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與懷——韓江榮獲2024年諾貝爾文學獎有感

2024年10月10日，瑞典學院將2024年度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了五十三歲韓國女作家韓江（한강，Han Kang），授獎理由是「她的散文充滿詩意，直面歷史創傷，揭示人類生命的脆弱」（for her intense poetic prose that confronts historical traumas and exposes the fragility of human life）。

2007年，韓江出版長篇小說《素食者》。這部被評論家稱之為「超現實主義顛覆性小說」，書寫的是受難的女性。女主人公英惠在一場噩夢之後，決意拒絕肉食，甚至把自己當成一株植物。書中描寫她面臨家庭和社會四面八方的各種暴力，融匯了關於暴力、美、欲望、罪和救贖的種種疑問。讀者感覺，全篇行文如詩，捕捉瞬間掠過的情感，勾勒出這位女性無奈又痛苦的命運，有如一則黑暗預言。這是她第一部翻譯成英文的作品（書名The Vegetarian），讓韓江獲得國際知名度，並於2016年榮獲重要的曼布克國際文學獎，成為首位獲得此獎的亞洲作家。顯然，《素食者》是韓江非常重要的作品。

不過，諾貝爾文學委員會成員也是瑞典著名作家帕姆（Anna-Karin Palm）女士建議，初識韓江的讀者可以先看韓江所寫的《少年來了》。她評析，這部長篇小說展現「生者與亡者總是彼此交纏，歷史創傷如何世代承襲」。韓江「強烈、抒情」的文筆撫慰了歷史暴力，「書寫非常溫柔但精準，對於喧囂的威權暴力帶來反作用力」。

我非常認同她的建議和評析。作為一個華人，我看了《少年來了》後的確感觸很深。有人認為，這部作品對韓江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具有重大影響。這說明評委會始終堅守自己的基本準則，雖然讓很多人大感意外。

韓江這部代表作於2014年問世，2016年英文版出版，書名為「Human Acts」。該作中心人物是一個十六歲的少年東浩，以他的死亡貫穿全篇，帶着讀者回到了1980年韓國光州民主運動現場。當年5月18日那一天，獨裁政府發動了大屠殺，東浩在守護市政廳的最後時刻被戒嚴部隊擊斃。全書分為六章和一個尾聲，每一章以不同人物觀點、以不同人稱視角講述故事，讓讀者真切地感受到少年東浩、東浩的好友正戴，以及和東浩萍水相逢的那些人，在事件當時和之後內心的所思所想。韓江也以這種獨特的敘述方式揭示了這個「光州事件」對倖存者後續的影響。她如實寫出了社會的苦痛，追求民主自由要經歷的苦痛。這是一部既悲痛又恐怖的長篇小說，散發悲傷心碎和悔恨之情——直面歷史創傷！

書中這樣描寫死亡：

我們的軀體以十字形層層交疊。有個大叔的軀體垂直疊在我的肚子上，大叔的肚子上又疊着一名陌生大哥的軀體。那個大哥的頭髮落在我的臉上，他的膝蓋後方又剛好壓在我沒穿鞋的腳上。我之所以能夠看見這一切，是因為我和我的軀體緊緊黏在一起不停飄蕩的緣故。他們快步走了過來，身穿迷彩軍衣，頭戴鋼盔，手臂上別着紅十字臂章。他們以兩人為一組，開始將我們的軀體往軍用卡車丟，像是在搬運穀物袋一樣，機械性地拋擲。我為了不要和軀體失散，死命黏着我的臉頰、後腦杓，搭上了軍用卡車。詭異的是，這世界裡只有我一人，看不見其他靈魂。儘管有好多靈魂就近在咫尺，我們也無法看見、感受到彼此。可見黃泉再見這句話根本不成立。第一座堆成人塔的那些軀體最先開始腐爛，上頭爬滿了白色幼蛆。我默默看着我的臉一塊一塊腐蝕，五官已經變得模糊不清，輪廓也不再清晰可見，任何人再也辨別不出那個人是我…… 

書中發出這樣痛苦的拷問： 

有些記憶是時間治癒不了的傷痛，不會因事隔多年而變得模糊或者遺忘，弔詭的是，時間越久反而只會剩下那些痛苦記憶，對其他回憶則逐漸麻木。世界變得越來越黑暗，就像電燈泡一顆一顆壞掉一樣。包括我自己也可能自殺，我心知肚明。現在換我想要問先生您一個問題。所以說，人類的本質其實是殘忍的，是嗎？我們的經歷並不稀奇，是嗎？我們只是活在有尊嚴的錯覺里，隨時都有可能變成一文不值的東西，變成蟲子、野獸、膿瘡、屍水、肉塊，是嗎？羞辱、迫害、謀殺，那些都是歷史早已證明的人類本質，是嗎？

 書中這些淋漓盡致的描寫和拷問，讓人不寒而慄，並感受到得來不易的生的自由的珍貴。

韓江之所以深入探討暴力的可怕，生命的脆弱，起因就是這個「5.18慘案」。她於1970年在光州出生，十三歲時看到父親給她的一本相冊，目睹了那場慘劇。她後來在採訪中回憶說，那本相冊成為她「對人類進行根本性質疑的秘密的契機」。寫作《少年來了》時，她在心理上經歷了巨大的痛苦，「寫作過程中幾乎每天都在哭，有時寫三行文字就要哭一個小時」。她坦承，作為光州人，在光州慘案前幾個月離開光州，從此一家人都被「倖存者內疚」折磨着。韓江的文學生涯就像是在贖罪。她在意大利「馬拉帕蒂文學獎」得獎感言中說：

 「這本書不是為我個人而寫，我想將這本書獻給我的感覺、存在，以及在光州民眾抗爭中不幸身亡者、倖存者，還有罹難者家屬。……最終，不是我幫了他們，而是他們幫了我。我什麼事也沒做，只是寫了一本書而已。」

 當然，單單「贖罪」不會成就她。她在贖罪中升華了。而且，她是幸運的，假如沒有那場歷史慘劇之後出現的社會巨變，她「只是寫了一本書而已」很可能都沒有可能。

那場大屠殺的受害者據研究估計有600至2300名，真是相當慘烈。但是，以此為契機，民心大變了。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韓國逐步民主化。1997年，5月18日被確定為光州事件的全國紀念日，並建立了一個國家受害者公墓。調查證實了軍隊犯下各種暴行。2011年，光州起義的文件被列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名錄。每年5月18日這一天，韓國總統都要來光州發表講演，緬懷長眠此地的烈士們對韓國政治民主化的貢獻。

正是在民主自由的政治環境下，韓國經濟蓬勃發展，科學技術突飛猛進。人們有了思想、言論、創作自由，各種討論禁區消失，文學藝術開始井噴，文化成就輝煌。

在自由的環境中，韓國的知識分子，韓國的作家藝術家，充分發揮對社會的責任感。他們為沉重的歷史痛徹心扉。他們為逝去的故人、受傷的同胞、多災多難的民族吶喊。他們直面歷史創傷。韓國文學藝術作品，不僅不避諱歷史上的敏感事件，還會大書特書。關於1980年光州民主運動的作品，除韓江的小說《少年來了》外，電影電視劇等其他作品據統計就有上百部。

這種「敢言」，正是韓國文化事業繁榮昌盛取得輝煌成就的重要因素。

而這種「敢言」，又得到全社會的認同。10月10日韓江榮獲2024年諾貝爾文學獎的消息傳來，韓國民眾紛紛表達了興奮之情和致敬之意，沒有人用「只有出賣祖國才能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這句話來把韓江推上輿論的風口浪尖，沒有人給她扣上「韓奸」、「賣國賊」、「反動文人」的帽子。韓國總統尹錫悅更在第一時間便發表聲明說「這是韓國文學的偉大成就，也是舉國歡慶的時刻」。他在聲明中特別讚揚韓江女士有能力捕捉韓國近代史上的痛苦片段。

前文說了，作為一個華人，我看了《少年來了》後無限感慨。我自然想到中國的「六四」事件。

「六四」是一個悲壯的歷史篇章，跟韓國光州事件相比，它的規模更大，它的悲情更為壯烈。但是，如果說光州事件的血沒有白流，它直接孕育了韓國的民主化，催生了如今的民主議會制度；非常不幸，中共當局走的顯然是另外一條路子。「六四」之後經過二十多年的政治演變，竟然在中國出現了習近平這樣一個倒行逆施的獨裁專制政權。他上台才幾個月，便指示中共中央辦公廳在2013年4月發出內部文件《關於當前意識形態領域情況的通報》（中辦發〔2013〕9號，簡稱9號文件），列出所謂當前中國「七條錯誤思潮和主張及活動」，要求堅決禁止。這就是臭名昭著的「七不講」，即：普世價值不要講；新聞自由不要講；公民社會不要講；公民權利不要講；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錯誤不要講；權貴資產階級不要講；司法獨立不要講。這十幾年來，習記政權對中國民眾包括中共黨員的起碼的思想言論自由封殺越來越嚴，甚至達到非常荒唐的程度。所謂「敏感詞」層出不窮，數不勝數，中國人已經落到不能正常使用自己祖先創造的方塊字。所有有關「文革」「六四」「反右」……這些涉及中共歷史錯誤的重大事件，不能研究，不能描寫，甚至不能提及。今天中國，在思想和表達都被壓抑的環境中，人文凋敝，難有優秀的文學藝術作品誕生。如果哪個作家今天還企圖在作品中「直面歷史創傷」，下場將不堪設想。

韓江榮獲2024年諾貝爾文學獎之際，我自然也想到中國的莫言。莫言的文學風格和韓江非常不同，但在暴露黑暗上，在給人的沉重感、傷痛感方面，有些類似。莫言就說了：「我有一種偏見，我認為文學作品永遠不是唱讚歌的工具。文學藝術就是應該暴露黑暗，揭示社會的不公正，也包括揭示人類心靈深處的陰暗面，揭示惡的成分。」莫言以他眾多的優秀作品踐行他的宣言。

莫言也拿了諾貝爾文學獎，但那是十二年前。他開始成名，更是在中共執政比較寬鬆的上世紀八十年代。而今天，他敢寫出《生死疲勞》《紅高粱》《酒國》《豐乳肥臀》《蛙》這些曾經讓他獲獎無數的作品嗎？他能嗎？即使寫出了，哪間刊物媒體膽敢發表？！哪間出版社膽敢出版？！

莫言現在是真莫言了。有人更點出：莫言之後無莫言。的確，如果文學藝術不能直面歷史創傷，不能暴露黑暗，不能揭示社會的不公正，不能揭示人類心靈深處的陰暗面，那是非常蒼白的，也是非常可悲的。

「一個民族，要有一群仰望星空的人。」讓我們呼喊。 

（10月13日於悉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