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23年8月底離開國內,到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訪學,已經過去了近半年。半年來,學習和生活慢慢回歸平靜。2022年到2023年持續近兩年的失眠多夢問題,也在這種平靜中慢慢被治癒。2017年5月份從北美讀書回國後,從未想過有一天,我會重新回到北美的學校。作出這樣的選擇,不管是對於生活還是工作,無疑都是艱難的。但是,最終讓我下定決心離開一段時間的,是2022年年初開始,一直持續到年尾,持續一整年的社會狀態,以及作為個體的我,身在其中的困頓。
鄉村工作給我充盈的人生體驗
從2017年6月開始到鄉村開展垃圾分類工作,已經足足過去六年有餘。過去六年多在鄉村的工作和生活體驗,讓我的人生更加豐滿。時隔近二十年,從城市回到鄉村,通過工作重新認識鄉村,對於理解我自己的家鄉,認識社會,無疑都是重要的體驗。
在鄉村的工作,也讓我有機會走到長江一帶的江西和浙江鄉村,體驗完全不同於我從小一直生活的華北平原地區的生產和生活。不同於我在北京近10年的工作經歷,在這些地方住村的工作,讓我有機會體驗南方一年四季農作物的生長和氣候,以及當地人的飲食和生活。這些,是我以往偶爾出差到不同地區城市完全不同的深刻體驗。更加彌足珍貴的是,在過去幾年的時間裡,我在村級、鄉鎮和縣級區域,可以和當地人一起實踐垃圾分類。實踐過程中,雙腳踏在鄉村,雖然過程中面臨各種挑戰,但卻通過一線實踐,收穫了對垃圾分類管理體系的深刻理解。在鄉村工作,也是我離開鄉村近20年後,重新理解鄉村的過程。
江西東陽鄉給予我的人生體驗
2017年和2018年,在經歷了五個村莊級的垃圾分類實踐後,面對村級垃圾分類實踐帶來的不可持續性,我思考的解決方案,是上升到鄉鎮或者更大區域,有基層政府參與管理的級別。所以恰巧在2019年,垃圾分類在全國風靡時,我和團隊得以在三個鄉鎮和一個縣級區域,與當地政府、環衛企業,一起共建垃圾分類體系。這些案例中,被外界最為熟知的,是江西省東陽鄉的案例。
2018年12月初開始到這個鄉工作,一直到2022年8月底離開,我在這裡工作和生活了接近四年。在這四年裡,我和同事們住在龍溪村。從這個村開始,垃圾分類開始做起,用了半年時間,東陽鄉12個行政村,垃圾分類全部落地開展。有了分類投放、分類收集和就地在村里堆肥處理廚餘垃圾的循環系統。同時,我們還和鄉政府構建了一套基於源頭分類投放準確率,和廚餘垃圾分出量為指標的考核系統。每個村開始垃圾分類的最初兩周,我們和村兩委,挨家挨戶入戶開展垃圾分類教育。每天持續至少三到四個小時的入戶工作,其他時間也在和鄉政府、村兩委和環衛企業溝通,解決項目實施過程中的問題。
四年的時間裡,東陽鄉的垃圾分類工作,尤其是各村的分類收集和堆肥場建設、運行,都有所改善,但是後續持續管理無法做到最初的規劃。重要的是,最初兩年的實踐,給了我極大的鼓勵。經過整個體系的持續運轉,村民源頭分類投放的持續,對比垃圾分類之前,東陽鄉送往垃圾焚燒廠的垃圾量年均減少了56%。
更有意義的是,在東陽鄉的實踐過程中,我發現垃圾分類的經濟投入低於混合垃圾收運和處理的投入。加上可以讓分類後的易腐垃圾,通過在本村堆肥,回歸農業種植,在本地實現循環,極大程度減少了污染和碳排放。
東陽鄉的實踐,通過堆肥就地循環易腐垃圾,經濟投入低於混合垃圾收運和處理,這兩點不僅消除了地方政府在垃圾分類方面面臨的實際問題。也向外界證明,垃圾分類在社會管理和實際運行中,是完全可行的垃圾管理方式。
在經濟上,社會管理上,以及環境排放上,通過鄉鎮規模的垃圾分類實踐,都證明遠優於混合垃圾填埋或者焚燒的實踐過程,在2019年垃圾分類社會環境正濃時,帶來了很多社會效應。很多地方政府、環衛企業,還有公益組織的同行,都來現場借鑑經驗。我滿懷信心,和東陽鄉政府籌建「東陽鄉垃圾分類教育中心」,希望通過在地學習的方式,傳播鄉村垃圾分類治理經驗。我也和團隊,計劃將機構的戰略核心定位於,賦能鄉村垃圾分類力量,構建鄉鎮垃圾分類治理體系。
在這裡工作,長期住在村里,也讓我對這個地方的風土人情,有了深入的理解。然而,隨着時間的推移,和之前很多自下而上的垃圾分類實踐一樣,進入到日常持續管理階段時,因為沒有自上而下的垃圾分類管理政策,東陽鄉的垃圾分類管理逐漸脫落。最初一年實施的垃圾分類日常監管考核慢慢無法實施,直接導致整個運行系統慢慢癱瘓。
在寫下這些記錄的時候,我無限思念東陽鄉一年四季豐富的食物,以及在龍溪村居住時,結下深厚友誼的一些朋友。很多家庭自製的豆腐和豆乾,新鮮米粉做的湯粉,紅薯粉做的粉皮,新鮮的蠶豆和豌豆,差不多可以吃半年多的新鮮玉米,從冬天可以吃到晚春的鮮筍,數不清的一年四季江南鄉村煙火。
近四年在東陽鄉的生活,也讓我這個從小不吃辣,大學時也沒被薰陶成可以吃辣的北方人,被室友戲謔大熊貓一樣不進化的胃,在東陽鄉學會了吃辣椒。自此之後,有時是無辣不歡。
龍溪村的山水,也成為我消解工作疲勞最好的安慰。晚飯後,可以沿着河邊走一圈,看遠處的山,看村里人種植的莊稼的生長變化,認識更多的植物。早上醒來,最先聽到動人的鳥叫聲。
永遠難忘2020年被封控在村里,在鄰居燕萍家吃得那頓年夜飯,以及之後無數次的家常飯。當然還有麗花等鄰居,對我們生活的照顧,工作的支持。和她們的相處,通過食物和聊家常,理解東陽鄉人的生活日常。
在東陽鄉的近四年裡,不管是工作還是生活的點滴,成為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永遠不會忘卻的一部分。到2022年8月下旬離開東陽時,既有不舍,也有無奈。不想投入無數人心血,帶來全鄉絕大多數人垃圾分類行為改變的實踐,在自己眼前逐漸消失。無奈的是,2020年後,想了無數辦法,都無力實現這個鄉鎮的垃圾分類可持續管理。
和2017年到2018年在多個村莊工作後離開的感受不同,那時會有期待和新的追逐。看到村級的垃圾分類管理無法實現持續,還在計劃着可以通過鄉鎮和縣級區域來解決村級無法實現的持續管理問題。
2022年到2023年的最後一搏,夢碎一地
2018年12月份後,除了駐紮在東陽鄉,開展垃圾分類賦能培訓工作,2019年當年,一直到2022年,我們還協助河北省任縣,以及江西玉山縣和浙江省、湖北省的鄉鎮開展過垃圾分類實踐工作。
在這些案例中,如果說東陽鄉是2017年之後,垃圾分類政策走高時的典範之一,那麼我們參與的其他鄉鎮和縣級區域的工作,就是垃圾分類政策濃厚時,地方執行政策時的典型面貌。絕大部分鄉鎮和縣級的垃圾分類工作,基本是開了頭,沒了尾,更談不上持續管理。這些地方的實踐,更能代表2016年底垃圾分類治理興起時,地方政府在面對自上而下政策時的回應方式,和現實中真實發生的一切。有機會,逐個向大家介紹這些案例。
經歷了五個鄉鎮和一個縣級垃圾分類實踐,到2021年之後,經過幾年的實踐,我慢慢意識到,在當下的社會治理環境下,加上垃圾分類政策實施的現狀,想要做到自下而上垃圾分類實踐的持續管理,可能性幾乎為零。
即便如此,我還是有些不甘心,只要有空間和機會還是想利用已有的實踐知識,嘗試解決持續性的問題。於是,就有了2022年9月到浙江楓橋鎮開始廚房乾濕分類工作的事情。在這個項目里,我想嘗試解決的,還是垃圾分類持續性的問題。項目里設計的核心是,開展廚房乾濕分類,實際上是基於源頭培養農戶分類投放行為,期待基於源頭改變,實現整個分類系統持續管理的問題。這是我在東陽鄉,以及其他鄉鎮工作時一直想嘗試的角度。
浙江省從2014年後,就逐漸全省農村地區鋪開垃圾分類工作。過去幾年裡,去看過一些浙江鄉鎮的工作,發現儘管各個村分類投放、分類收運和分類處理的硬件系統配置到位了,但是因為沒有常態化分類管理,垃圾分類基本空轉。
因為有2015年之後的分類基礎,2022年10月份,在楓橋鎮先進村推動農戶在廚房放置乾濕分類投放容器後,源頭分類投放準確率可以達到80%多一些,直到2023年8月份我們離開時,一直沒有大的浮動。過程中,我們也探索出了,村委層面如何開展每月一次的垃圾分類入戶工作。但是楓橋鎮的工作並沒有像計劃的一樣,逐漸從先進村推廣到其他村莊。
浙江省對於農村環境整治的監管考核,每年都有一些新的形式,2022年到2023年重點是美麗庭院。垃圾分類在其中作為監管的一部分內容,但是監管考核內容和形式都無法真正實現垃圾分類管理。
在廚房乾濕分類計劃實施時,我基本可以判斷這是源頭分類投放持續的一個保障。但是,項目執行中,我觀察到,儘管源頭分類投放有了保障,如果整個系統管理沒有保障,我們所做的努力終有一天就會消失不見。
持續性才是最大的生命力
2017年到鄉村開展垃圾分類工作之前,我的工作集中在垃圾末端處理的污染問題上。2013年後,我對自己已經工作了五年多的垃圾焚燒問題,充滿了無力感。但回頭來看,那時民間公益組織聯合媒體和律師,一起協作、監督垃圾混合填埋、焚燒企業污染排放,是後來垃圾分類政策再次興起的重要因素。當然後來污染監督工作無法繼續,是大環境變化的結果,也是媒體銷聲的開始。這也是我在2022年初期,經歷豐縣被拐婦女事件時,深感痛苦的原因之一。在垃圾焚燒監督工作無法繼續下去時,2015年到2017年,我重新回到學校,讀環境類專業,彌補自己非環境專業出身的缺憾。畢業時,有一些工作的選擇,但我還是禁不住誘惑,回到了可以提供實踐垃圾分類機會的鄉村。因為站在一線的工作場景里,我常常會有用不完的力氣。
最重要的是,開啟鄉村垃圾分類工作,也是回應我前半段監督混合垃圾處理問題時的解決方案。我嘗試從實踐中尋找答案,延續我對環保工作執着的生命力。混合垃圾焚燒是否為必經階段,垃圾分類在中國的當下階段是否無法實施?回答這些系統性問題,可能很多人會認為不現實。然而,2017年後,我曾經工作過的鄉村、鄉鎮和縣級區域,卻給出了最直接的答案。在2017年到2019年的實踐中,我們發現,垃圾分類在當下的鄉村不止是可行,還可以比混合垃圾焚燒節省財政支出。村民的垃圾分類參與率很高,與在發達國家,以及同期開展垃圾分類的大城市,上海,居民的垃圾分類參與率和分類投放準確率都基本相當。
儘管通過鄉鎮和縣級區域的實踐,我們可以證明垃圾分類在社會、經濟和環境排放管理等角度的可行性。但是,經過幾年的實踐,我必須要面對一些困境。這些自下而上的社會實踐無法持續、無法上升到更多區域,無法實現垃圾管理從焚燒到分類政策過渡的轉變等困境。
過去十幾年的時間裡,從混合垃圾焚燒污染監督到垃圾分類實踐,是我在同一議題,不同方向上的社會實踐嘗試。垃圾分類是探索解決垃圾焚燒問題的延續,過去幾年的分類實踐,雖然面臨持續性等困境,但是我個人從這些社會實踐中,收穫的不止是垃圾管理的如何落地執行的經驗,還有對社會更加趨於真實的認知。這些在現實中積累的認知,可以釋放的生命價值,是我前半段人生的幸事。
然而這一切在2021年之後,慢慢終止。回過頭來看,兩個階段的實踐慢慢碎了一地。我意識到,在沒有持續、穩定的垃圾分類政策下,我們的實踐會一直重複在前進一步,後退兩步的循環往復中,無法實現實質性改變。
生命不可承受之重
2020年之後幾年的經歷,不管是工作上的困境,還是生活上因為疫情,父母土地維權等帶來的衝擊,都成為我生命不可承受之重,經常在虛無和意義之間徘徊。2022年初開始,從豐縣、俄烏戰爭、上海封控,再到全國蔓延的封控。我開始失眠,經常痛哭流涕,晚上躺在床上,無法入睡。我知道自己進入到抑鬱狀態,而且這種狀態持續了近一年。
過去幾年的經歷,就像心口留下了一道無法癒合的傷口。常常不輕易間,傷口就會疼痛。2020年後,為了解答自己心中的困惑,我加入不同的讀書會,看不同的歷史書,聽思想史的有聲資料。嘗試從前人的經歷中,尋找答案。
我深知需要被療愈的,不僅是我的失眠和顯見的身體變化,更重要的是心理創傷。
來到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後,我選修了一些感興趣的歷史和政治經濟學等課程。這些課程,給我帶來更多對現實認知的清晰度。在加州,和之前多年的師友相聚,傾訴和傾聽,都讓過去幾年的創傷有所癒合。過去半年裡,遠離創傷的物理環境,我的失眠漸漸消失。
對父母和家人的思念與牽掛
從研究生一年級時,聽到環保講座,喚起我的環境意識,到畢業後順從自己內心的聲音,進入到環保公益組織工作。開始於垃圾終端處理的污染抗爭,看到由此帶來的問題,再到後半程到鄉村地區開展垃圾分類,尋求解決問題的社會實踐。這些選擇,無一不是循着潛意識的需求做出的下意識決定,也是基於價值和解決環境問題驅動的選擇。這樣的選擇,賦予我很多勇氣,可以面對實踐中的問題。
但是過去幾年的困境,讓我無法在這樣的價值驅動下,找到新的工作價值和出口。與此同時,經歷2019年後,父親因為土地抗爭不可承受的壓力,2021年3月中風。在陪伴父親康復的過程中,我開始更多關注我的大家庭,以及我長大的村莊。看着妹妹們的家庭變遷,以及我們的下一代,小學開始就要去讀寄宿學校。想起自己讀高中時開始寄宿的記憶,我無法想象孩子們在如此小的年紀,是如何渡過漫長的寄宿學校生活的。每次想到這些,都心如刀絞。2021年,在老家陪伴父親中風康復的時候,我和父親送其中的一個小外甥去上學的時候,看到他在學校里吃午餐的飯菜,禁不住掉眼淚。在我的眼淚還沒有乾的時候,小外甥抬頭,我們四目相視,孩子的眼淚也瞬間流了下來。
兒時父親一直是早出晚歸,終日勞作,養育我們,默默付出,父愛隱藏於心。這次來加州,每次和父親視頻,他總是忍不住激動,掉眼淚,說「我想你了」。這樣的話,父親在年輕時,是不可能說出口的。哪怕二十餘年前將我送進大學校門,我淚流滿面,父親也沒有回頭的離去。我強烈意識到,父親從十幾歲開始挑起養家的擔子,現在已經到了需要我和其他家人陪伴的年紀。
回想兒時到十幾歲,甚至是大學時期,我經常內心責備父親分出太多精力照顧他的三個弟弟,忽略了我們這個小家庭的一些需求。我現在到了父親1990年代的年紀,在想父親當年做的事情,心境已經完全轉換。慢慢意識到,如果未來十年或者更長的時間內,我不能繼續追求解決環境問題的理想,為之行動時,也許是時候,反哺自己的家庭。想辦法改善我們這個大家庭的生計,讓我的妹妹們從繁重的勞作中解放一些,讓孩子們在快速成長需要陪伴的年紀,可以有父母的陪伴。同時,我也可以有更多機會和時間陪伴父母。
從另外一方面來說,過去追求環境正義的工作,始於我兒時對重男輕女社會的強烈不滿。在一個父輩四個兄弟,我們這一輩里只有我們家沒有男孩子的家庭里長大,因為男女不平等帶來的偏見和隱形歧視,讓我對平等正義分外敏感。幾十年過去了,當我回到村莊,從我父親這邊的大家庭,以及周邊鄰居,觀察整個村莊的變化時,發現我兒時所經歷的,對堅持生男孩的觀念,在新的時代並沒有根本變化,而是通過墮胎等不同形式顯現出來。未來,我是否可以回到起點,做一點改善這種觀念的事情,解決一點我從小長大村莊人群的男女平等問題。
在新的一年裡,下定決心寫下這段歷程,是想告訴過去多年以來,一直在背後默默給我工作和生活支持的朋友們,我的心理路程和現狀,以及未來的可能。每個人的生命體驗都是獨一無二的,但擁有相似價值觀的人,對社會變遷的感受和理解又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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