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美國總統大選已進入最後衝刺階段，全球知名的世界首富埃隆·馬斯克(Elon Musk)親自為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川普站台，成為川普陣營最具影響力的支持者之一。分析人士認為，美國的自由環境賦予商人如馬斯克在政治中直言不諱的權利，這與中國商人對政治避而不談、保持沉默的姿態形成了鮮明對比。
馬斯克作為特斯拉(Tesla)和太空探索技術公司SpaceX的執行長，還掌控着前身為推特的大型社交媒體平台X，擁有超過兩億粉絲。他不僅公開宣布支持川普，還多次在川普的競選集會上為其站台造勢，並宣稱選前將每天贈送100萬美元給七個「搖擺州」的登記選民，條件是簽署支持「言論自由和攜帶武器權利」的請願書。此舉引起美國司法部的關注，警告其可能違反聯邦法律。
馬斯克也曾在訪談中稱，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卡瑪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若在11月的大選中勝出，將威脅美國民主，並批評民主黨可能通過非法移民擴大選民基礎，使美國變成「一黨獨大」的國家。
儘管馬斯克的言論引發爭議，但他無疑是迄今為止支持特朗普的最具影響力人物之一，憑藉其財富與名氣對美國總統大選產生了不小的影響。
《福布斯》(Forbes)雜誌10月24日報道稱，截至10月16日，馬斯克已向其政治行動委員會(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 PAC)投入逾1.18億美元，以支持川普；而前世界首富、微軟創辦人比爾·蓋茨(Bill Gates)則捐贈5000萬美元給支持哈里斯的競選組織「未來前進」(Future Forward)。據《紐約時報》報道，蓋茨對川普重返白宮感到擔憂，在與前紐約市長、彭博社創辦人邁克爾·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討論後決定捐款。布隆伯格是「未來前進」的最大金主之一。
分析人士指出，馬斯克等美國商人可以公開表達對政府或政策的立場，並自由選擇支持的政黨和總統候選人，這反映了美國自由民主的多元包容性，而這種自由對於中國商人而言遙不可及。
三角轉換
台灣台新金控首席經濟學家李鎮宇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美國是一個傳統上比較重商的國家，形成「產官學」三角相互轉換的關係。美國許多財政部長和政府經濟顧問都來自華爾街。例如，前美聯儲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卸任後也進入投資集團任職，川普時期的首任國務卿雷克斯·蒂勒森(Rex W. Tillerson)則曾是石油巨頭埃克森美孚(ExxonMobil)的執行長。這種「商人參政」文化使美國企業家對政治直言不諱。
相比之下，中國的情況截然不同。李鎮宇解釋，中國自古以來以「士農工商」為序，商人地位最低。中共認為資本家剝削勞動者，導致共產黨對大型企業保持戒心，擔心它們會威脅黨的控制。「他希望的是每一個企業都是小小的，然後就是聽話的，所以你只要對着中國的這個政策有牴觸的話，基本上都不會有什麼好下場。」李鎮宇說。
阿里巴巴創辦人馬雲就是個典型例子。他曾公開批評中國監管部門扼殺金融創新，其創建的在線支付服務支付寶也已經大到威脅到中國國有銀行的主導地位，再加上螞蟻集團因涉及政界利益導致馬雲本人被當局打壓，IPO計劃被中共當局擱置，並遭反壟斷調查處以182.28億元人民幣的天價罰款。
中國另一金融大亨、明天集團創辦人肖建華則於2017年被捕，《紐約時報》的報道稱，肖建華充當中國太子黨的白手套，幫助政治高層將財產轉移到國外，不排除淪為習近平打擊貪腐、排除異己的工具。肖建華在2022年被判刑13年後，他富可敵國的「明天系」也隨之瓦解。
恆大集團創始人許家印則因違反房企「三道紅線」政策，被批評在企業危機時試圖轉移債務給國家，甚至採取「技術性離婚」以轉移財富，最終申請破產保護。《亞洲周刊》稱之為「金蟬脫殼」，即「財富入美、債留中國」。
恆大掌門人許家印是另一個被中共「收拾」的知名商人。按照中國方面的說法，他違反了房企的「三道紅線」政策，在企業出現危機後，不但不積極自救，反而將巨額債務甩給國家，想要國家來收拾爛攤子，同時又用「技術性離婚」來分割財產，並為兒子買巨額信託基金，將巨額財富轉移到境外，在明知美中對抗的情況下，在美國申請破產，以保護個人資產。《亞洲周刊》稱之為「金蟬脫殼」，即「財富入美、債留中國」。
一黨獨大
分析人士說，上述這些中國商界大佬，都跟中共權貴集團有深厚聯繫，一旦直接或間接違反習近平的意願，就會變成習要去打擊的對象。中國商人很難像馬斯克一樣，對當今政治發表自己的看法，也很難產生政治影響力，因為在中國的一黨專制下，一切還是習近平一人說了算。
澳大利亞蒙納士大學經濟系副教授史鶴凌對美國之音說：「只要是一黨獨大的，沒有公平的選舉的，那麼商界的領袖在整個選舉當中，都不可能扮演任何的一個角色，因為你如果扮演像馬斯克這樣批評角色的話，你將來生意就不要做了。」
他表示，商人代表的是自由市場，在市場當中應當占據主導的地位，政府只是在市場解決不了問題時才介入，所以原則上來講，商人在整個社會當中的地位應該是高於政府的，因為政府只是從旁協助的角色而已。但中國的情況卻是相反，中國的商人實際上是依附於政府，只有當政府給予一定的自由度的時候，中國商人才可以在這有限的範圍之內，發揮他的聰明才智。
依附政治
史鶴凌解釋說，中國的改革開放也是如此，中國政府「讓」出一部分原來的控制權和自由度，商人才得以在這個範圍之內來發揮自己的經商才能。所以在中國，政府的地位遠遠高於商人，商人得到的自由與權利都是政府或官員「恩賜」的。這跟美國的情況完全不同，美國的經商環境自由，商人對於社會的貢獻遠遠大於政府。也因此，中國商人只要稍微成功、做大的話，中國政府就會開始介入，削弱其權力。
台灣亞太商工總會執行長邱達生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中國的政治生態是以穩固中央領導權威為最重要，排在第一位，經濟發展是排在其後，在這種情況之下，中共希望商人是「配合」的角色，不要有太多的聲音，以免成為他們在推動政策時的阻礙。
他說：「就是比較一言堂，希望企業能夠跟政府的主要政策目標一致，不要有一些違反政府政策方向的一些言論。」
他說，中國的學界跟企業界在推崇他們本身的政策時，常常可以看到一種說法，就是「所有人都往同樣的目標前進」，但這其實是有危險的，因為如果制定目標方向者的政策是錯的，會變成大家都往錯的地方前進，對整體造成的傷害也會更大，這是一黨專政體制的重大缺點。
此外，邱達生還說，如果中國的微信上出現了像馬斯克一樣有數億粉絲的帳號，也應該早就被當局封號了，所以中國實際上很難出現像馬斯克這樣的商人。但他也說，馬斯克的政治影響力不一定全然都是對川普的正面拉抬效應，也可能會出現負面結果，激勵反對馬斯克的選民轉向民主黨。
生存之道
李鎮宇補充道，近年來中國商界的影響力日益萎縮，因為中國講求的是由上而下的計劃性經濟，而不是由下而上的市場型經濟。但事實上，在2013年之前，中國其實兩種型態都有，那時的發改委通常在五年計劃的第二年就會開始下鄉去跟所有的企業界訪談，了解他們有什麼想法，以及建議未來要怎麼做。發改委會去收集這些企業家的看法與民調，拿回去作為施政參考。
「但是從『十四五』之後，這件事情就沒有發生了，在’十三五’做到一半的時候，再往十四五的時候，你就沒有看到發改委下鄉，就消失了，就是發改委就是完全Top-down這樣在做決策，現在連發改委的權力都已經被收歸到黨中央，所以他那個經濟的權力已經非常非常集中了。」他說。
李鎮宇指出，中國商人如今的生存之道是只能「跳忠字舞」，對政策表忠稱「正確英明」，但這種方式並非良策，「因為當所有人都站在船的一邊，最後的結果必將沉船。」
史鶴凌也說，現在中國商人唯一的生存方法，就是保持沉默，「千萬不要告訴別人自己對政治的真實想法」，因為一但對共產黨提出批判或挑戰，其結果必然是不但生意做不成，甚至還可能身敗名裂。
當馬斯克遇上中共
雖然馬斯克能夠在美國的自由環境下直言不諱，但在中國，要想繼續在中國市場上取得成功，他也必須像其他商界人士那樣，要理順他與中共當權者的關係。然而，他對川普的鼎力支持正使他的特斯拉在中國的業務前景複雜化。
《華爾街日報》星期一(10月28日)報道，在過去幾年裡，特斯拉與中國政府建立了良好的合作關係，成為唯一一家在中國擁有全資生產工廠的外國汽車製造商，使其能夠在中國市場獲得較大優勢。現在，如果特朗普再次當選總統並加劇美中貿易戰，這種關係可能會受到考驗。
鑑於馬斯克與川普的密切關係，一方面，中國政府可能認為馬斯克能夠在川普政府中發揮積極作用，甚至有助於緩和美方在電動汽車和技術問題上的立場。而另一方面，川普的強硬政策將給特斯拉在華運營帶來壓力，例如潛在的關稅政策會影響特斯拉的供應鏈和生產計劃。儘管馬斯克主張減少關稅，但他對川普的公開支持可能會影響他在中國的聲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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