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是因為我經歷

押沙龍yashl
2021-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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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業 (圖片來源:Adobe Stock)

01 

前幾天,我看了賈行家的一個演講視頻,講當年東北下崗的。看完以後,引發了很多回憶。 

我老家在河南,不在東北,情況其實多少還好一點。但是回想起那段日子,能想到的第一個詞還是「慘烈」。 

整個城市無可救藥地衰頹了,幾乎家家戶戶都有下崗的人,有的甚至一家子都下崗,毫無收入來源。無數人湧上街頭,干起各種各樣的營生。我知道的就有一個副廠長,轉行去翻燒餅賣;還有一個供銷科長,跑去澡堂子裡給人搓背。 

經濟環境太蕭條了,幹什麼都很難掙到錢。我曾經在周末下午走進一個鞋城,偌大的商城,空蕩蕩的沒有幾個顧客。我這樣一個半大小伙子走進去,一大群售貨員都會「嘩」的一聲站起來,滿臉期望地盯着我。這不是熱情,而是一種近乎絕望的掙扎。 

交不上學費的孩子比比皆是,冬天一到,有的家長買不起新鞋,只能拿硬紙板給孩子墊在有洞的棉鞋裡。當時對這樣的事情還不能真正理解,現在自己有了孩子,再回想起那些父母的心情,只覺得不寒而慄。 

當時有個故事,說一家雙職工都下崗了,過年的時候孩子鬧着要吃餃子,爹媽就借錢買了餃子餡,又買了老鼠藥摻在裡面。於是,大人和孩子吃了最後一頓餃子。這個故事的地點經常變換,一會兒說是我所在的城市,一會兒說是附近的縣城。後來我跟東北、河北的同學聊天,發現他們那兒也流傳着這樣的故事,只是地點不同,故事細節有出入。我覺得這個故事可能是編出來的,只是反映了大家共同的絕望心理。 

下崗伴隨着改制。整個過程混亂不堪,經濟學家也在拼命爭論各種方案的優劣,最後事情就在爭論中默默地進行完了。

跟每一次社會劇變一樣,出現了勝利者和失敗者。很多失敗者的生活一敗塗地,就像被新時代打斷了脊骨。 

但是有一件事是確定無疑的,那就是公平也好,不公平也好,改制都是必然的。二十年以後,我曾經過問當時工廠的管理者,如果不改制,一切照舊,當時的工廠能不能活下來?他也是劇變中的失敗者,對新時代充滿了牢騷,但是他果斷地回答說:不能。 

它沒有經濟效率。如果它不被廢棄的話,整個社會都會被拖垮,這就是現實。 

當然,大家從上到下都沒有經驗,不知道怎麼完成這種過渡,所以整個過程充滿了各種各樣的問題。但是改制依然是正確的選擇。進入新世紀以後,我所在的城市終於慢慢恢復了元氣,迎來了繁榮。 

但是它的代價實在慘重。 

這樣的經歷讓我有了一個牢固的念頭,那就是市場競爭是好的。這個念頭不是源於閱讀,而是源於切實的生活體驗。 

其實,這也不是我一個人的感受,可能整整一代人都有這種感受。人們甚至對市場的力量有過不切實際的期待。就像當年的連岳、李子暘,他們認為市場萬能,覺得對經濟的一切干預都是邪惡的,甚至連毒品也應該自由買賣。這些言論連我看了也不以為然,覺得過於極端。所以,他們後來的忽然轉向才讓我百思不得其解。 

年輕一代沒有經歷過那場劇變,所以可能無法理解他們習以為常的一切,是付出了何等代價才獲取的。他們不知道那條從舊經濟到新經濟的道路,是用多少人破碎的生活,狼藉的血淚才鋪就的。 

它是慘痛的,也是寶貴的。 

人們的觀念都是時代經驗的產物。在經濟高速增長的時代,人們更關注於怎麼把蛋糕做大,在經濟增長趨於平緩的時代,人們則更關注於對蛋糕的分配。這種轉變有它的合理性,但是也有它的限度。

02 

我的另一個觀念也源於時代經歷,那就是對寬容的重視。 

我年輕的時候,大家不可以做的事情特別多。情侶不可以摟抱,電影裡不可以接吻,年輕人不可以染髮,做這些事情都會被說成「流氓」。 

而且大家也特別敏感。比如說張藝謀的《紅高粱》、《菊豆》,當時很多觀眾都說是辱華,痛罵張藝謀展示中國醜陋面來取悅外國人。他越在國際上獲獎,觀眾越這麼罵。你現在看《紅高粱》,何嘗能看到一點辱華的影子? 

可是道德閾值越高,情緒越敏感,整個社會也就越堅硬,越殘酷。 

當時我所在的城市裡,有個姑娘跳樓自殺,就是因為被大家說成女流氓,壓抑得太厲害了。其實現在回想起來,她並沒有做錯什麼。當年指指點點說她是女流氓的人,如果回想起當年的往事,可能也覺得荒唐。可是一個人就這麼死了。 

道德觀念可以隨着時間變化而變化,而人卻是不能復活的。 

我並不是一個道德觀念特別薄弱的人,但我對社會的泛道德化確實充滿了警惕。當然,也許是我杞人憂天,但我還是忍不住有點害怕。因為我見過當年的社會,我知道人們充滿了旺盛的道德感時,會是什麼一個樣子。 

我們當然要有道德。任何一個社會光靠法律很難維繫。它需要道德作為一種軟性約束。但是我們也需要寬容。要知道,我們現在的觀念可能會變的,也總是會變的。 

現在的年輕人估計很難想象,當年曾有過這樣的新聞:小夫妻在家裡看黃盤,警察破門而入把他們抓了起來。當時整個社會輿論堅定地站在寬容和權利的一面,所以你們今天才可以在網上談論島國動作片,不擔心會惹上麻煩。 

你們今天做的很多事情,在當年都是被批判的,被認為是不道德的。當然,你們可能會說:當年的道德觀念是落後,我們今天的三觀是正確的。但是,三十年之後再回頭看,誰能擔保呢?三十年前,我們還批判《紅高粱》呢,還認為情侶擁抱傷風敗俗呢。 

有時候,道德感和攻擊欲是很難分清的。所以,道德的後面一定要有寬容做支撐,否則就會流於殘酷。你看不慣的東西未必是錯的,它們可能只是和你不同而已。而即便是錯誤的東西,也未必是邪惡的。 

這麼說很容易,但實際上很難做到,因為攻擊欲是我們的生物本能。看到厭惡的東西,我們第一反應就是毀掉它,從中我們能得到隱蔽的快感。如果我們能把這種快感解釋為道德的話,我們又能額外獲得一種優越感。 

這是雙重的獎賞。 

只是生活經驗告訴我,它的後果非常可怕。我對此有一種根深蒂固的、甚至是略微帶點誇大的恐懼。

03

《傳道書》裡說:

已有的事,後必再有;已行的事,後必再行。日光之下並無新事。豈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說、這是新的。已過的世代,無人記念。將來的世代,後來的人也不記念。  

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因為人們的觀念總是經驗的產物。而人是健忘的,也是彼此隔膜的。沒有多少人會記念古老的世代,就像未來的孩子也不會記念現在的世代一樣。他們拒絕聽我的懷舊,就像他們的孩子也會拒絕聽他們的懷舊一樣。 

所以我的話當然是無力的。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押沙龍yash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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