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雞報曉
早年在紐約，我聽過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的胡鞍鋼，以抑揚頓挫的腔調講述中國的綜合國力，像一隻報曉的金雞。我也看過林毅夫寫的英文論文，談到大躍進運動後中國的「非正常死亡」人數，他引述了「三千多萬」的數字，與西方學界的評估相當。但不知為什麼，在他後來卸任世界銀行副行長回國，主張中國人應有自己的經濟理論後，他的論述就開始有排外的傾向，字裡行間帶有民族主義情緒。他相信「不過半世紀，中國一定強」。他也相信一直到2034年，中國經濟都能維持8%的平均增速。實際上，從2013年開始，經濟減緩，國務院下調年增率至6%（仍然是令其他國家羨慕的數字），中共並提出那是「新常態」。但林毅夫仍堅信中國經濟總量，按市場匯率計算，可能在2030年超過美國。到2049年，中國人均GDP將達到美國的一半，GDP總量有望達到美國的兩倍。
「湘西土匪」易富賢則推斷，到2035年中國的GDP總量才達到美國的85-95%，人均GDP相當於美國的22-27%。《經濟學人》近日刊出一篇預測中國GDP增長的報導（2023/6/8），顯示一家頂級的獨立經濟研究機構Capital Economics的預測，與易富賢的推斷吻合。聯合國則預測，中國15-64歲的人口在2030年代將下降一億人以上。這對林毅夫的推斷也是不利的。當然，林毅夫可以繼續表示他不認同「人口紅利」的觀點，繼續堅持他的「人口品質紅利」論。如前文所述，從人力資源看，在當前中國，要將從未上過高中的70%勞動力，通過教育培養各種現代科學技能，需四十年的時間才能見成效。而經濟體本身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也非指日可待。
李稻葵今年六月在清華經濟論壇上分析經濟形勢，則是規勸大家不要對人口問題感到焦慮，因為「平均受教育水準不斷上升，到2050年，中國人力資源的總量會高達14.66億，仍是世界第一。」不知他的根據何在。到2050年，中國人口還有14.66億嗎？如果沒有，那麼高達14.66億的「人力資源總量」是怎麼來的呢？要算上機器人和外籍移工？靠空洞論說如何能平息焦慮？
官方已承認，2022年人口開始負增長。這確實引起普遍焦慮，因為官方許多預估都建立在人口資料上。那可是未來的「韭菜」啊。大陸媒體湧現的建議五花八門，有的要求直接發放現金補貼，來減輕育兒的經濟壓力，一孩家庭可獲得七千五百元補貼，加生一胎又可獲多少補貼。大奶二奶小三情婦，不論有無名分，都鼓勵生育。有些城市開始號召有償捐精。雲南昆明一家醫院宣告捐精大學生可獲四千五百元的補貼，這背後似乎又有優生學的考慮。還有建精子庫，擴大提升受精等促孕方式，以及醫保配套，儼然又是新時期「大干快上」的大躍進2.0思維。不過這一回與上世紀的1.0不同，「抓革命促生產」，真的是要促進生孩子。
試管嬰兒
捐精促孕並不稀奇，今日世界上至少有一千兩百萬人是經由試管誕生的，每三分鐘就有四個試管嬰兒出生。全世界IVF（vitro fertilization）的比率是175個新生嬰兒中，就有一個試管嬰兒。不過這裡也有風險。美國曾經發生過一名醫生用自己的精子弄出五十多個嬰兒的驚人醜聞。這些嬰兒將來有可能發生近親通婚的倫理問題。鼓勵大學生捐精，大學生會讀書沒錯，但「敢於鬥爭，敢於勝利」的領導幹部不也有特殊才能？他們不免也要發出「徯我後」的不平之鳴？通過試管捐精，老熊維尼可以生出一堆小熊維尼來延續革命香火。
大陸有些地方還宣布生第三孩可領兩萬元的補助款，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近日有外國記者走訪黑龍江宜春市，見到的宣傳看板是兩夫妻身旁一孩，嬰兒車中一孩，妻子還隆起了肚子。新時代的幸福家庭。可是城裡卻看不到年輕人。一個中年大叔嘆氣說：以前想生不讓生，現在讓生也生不起了。
這就回到了問題的源頭。
改革總設計師鄧小平是個現實主義者，他知道同美國作對的國家都是越搞越窮，無一例外。不論是自力更生也好，集體自力更生也好，沒有外來直接投資（FDI）經濟難以發展。所以在1979年美中建交後，中共立刻同美國簽訂了科學合作協定與文化交流協定，也邀請聯合國人口基金（UNFPA）到北京設辦事處，鄧要迅速掌握眼前難得的國際和平機遇。中國七十年代中期，按照毛澤東後知後覺 ，「人口非控制不可」的指示，實行「晚」（晚婚──男25、女23)、稀（拉長生育間隔）、少（只生二孩）三個方計的節育政策，已經有效降低了生育率，1980年總和生育率為2.24，已接近世代交替水準。聯合國人口專家認為，無需再進一步收緊政策。然而中國政府對此毫不理睬。中國與人口基金簽訂的合作備忘錄，要求人口基金提供資金，協助中國生產新式安全的避孕產品，並提升收集和使用人口資料的能力。1982年在中國舉辦的現代化人口普查，被視為當時的一大盛事。單是運算資料的電腦設備，人口基金就提供了一千五百多萬美元給中國。可是對於中共嚴酷的一胎化政策，人口基金卻沒有置啄餘地。
一元化領導
一、在中共一元化領導的傳統下，只要是最高領導人拍板定案的政策，就帶有某種神聖性，成為基本國策，必須進行到底，不會輕易轉彎的。
二、「一胎化」政策下，強制避孕結紮的措施 ，以及把婦女當做牲口，強押上手術台墮胎的手段，雷厲風行。為達到上級規定的指標，計生幹部甚至對懷胎晚期婦女仍然實施強制墮胎，逃跑者被抄家毀屋。種種殘忍的做法令人無法理解。
三、在東亞文明圈的日本、韓國、台灣、新加坡、香港，經濟發展初期也曾宣傳過避孕節育，但基本上都是自願而非強制性的。隨著都市化和物質生活的改善，教育健康水準的提高，「少子化」已成為這些地區的共同趨勢。政府都在為生育率下降而煩惱。這樣的先例，九十年代中期就已出現，中共當局為何毫不覺醒，及早調整政策，也是令人難以理解。這些例子也說明，中共嚴酷的一胎化政策是完全沒有必要的。
四、如今開始嘗到了人口萎縮的苦果。必須問的是，早知如此，何必當初？按易富賢的說法，早在世紀之交中共就應改弦易轍，停止一胎化。可是他卻背負了「破壞基本國策」的罪名。
易富賢是1969年出生，1980年中共實施一胎化政策時，他只有11歲。他在受訪時表示，當時他了解的實情令他反感，童年就感覺到計劃生育的錯誤。感性的反應是他日後理性分析和批判一胎化政策的動因。他的大嫂因超生二胎，在外躲藏幾個月，房子被拆。親屬中有懷胎數月，「准生證」未批下來而被抓去墮胎的。小學初中老師因超生被學校開除。同學的隔鄰小孩，母親被強制墮胎，墮下的胎兒是活的，被扔進垃圾桶，其母將胎兒從垃圾桶里撿起，由窗戶遞出去，給他父親在窗外接住，才保存了一條小命。
回想毛思迪
易富賢11歲的童年，使我想起我們那個時代在加州的研究生毛思迪（Steve W. Mosher）。1979年，他是美中文化交流計畫下，首位前往珠江三角洲作田野研究的史丹福大學人類學博士生。他在蹲點的農村公社親眼目睹了婦女被迫結紮和晚期孕婦被強迫墮胎的實況，令他氣憤填膺。他用中文在紐約的美洲版時報新聞周刊發表了一篇文章，揭露他所見的真相。令中共惱羞成怒，指控毛思迪用賄賂手法取得公社的計劃生育資料，違反學術倫理。在中方壓力下，史丹福校方開除了毛思迪的學籍。但他在1983年出版的論著《破碎的大地──農村中國人》，以他的田野調查為依據，描述當地農民的生活實況，以及強迫墮胎等措施帶給婦女的身心創傷。書中流露的悲憫情懷與人道關切，引起讀者很大的共鳴。不但紐約時報和華爾街日報等主流媒體稱讚他的細膩觀察與生動的文筆，美國人類學學會季刊《美國人類學家》，也刊出書評褒揚這本傑出的人類學著作。
十年後，毛思迪根據來自中國大陸的一位護士紫安傾述的一生經歷，以第一人稱寫出《一個母親的劫難》，也引起巨大轟動，歐洲亞洲國家的出版社購買了多種文字的出版權，著名媒體發表評論。護士紫安的自白，透露了貫穿她一生的受害人與加害人的雙重身份。計生政策的嚴密監控，使女性變成一個個毫無隱私、毫無人格尊嚴的生產工具，一旦行為越軌（超生），家中親友和工作單位的同事都會受到連坐處分。一幕接一幕的事實描述，令人看得透不過氣來。尤其是在「不願死去的小男孩」一章中描寫醫師殺嬰的情節，更是驚心動魄，讓人毛骨悚然。
當年在養兒防老的觀念下，農村還出現過溺嬰潮。還有選擇性的自動墮胎，造成如今人口男女比例失衡。「採取一切必要手段」來控制人口，到頭來究竟所為何來？得到了什麼成效？不能不令人感到迷惘。
現在中國社會在「躺平」和「潤」的氛圍里，對年輕人來說，就業前景黯淡，平均月薪比往年大幅下降，如何有能力去響應共產黨「生產」報國的號召？不要說住房負擔不起，連嬰孩奶粉錢也不易張羅。日益嚴厲的社會控制，有誰還願意把孩子生在越來越專制的環境？易富賢的調查發現，與亞洲鄰國比起來，中國大陸年輕人的生育意願是最低的。
也許中共官方會宣布，人口負增長是「新常態」。
鄧老爺子闖了禍。醫學博士易富賢的理性批判，被開除學籍的毛思迪的人道關懷，兩者相得益彰。
哎，厲害了我的國。「一胎化」政策下那些未生新死的冤魂又能向誰傾訴？
恩格斯說得好：歷史可以說是所有女神中最殘酷的一個，她不僅在戰爭中，而且在「和平的」經濟發展過程中，都駕著凱旋車在堆積如山的屍體上馳騁。
（※作者為前香港《九十年代》專欄作家，著有《最後一個租界：香港變局紀事》。全文轉自上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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