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免費餐」的人各有心酸，那不是他們的錯

「不就是一碗麵嘛，多大點事？」

去年冬天，我偶然在網絡發現，許多小餐館決定為生活遇到困難的人提供「免費吃飯」，這些店鋪星星點點，幾乎遍布全國各地，大到北京、上海、廣州、烏魯木齊，小如廣元、湘潭，店主多是個體戶，散落在大城市的邊邊角角。談不上作秀，因為小本經營既無實力也無必要。我很好奇，這些平常的店家為什麼決定去做免費餐？又是什麼樣的人會去吃？他們都是在怎樣的困窘之下，決定接受這「一飯之恩」？

我撥通一家廣州名為「茹意竹升面」的麵館的電話，對面傳來爽朗的聲音，「你儘管過來，我請你吃麵啊。」

店長叫李茹，經營麵館四年。我在廣州越秀區見到了她。李茹頭戴廚師帽，口罩拉到鼻樑，一雙有神的眼睛總是笑眯眯的。她指給我看那張貼在店門右側，小小的紅色海報，標題很簡單，「免費吃飯」。

文案是「如果你在廣州沒有收入，遇到困難，您可以來小店，告訴服務員來份『單人套餐』，吃完直接走就是，不必客氣。」

 如果仔細看，左上角已經略微卷邊，翹起的褶皺泛黃。李茹很自豪地告訴我，自開業以來，這張海報就貼在門口，現在已經四年了。

麵館不大，十多個平方，擺着四五張小桌，乾淨整潔，李茹和弟弟東林兩人分工，一個在後廚煮麵，另一個就在店裡招待客人。麵館的客人多是附近居住的熟客，退休的老頭老太混雜着附近工作的年輕人，他們跨進門不看菜單，熟練地點一句：「老樣子，加點雲吞啊。」    

李茹想做免費餐很久，她嘗過餓肚子的滋味，她18歲時從湖北獨自跑來廣州，當時身無分文，沒飯吃是常有的事，有時就撿爛蘋果爛餅乾充飢。有一次，她在角落蹲了一整天沒有進食，李茹想：誰能看見我，給我一口飯？

這樣的人當年沒有出現，如今李茹想做那個給「一口飯」的人， 「人真餓的時候，就需要這一根救命稻草吧？」

她原本想效仿香港，在電視上看到香港有免費派飯的傳統，許多富人會花錢購買多份盒飯，每周挑幾天，僱傭志願者在大街上發放。她想過每周固定時間，提供免費餐，但權衡之後放棄了，「真正有需要的人不會在固定時間才來吧？」

弟弟東林想了想也答應，「不就是一碗麵嘛，多大點事？」

在茹意竹升麵館，免費餐的暗號是「單人套餐」。只要你進門和老闆對上暗號，他們就會操作點單機器，選擇「單人套餐」，標價0元，出票機會打印點菜單和結賬單兩個小票，套餐轉為流水號，上菜時只叫號不問人——東林一邊演示機器一邊告訴我，面子是很重要的事。對於大多來吃免費餐的人，他們「不聽不看不問」，最多詢問，「還需要加面嗎？」

在麵館里，單人套餐可選一份拌麵或湯麵，能加雲吞，標價大概10元到15元之間，「加肉的我們供不起，但我們能解決人最基本的生存需要。」

李茹記得剛開店時，每天都有人圍在店門口端詳海報，「免費吃飯真的假的哦？」她就大聲強調，「當然是真的，你們要不要進來吃？」大多人都會立刻搖頭走開，仿佛這是一件不光彩的事。

晚上十點，茹意竹升麵館到了打烊的時間，而在廣州市天河區的另一個城中村街頭，這卻是胖哥炸串店最熱鬧的時候。一個幾平方的空間，支撐起加班夜宵的好歸宿。

一把把新鮮的肉串攤開在烤架，大火炙烤。胖哥人如其名，啤酒肚，後退的髮際線，眉毛濃密。對於烤串，他有自己的要求：最多同時烤兩份，以保證熟而不焦。   

圖片胖哥炸串店

食客多是年輕面孔，大部分是附近的打工人，背着雙肩包或斜挎小包，點份炸串坐下來，打開短視頻，卻難掩疲憊神態。偶爾嘮上兩句，無非是「剛下班」、「換工作」、「要出差」。

這麼一家幾平方的小店，也要做「免費餐」，當然與店主人的經歷有關。

胖哥從湖南來廣州打拼20多年，有過最窘迫的時候，那是十多年前，當時做生意虧錢，常常吃了上頓沒下頓，有一次坐地鐵出站時，他突然愣在閘機前：他連5元車費都掏不出了，而身後出站的人流已經洶湧而至。那是最不堪的一段回憶，胖哥在地鐵站內來回亂轉，掏出身份證，求人給他轉車費，「有時人就差這麼一點幫助對吧？」

2022年底疫情結束，胖哥決定掛出「免費餐」的牌子。「每個人受的苦都不同，就是那一刻想到，我是不是可以做免費餐？」

一塊發光的屏幕，簡單的四個字：「免費吃飯」，從此閃亮在燒烤攤前。

不要小看「一飯之恩」的意義，胖哥記得今年六月份有個青年，穿着破大洞的衣服，站在門口詢問「單人套餐」。他吃完後離開，胖哥去收拾時看見一張紙條和壓在底下的50元，紙條寫着「我願意留下我的全部家當，幫助下一位有需要的人。有緣再會！」

那些來吃免費餐的人

來吃免費餐的人，穿着和其他人沒什麼不同，偶爾褲腳磨破的洞，鞋帶趿拉卷邊的迷彩鞋會露出一點困窘，但也僅此而已。但李茹依然覺得很好辨別：如果是年輕人，進店總向地面瞟，小聲問，「可不可以有份單人套餐？」；中年人就默默坐角落裡不說話，等他們忙完再要份面；老年人徘徊在店門口，不進來也不離開，偶爾往店裡看一眼。「給你吃份面啊？」李茹會主動問。

來吃免費餐的老年人多是附近的低保戶。最近幾個月常來的大爺在菜市場干一份小工糊口；之前路過的老奶奶坐在門口等碗面，家裡人不給飯吃，她晚上去睡公園。   

「其實絕大多數人我都不記得，他們只會來吃一頓，我和我弟不問也不打擾人家，都要尊嚴對吧？只有那種連續幾天甚至幾個月都來的人，我會主動搭話：你是不是有什麼困難？」

李茹記得年輕人的侷促。2020年時，幾乎每天都有人來，一來就是兩三個，她記得有兩個還提着行李箱的小伙，進門也沒看菜單，湊到身邊特別小聲問，這能免費吃麵嗎？然後還說，我沒有錢啊，等我找工作掙到錢……

有一個拿着蘋果手機的男孩，每天晚上準時來吃麵，也是沒找到工作，李茹幫他詢問附近的機會：服務員、洗碗工、工地日結都打聽過，男孩也愁眉苦臉，抱怨到處都不招人，直到有天男孩突然沒來，李茹開心地想，他肯定找到工作了。

還有個染着黃毛的小男孩，夏天從外地過來，沿着街上店鋪一路問招不招工，最後問到李茹這裡，「他說沒錢吃飯，想找個小工，但沒人要他。我一問還沒成年。我（開玩笑）說你頭髮太長，如果在麵館做工要剪頭，小男孩還挺不服氣，最後我拿了十元，跟他說，年紀這幺小，回家吧。」

如果人到中年，找不到工作就會更加氣短。去年年底，有個中年男人來吃了一周，軍綠色的褲子撇着線頭，白色運動鞋磨掉了邊。他已經失業小半年，下午吃份面，晚上就去麥當勞過夜。男人問這裡還招工嗎，李茹勸他過年回家吧，男人快要把頭埋進碗裡，「沒有回家的錢。」

來吃免費餐的人，都有自己的身不由己，通過李茹的回憶，我想如果這其中有心酸的話，那並不是他們的錯。後來我從廣州去了深圳坂田，坂田號稱「深圳學歷最高的城中村」，周邊環繞諸如華為這樣的高科技公司。這裡有一家盲公紫金八刀湯店，也推出了「愛心餐」，我見到了店主袁志勇。他加入了當地街道辦事處組織的「愛心餐計劃」。他告訴我，愛心群里很多老闆都會給來吃免費餐的食客拍照，也許是為了計數或宣傳，但他沒有參與，「我不想冒犯他們的生活。」

他說，有位來過兩三個月的中年男人，是愛心餐常客，他在不同餐廳輪流吃。男人已經大半年沒找到工作，他記得對方有兩次很高興地說，別人給他介紹了蛋糕店的工作，之後不會再來吃愛心餐了。但沒過幾天，男人又出現在店裡，袁志勇就明白，面試肯定沒過。現在男人又已經兩個多月沒來，「不知道他是不是找到了工作呢？」  

當一個人真正需要幫助，他不想拒絕

因為愛心餐，李茹告訴我，店裡也常常會迎來不速之客。

一個年輕女人帶着小孩，進門就說「來份單人套餐」，她回後廚端了兩碗素麵，母子倆吃完後，女人告訴她來意：「我就是來考察你們這裡免費餐是真是假，還以為騙人呢！」然後又原價付錢。李茹錯愕又無奈，她不知要以什麼態度面對這種「實驗」，「你說怎麼就不信呢？」

也有少不了被「薅羊毛」的時刻。一個年輕男人，一身黑色修身西裝，皮鞋亮得反光，挎着相機，點了份15元的雲吞麵，吃完又續了份面，結賬時從口袋裡掏出五元紙幣，「你們給人免費吃不用錢，我給5塊可以吧？」

也有直接上門要錢的。每年年末，沿街乞討的人都會變多，有個阿姨進店找她要錢，說想坐車回家，李茹給了10元，結果沒幾天她又來，說「我不要吃麵，我要錢。」

「我也很生氣，告訴她，阿姨你又年輕，又好手好腳的，我們免費提供麵食，包吃到飽，錢是不給的。」

 被「薅羊毛」的行為不勝其擾，但李茹最終說服了自己，因為「人不到萬不得已，不會進店要求免費吃飯」，那些真的需要幫助的人，會以真心回應她。

李茹遇到過一個青年，吃完免費面後，扭捏着找她借50元，因為手機證件都被派出所扣下，想借錢去酒吧睡一晚，承諾下周一定還錢。李茹給了這筆錢，沒留電話，「我也沒去判斷真不真，但沒想到兩周後他還提了個果籃來還錢！」

袁志勇很理解身邊一些老闆為什麼放棄做愛心餐廳，袁志勇也經歷過這種掙扎。有時一出名，「薅羊毛」的人都會蜂擁而至。妻子曾經和他爭執，「出來開餐飲是為了掙錢，為什麼要做愛心餐？」    

他計算過成本，一份最普通的醃粉面大概3元左右，這在湯店的負擔範圍內。原本店裡愛心餐標是一碗湯粉加一瓶任選飲料，但店鋪經營困難，今年十月後去掉飲料，「我們只能解決溫飽，真正需要這口飯的人應該不會計較，對吧？」 

談到做餐飲，「生意不好做啊」。袁志勇略帶愁苦地感嘆，他觀察過，兩年前店鋪開張時，周邊的餐館都在營業；今年附近的店鋪幾乎全部換成新店，還有不少店鋪貼着「轉讓」，有家店已經掛了一年，但無人問津。

十月份時，袁志勇剛經歷關店危機，他甚至已經撕下門口的「免費餐」海報，但還是覺得不甘心，又貼了回去。

當一個人真正需要他的幫助，他不想拒絕，他說這是個心態問題，他不想被「薅羊毛」的人分心。即使來吃愛心餐的人衣服最時髦、手錶最閃亮，看向他的眼神，也是略微向下躲閃的，「你不能直接用穿着去否定他，人都要尊嚴的對吧？」

晚上12點去垃圾桶那裡看看

必須承認，在廣州或者深圳的這段時間，無論是在茹意竹升麵館還是盲公紫金八刀湯店，我都沒有真正看到來吃免費餐的人。飯點或非飯點，人們來來往往，收銀台總會傳來「到賬xx元」的聲音。

李茹記得留着黃毛的小男孩扭捏不肯走，找張白紙寫下自己的姓名、電話和住址，許諾以後一定會再來。這張白紙至今妥帖地放在收銀台，我撥過去，對面無人接聽。「也許都過上正常日子了吧？」

「現在社會這麼發達，還會有人需要免費餐嗎？」李茹既是對我說，也是自問自答， 「晚上12點去垃圾桶那裡看看。」

每天打烊後，廚房裡大量的廢料都會運到公共垃圾桶。出店左拐數十米，左手邊有條小巷，巷底有一排垃圾桶。深夜十一點，李茹經常在那裡看到，有人圍着垃圾桶仔細翻找食物充飢。   

鐘點工王叔就是這麼找來的。每天晚上十點半，麵館打烊後，他就來打掃衛生。

他和李茹就是在垃圾桶旁遇到的。當時是去年底，深夜，垃圾桶邊，李茹看見他拖着小半袋的塑料瓶和紙袋，就以閒聊的口吻問起：「在這兒多久啦？能不能給我找個鐘點工到麵館做衛生？」王叔回答的有些靦腆，「您看我行嗎？」

王叔剛過60歲，四川人，操着一口粵語味兒的四川方言。他前半生都是農民，做農活望天收，但種地養不活家裡人，兒子出生沒幾年，四十歲時他決意和妻子一起來到廣州——這個親戚口中能賺到錢的地方，現在已經近20年。

他和妻子租住在附近的小單間，白天兩人一起上工，下班後妻子回家休息，他接着來做鐘點工。王叔的力氣很足，一個人麻利地拖着齊腹高的大垃圾桶到公共區，不帶喘息地擦桌椅拖地板，他工作麻利而認真，打掃時偶爾停下來，是用手指捻起地上的一兩根頭髮。

王叔只有一個沒插卡的手機，要聯網就蹭免費的Wi-Fi，每天出租房和做工處往返，他不覺得自己應該為一個號碼花錢，而且他說「沒人會聯繫我的」。王叔很少想以後的事情。我問他，有沒有想過，比如到了徹底干不動的那一天？

「到那一天再說吧。」他想想補上一句，「我也沒有後路。」

洗碗工陳巧則從吃免費餐的人里發展而來。年初，陳巧進到店裡，一個人坐在桌前，不點餐也不講話，直到李茹去問，「我給你下碗面？」陳巧點點頭，吃完後默默離開。後來她連着吃了一周免費餐，李茹忍不住搭話，「你有什麼困難嗎？」

陳巧說話和行動都慢吞吞的，李茹想了想說，「你有沒有興趣來我們這裡干點活？你會洗碗嗎？」

陳巧聽懂了最後一句話，她說行。李茹問她要多少工資，陳巧想了想，「你給多少錢都可以。」

陳巧是本地人，家就在附近，她大多時候很沉默，洗碗的速度不快，臉上叢生的皺紋掩蓋住她剛滿四十的年齡。李茹也想過讓陳巧幫忙處理廚餘垃圾，但陳巧身體沒力氣，有時坐着都會發抖。陳巧的手腕會無意識地顫抖，偶爾端個盤子，她要用大拇指扣住邊沿，雙手掌心挪到盤下，李茹擔心地囑咐她，「慢點兒，不急。」    

陳巧是低保戶，她還有殘疾證，後來熟悉之後，李茹知道了她的故事，「你知道嗎？她原來很聰明的，廣州美術學院畢業的。但當時生孩子大出血，撿回一條命，對腦神經還是有損傷。」丈夫繼續工作，她自此完全回歸家庭，負責小孩的接送：八點前送孩子上小學，三點後，接孩子放學，中間的七小時就在麵館洗碗。原來，這塊時間是空白一塊，她要麼回家裡發呆，要麼就在街上漫無目的地走。

我嘗試和她對話，但她很少對外界的響動有反應，仿佛隔着罩子打交道。每一句話她都要在腦中過濾，說不出太長的句子。李茹笑着幫我翻譯，「阿姨，她這是在問你現在過得好不好呢？」

她點點頭，用力牽動嘴角上方的肌肉上揚。「現在有事做，就沒那麼孤獨。」

「不好意思和愧疚占據超過90%的情緒」

我輾轉聯繫到吳進時，他剛剛在惠州入職新工作九天。去年九月底到十月初，29歲的吳進依靠愛心餐生活過一段時間。他是湖南人，在深圳馬蹄山待了近七年，那裡聚集着許多出口外貿公司。

從今年年初開始，吳進一直在找工作。他沒想到找工作的形勢會如此艱難。他曾經在亞馬遜做過to C運營，但現在出海業務收縮，同類公司卷低價的競爭壓力大，求職者又有大量廉價應屆生。吳進說，在深圳gap一兩周還行，如果超過一個月，很多公司就不會想要。   

每一次面試，吳進都感覺是一場漫長的服從性測試。有些hr把他當作完成KPI的機器，有的不忘貶低他過往的職業經歷；談薪資時報高了認為他不值得，報低了又覺得他實際能力也就那樣。

經濟和心理狀況一起向下，他不敢和家人聯繫，挨到九月，只能用僅剩的幾十元一天一天續青旅，再沒有額外的錢吃飯，實在沒辦法了，他想到曾經在路邊看見過的「愛心餐廳」。

吳進選擇的店鋪就是紫金八刀湯店，因為「店鋪越小，心理壓力也越小」。但走到店門口，來回踱步十多分鐘，還假裝低下頭玩手機，就是不敢進去。他用餘光觀察店裡的客人，一直等到店裡沒人了，才鼓足勇氣進店。

 「我性格很內向膽小，又是求助者的下位身份，很怕麻煩別人，進店之前就要做一陣子心理準備，腦補各種可能出現的狀況，包括被拒絕。」

 「不好意思和愧疚是占比最大的情緒，超過90%的。」他小聲和店員小哥開口，要一份愛心餐，慶幸的是，沒有想象中的拒絕，店員反而很體貼地詢問他想喝什麼飲料，吳進很緊張，只聽清可樂或芬達的選項。點完河粉和小瓶可樂，他感覺自己的聲線一直在顫抖。

這是吳進當天的第一頓飯，也是唯一一頓，吃飽後他沒有離開，坐在原位積攢勇氣，去後廚前向店員道謝。事實是，袁志勇和店員都不記得他，他只是那些來吃免費餐的「不好意思」的年輕人中的一位。

那段時間吳進白天硬扛，餓了就喝水，晚上去愛心餐廳，一天就吃這一頓。他在網上尋找那些提供愛心餐的店家，有時就意外發現，原本計劃前往的，有的已關店，有的只剩建築廢材。還存在的愛心餐廳，有的也帶給他羞辱的體驗，餐廳前台和服務員要求他去街道辦證明再來，他轉頭離開了。   

每家愛心餐廳他只去一次，因為開口要免費餐已經無比艱難，他無法承受去同一家店多次。他害怕被記住，以一個「吃白食」的形象。一位給他端菜的阿姨寬慰他不要有心理負擔，「都是老鄉，誰沒有困難的時候呢？」吃完了，還讓他提着滿滿幾盒飯菜回去吃。

十月過後，他在惠州找到一份售後客服的工作，因為各種刁難，他只做了九天，對方並不想為此支付工資。吳進正在申訴，等這幾天的工資下來，就補上房租，買車票回老家休整一段時間。

「如果還有機會，」他始終有一點憂傷，「我會再回那些很好的愛心餐廳，去真正消費的。」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穀雨實驗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