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天中國人民大學的王憲舉教授一舉成為網紅，並且知名度有走向世界的勢頭。
他之所以成名，是因為前不久，哈薩克斯坦國務顧問葉爾蘭·卡林到訪中國人民大學時，談到該國人口政策改革經驗，在演講結束後的互動環節中，王教授發出驚天一問：
「我們國家女同志現在是不願意結婚，不要小孩，家長也好，領導也好，你動員她，勸她，她不聽。所以，我就奇怪，哈薩克斯坦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你們在政策上、措施上、優惠待遇等方面，甚至我聽說女大學生畢業以後就生孩子，一個一個地生。她們怎麼能夠這麼相信你們的話，老老實實地、服服帖帖地就這麼生孩子。早生、多生？」
這段提問視頻一流出，王教授想不成名都難了。
首先是國內輿論一片譁然，有人認為王教授的提問帶有「爹味」，缺乏對女性的尊重，把女性當做了生育工具；有在哈薩克斯坦工作經驗的中企員工說，在哈薩克斯坦生孩子的成本遠遠低於中國，所有公立醫院的產檢和生孩子是免費的，生完孩子國家會給一年半的奶粉錢，還會給幾千元的紅包，工作的女性可以一次性拿六個月的工資，以及享受三年的停薪留職待遇，等等，這一系列政策使得育兒成本大大降低。王教授不解風情，所提的問題，與晉惠帝的「何不食肉糜」有得一比。
更尷尬的是，王教授這一問，還招來哈薩克斯坦通訊社的打臉。昨天，該社連續發文，介紹該國在保護女性權益及哈薩克斯坦女性為社會所做貢獻方面的成就，言外之意是，在哈薩克斯坦，女性並非像王教授想象的那樣，是服服帖帖地生孩子的工具，而是享有權利受尊重的人。
王教授為國分憂，精神可嘉，可惜這一問卻成了七傷拳，讓人民大學的聲譽、學者的專業能力、他自己的體面，甚至國家的形象，都遭受了不輕的傷害。
最諷刺的是，王教授竟然是駐外記者出身，曾供職於幾大官方新聞機構，有很長時間的駐外經歷。按理說，這樣的職業履歷，應該讓他有比較開闊的國際視野、過得去的人文修養，不至於提出這麼粗魯丟人的問題。可嘆的是，事實表明，他似乎既昧於國情，又缺乏應有的國際視野。
筆者認為，駐外記者出身的王教授而有如此表現，很大程度上，是當下中國人極度缺乏國際視野的一個縮影，是當下畸形、狹隘的國際報道生態的必然產物。
挾經濟崛起帶來的自信，以講好中國故事為出發點，向世界輸出關於自己的積極、光明的形象，成為近年來媒體忙得不亦樂乎的一件事，國家並為此投入了不菲的資源。然而，與此同時，在把一個豐富、多元的世界準確地介紹給國人，特別是以「拿來主義」的精神，把別國優點如實、充分地輸入進來這方面，卻明顯誠意欠奉。人們從媒體上看到的國際新聞，除了有助於形成一幅「別國都很亂套，風景這邊獨好」的圖像外，不會有別的效果。
事實上，每個國家、民族，都有優缺點，作為一個尚屬發展中國家的駐外記者，其使命，除了及時報道駐在國的政經動態，更重要的，應該像蜜蜂采蜜那樣，以高度的誠意，細緻挖掘他國可以學習、借鑑的優點，發回國內，以作它山之石，助力政府決策，增廣國民見聞。例如，前述出自中企員工之口的關於該國生育成本的故事，就應該大張旗鼓地予以報道，讓國人與政府知情，獲得啟發，見賢思齊。相信這樣的新聞薰陶出來的國民精神與公權力，會少一些自大，多一份開闊，而王教授若有這方面的知識，也就不會悲劇性地提出那個雷人的問題了。
當下中國，亟需正派的國際報道。所謂正派的國際新聞報道，應該讓國民變得開闊，而不是狹隘；變得剛健，而不是滿腹虛火、一腔受害心理。
1895年的甲午戰爭，日本媒體派出了近兩百名隨軍記者，跟隨日軍侵略的步伐，從朝鮮到中國，將戰場信息即時發回日本，史家認為，這些隨軍記者有關這場日本近代史上第一次對外戰爭的報道，立場自然是站在日本一邊的，對培養日本人的國家意識功不可沒，但其中的一些媒體，也報道了日軍對中國戰俘、平民的屠殺暴行，刺破了日本自己吹噓的「文明戰爭」的美麗氣泡，為後人公正書寫這段歷史留下了寶貴的第一手資料。這樣的國際報道，出自百年前敵國的媒體之手，值得深思。
正派的國際報道多一些，王教授式的問題就會少一分。
正是：
緣何服帖去生產？教授一問信驚天。
可嘆丟人現眼者，曾搖國際大筆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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