散文叢書廣州卷》…… 

若因循學術軌轍，艾曉明不難稱名於學界，前程遠大。但本性、家世以及時代精神引領她不宥於學院書齋，而轉上一條荊棘之路。 

2003年，艾曉明屆知天命之年，毅然走出書齋、校園，以社會為講堂，以天下為己任。她翻譯、導演美國女性主義話劇《陰道獨白》，組織40餘名師生在廣州首度上演。該劇遂遭禁，2009年始由「薪傳實驗劇團」巡演京滬深等地。同年，艾曉明介入孫志剛案和黃靜案，並拍攝紀錄片《天堂花園》，揭露中國司法黑暗。該片先後在香港、美國、英國、瑞典等婦女與性別研究機構與會議上交流，被全國上百家高校和婦女研究機構在婦女、性別教育課程中使用。 

同年艾曉明被《南風窗》雜誌授予「為了公共利益良知獎」，被上海《東方女性》雜誌讀者投票選為「最有影響十大人物」之一。她從此廣泛參與民眾維護自身權益、踐行社會公道、實現人權的公民運動，一發不可收拾。 

2005年9月，對太石村罷免事件進行文字和圖像紀錄。在《公民維權網》發表公開信，呼籲溫家寶先生傾聽太石村民心聲，釋放所有村民，讓他們過一個祥和的中秋節。9月26日因參與調查太石村罷免事件而遭暴力圍攻，受到廣泛關注、聲援。 

2006年8月，針對高智晟被捕和家人被軟禁，發表公開信督促保障婦女兒童權利。同年在河南拍攝《中原紀事》，紀錄艾滋病患者在志願者幫助下與當地政府博弈過程。同年，拍攝反映草根階層參政議政的紀錄片《人民代表姚立法》。 

2007年，拍攝紀錄片《關愛》，紀錄河北邢台地區染艾滋病患者的維權之路。同年，繼首部文革美術紀錄片《為革命畫畫：戶縣農民畫》後，與獨立製片人胡杰再度合作拍攝反映文革宣傳畫的紀錄片《紅色美術》。 

2009年，連續拍攝紀錄四川汶川大地震中死難學生及家長維權歷程的電視片《我們的娃娃》、《公民調查》、《花兒為甚麼這樣紅》和《忘川》。同年10月16日，攜紀錄片《開往家鄉的列車》及《我們的娃娃》赴港參加香港記協舉辦的研討會，在深圳出境時被截。 

2010年4月，完成紀錄片《花兒為甚麼這樣紅》，紀錄艾未未公民調查。 

2011年8月，完成紀錄片《讓陽光灑在地上》，反映北京網友、公民記者和公益服務志願者王荔蕻因聲援福建三網民而被控「尋釁滋事」，在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溫榆河法庭開庭審理的歷史性場景。同年拍攝《讓陽光灑在地上》續集《明信片》。 

2012年，潛入廣東烏坎村內，紀錄烏坎村民經歷的抗爭和希望，完成紀錄片《烏坎三日》。 

2014年，完成紀錄片《新公民案審判》，現場紀錄辯護律師張慶方，採訪學者郭於華、企業家王瑛等，質疑不公審判，開拓新公民運動。 

2014年，退休後的艾曉明用二十個月時間拍攝六小時紀錄片《夾邊溝祭事》，紀錄甘肅省酒泉市巴丹吉林沙漠右派勞改農場的慘痛歷史。2017年，中共反右運動60周年，中國獨立紀錄片研究會聯合香港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在香港舉行《夾邊溝祭事》放映會。艾曉明在接受自由亞洲電台採訪時稱，反右運動讓人驚駭、讓人撕心裂肺，摧殘了幾百萬知識分子，給中華民族帶來了巨大災難。她堅信，要推動中國走向開放、民主，必須研究和紀錄當代中國苦難史。 

2010年1月，艾曉明與郭建梅同獲西蒙·德·波伏娃獎；2012年獲獨立中文筆會頒發的林昭紀念獎；同年與譚作人，朱承志共獲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傑出民主人士獎。 

艾曉明教授篳路藍縷、百折不撓，持久、英勇而完美地顯示了中國知識人獻身自由，追求真理與公義的不朽精神，表現出中國女性仁愛、悲憫、高尚的德性，—她是當代中國的亞馬遜。 

註：古希臘寓言家伊索、歷史學家希羅多德、劇作家埃斯庫羅斯都記載過亞馬遜人英勇善戰的故事。亞馬遜人形成於希臘史前時期，是母系社會的代表，是古希臘神話中一個由全部皆為女戰士構成的民族。亞馬遜人以弓箭、戰斧、輕盾為武器，她們自己製造戰盔、戰袍，崇拜戰神阿瑞斯和狩獵女神阿爾忒彌斯，在戰鬥中求生活。亞馬遜人曾經占據着小亞細亞、佛里及亞、色雷斯和敘利亞，足跡遍布世界各地，在地理大發現時期，在美洲還發現亞馬遜人的蹤跡。傳說「亞馬遜」一詞的意義為「烙去少女的右乳」，以利於使用弓箭，—寧願割捨女性最珍貴的部位而尋求獨立和自由。

艾曉明的獲獎感言 銘記他們的犧牲

銘記他們的犧牲

澳洲齊氏文化基金會決定，將2017年的獎項授予我，這讓我感到非常榮幸。幾年前我也曾擔任過該獎項的評委，我知道，齊氏獎項的要旨是獎勵那些用文學藝術、包括視覺藝術的方式推動中國社會進步的人。我是一個獨立紀錄片工作者，我相信，這個獎項以我的名義獲得，實際上更是對所有從事同樣工作的人的激勵。 

我從2003年開始摸索攝像機，2004年開始和胡杰先生合作，首先我要感謝他給我的指導和啟發。後來我自己獨立進行拍攝，更要感謝許多與我在片子中合作過的公民記者和行動者。而如今，從公民報導到獨立紀錄片拍攝都面臨很多的危險和打壓，一些拍攝過尖銳題材的紀錄片導演流亡異鄉。曾在我作品中出現過的郭飛雄、唐荊陵、王荔蕻、許志永、林祖鑾、屠夫等先後被重判，還有一些人失去律師執業資格……而我所採訪過的五七蒙冤前輩，不斷有人離世。但我們應該紀錄的歷史和現實故事，還有很多很多，甚至沒有開始講述。 

我一直不能忘記的是2015年，在甘肅伊吾古道，我走向雙塔水庫附近的山谷。在高偉先生等幾位兵團老知青的博客中，他們講到當年的情景： 

「伊吾古道離水庫大壩約兩公里一段路面，非常難走，不僅路面凹凸，而且路中間布滿了大大小小的骷髏，由於甘肅氣候乾燥，屍體不易腐爛，許多人頭呈乾屍狀，不但五官俱全，鬚髮完整，且面目猙獰」……「老鄉們說：山凹里有一片很大的墓地，埋的都是當年修水庫死去的犯人，那些人頭就是從山坡上滾下來的。」 

我找到了親歷者之一李先生，向他了解當年他所踏上的路徑。他曾在文章中寫道： 

「距離大壩約一千多米的地方有長約百米的房屋地基和地窩子的痕跡，顯然這裡曾經住很多的人。在距離這些房屋痕跡不遠的正北方向埋着大約一兩百具屍體因為埋的很淺相當一部分屍體都裸露在外，有的屍體頭部二三十厘米的地方插個寬兩厘米高十幾厘米的小木牌，木牌上黑色的字寫着死者的名字，死者大都成為木乃伊，面部大都猙獰恐怖也有個別的睜着眼睛，這些死者起碼還有薄薄一層黃土蓋身。更有可怕的是在大壩西南側大約三四公里的一個三面環山的山坳里堆放着很多很多的屍體，屍體身上的衣服大都風化了幾乎就是堆放了一大大堆的木乃伊，凡是見到的人絕不會再去看第二次」…… 

這些遺骨的見證者不僅有知青，還有勞改局幹部。坊間流傳的死因有兩種，一種是犯人暴動越獄被槍殺，另一種是1960年被餓死。有知情人披露，修建雙塔水庫的大部分是勞改犯，有上千人，這些人準備暴動，但走漏消息。結果，暴動者就在山谷里被軍人殲滅。 

這個悲壯而慘烈的故事讓我無法忘懷，但是即使李先生，也不願再做我的嚮導。人們本可以是記憶的承傳者，但是，對權力的恐懼重新掩埋了記憶。當我到達那曾有反抗者激戰的山谷時，並沒有看到任何戰場的遺蹟。溝壑綿延，先烈的足音早已沉寂，惟有落日黃沙，風聲嗚咽。 

有多少歷史因此銷聲匿跡？每逢清明，返鄉祭祖的人潮洶湧，多數人是當年大饑荒倖存者的後代。而人們很少去追問這個事件的意義：他們的祖輩父輩竟然因絕糧而喪生，為甚麼？即使在村莊裡，飢餓的記憶也很淡漠了。大饑荒造成了兩種結局，一種情形是，很多犧牲者沒有可能撫養後代，父母之死後緊接着是孩子的夭折，所以沒有後代去祭奠他們的先人。還有一種情形是，大饑荒培養了一種牢固的生活態度，即苟活勝過一切。無論怎樣，只要活下來就行。價值觀和權利都是次要的，公民責任更可忽略不計。我訪問一位倖存者，他告訴我當年嫂子把扁擔削成「蘿蔔絲」給家人吃，但我的採訪無法順利進行，因為他的家人堅持認為不能再說這些故事。 

恐懼是普遍的存在，以至於我們更容易忘記，曾經有過英勇的反抗。反抗者幾乎窮盡了所有手段：結社、組黨、印刷小報、奪糧或者如前面那些屍骨呈現的越獄逃亡……這些故事被掩埋、篡改和遺忘之後，我們繼承下了犬儒的生活態度。它幾乎是全民族的集體無意識，也是極權的意識形態基礎。 

一個紀錄人，聽說到上述故事，是不能不動容的。餓死三千萬也好，五千萬也好，畢竟只是冰冷的數字；走近死亡的具體面貌，靈魂便受到震撼，且更堅信：銘記他們的犧牲，乃是我們的天職。 

我看過一些有關二十世紀的迫害與屠殺的故事片和紀錄片，如前蘇導演帕拉捷諾夫《石榴的顏色》、智利導演帕特里克·古茲曼的《鄉愁之光》、《珍珠紐扣》、柬埔寨導演潘利德的《殘缺影像》、法國導演克羅德·朗茲曼的《浩劫》……類似的作品還可以舉出很多，這些影片在創作方法、影像敘事和理解力方面，構成了我的現代經典。那些犧牲者的影像喚起我們同為生靈的人性，激發我們對歷史的想象。我熱愛這些具有人性深度和複雜性的作品，但我自己做起來，卻只是相對原始的社會調查性質的訪談。我們缺乏很多工作條件，最缺乏的是言論自由保障和公共交流空間。 

我讀到過朋友的影評文章，其中有一個細節在此糾正。我的父親並不是五七蒙難的右派，不過他也沒有逃過文革的劫數。他為甚麼不是右派呢？因為在鼓勵鳴放期間，我的母親即將分娩，家庭里正在準備迎接一個小生命。父親經歷了鎮反和審乾的動盪，不敢鳴放而保持沉默。此後終其一生，父親不希望我們子女與權力抗衡。他曾為我簽署零八憲章而暗自擔憂，直至垂暮之年失去記憶之前，他還在問我：劉曉波被放出來沒有？ 

我們是在父輩和後代之間交替的一代，與父輩共同經歷了毛時代，還要與後輩一起，走出這個時代的陰影。就此而言，我們有責任去尋找、保存和傳遞相關的歷史記憶。因此，即使困難和力所不逮，還是要往前走。走多遠，算多遠—這便是我常常對自己說的。 

幸運的還在於，我不是惟一、也不是孤立的紀錄人。我看到有更年輕的公民記者在行動，有一些獨立紀錄片導演在默默堅持；而像屠夫、唐荊陵那樣的勇者，即使在獄中也沒有停止人權報導。他們扛住了黑暗的閘門，讓我們看見光的存在。 

感謝各位評委的努力和齊氏文化基金會的鼓勵，我將捐出全部獎金，用於救助以道義能量和藝術創意推進公民報導和獨立紀錄的人，以此向齊氏文化基金會致敬，向給中國的公民運動和獨立紀錄帶來希望的人致敬。 

2017年12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