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8年以来，每年人们都会在5月12日来纪念汶川地震，我也写过几篇文章。
但是今年格外不同。早上在朋友圈看到一段视频，是主持人宁远当年在四川电视台的播报。她字正腔圆地播报每个城市的死亡数字，却又难以控制地哽咽了。
我在2008年的时候就通过电视看了这段视频，今年是第二次看。上次看的时候没有流泪，而今年则热泪盈眶。
这并不意味着今年的我内心柔软，而当初是铁石心肠。相反，像一个朋友所说的，2008年在成都人们虽然感到巨大的悲痛，内心仍然是软的，而今年发生的种种事情，则让人困惑。
汶川地震的时候，我已经来成都在媒体工作了三年，正处在职业的倦怠期，想着辞职到外地发展。地震是我留在成都的理由。我还记得“国家哀悼日”那天下午的2点28分，我在盐市口，突然听到警报响起，路上的车辆和行人全部停下，汽车鸣笛，而人们都站在原地。
时间仿佛静止，而我则在巨大的悲伤中第一次感觉到，我是一个“成都人”。从那时开始，我就打消了要离开的想法。
今年母亲节那天，一位上海朋友的母亲在福建老家去世，他终其所能，未能从上海回福建见母亲最后一面。当他还是一个少年时，从福建县城考入复旦大学，那时想的一定是一个很大的世界，而现在却不能回乡看望母亲，那是何种的悲痛。
读他写的文章，我能体会他的心情。对我们来说，漫长的“少年时代”终结了，乐观消失了。
和另外一个在上海的朋友交流。他说：“你也想办法离开吧，去日本或者泰国。”
这就是今年和2008年的区别。
2008年在成都，距离灾难现场很近，每天在报社的稿库看大量灾难照片，非常难过，看到那些遇难的孩子，也会非常气愤。
但是，你又分明能感到一种“团结”。很多外地朋友为四川捐款，那一年也被称为中国的“慈善元年”“公益元年”——一种很明显的向心力，在灾难中，你能感到生长的力量。
从“遇难人数”来说，疫情中死亡的人数和地震远远不能比。如果考量经济影响，上海疫情对经济的打击，要比2008年重得多。几亿人不同程度地“静默”，破坏的是经济的内在结构。
地震之后的4万亿新政，虽然争议很大，但是至少人们相信一切都可以“重建”。
那个美好的上海还可以“重建”吗？人们为什么会在意外滩是不是长草，就是因为它是一个真正的标志，长了草的外滩，就像地震后的“废墟”一样。有很多外国人和外国公司离开，他们还会回来吗？有很多上海中产“重新考虑”，他们会留下吗？
疫情对人心的重创，却可能比8级地震还要厉害，而人心的“重建”，又是难上加难。最重要的是，人们似乎感受不到什么生长的希望。在上海疫情之前，就流行“躺平”，而上海一疫之后，“摆烂”和“润学”，又成为了网络热词。
14年前的电视视频中，宁远非常悲伤。她后来从电视台辞职了，自己写作、染布，设计服装。和一个朋友交流，我们都认为现在的宁远比2008年还好看——这就是自由生长所带来的活力。她的变化，也部分代表2008年地震后的成都和四川：恢复，生长，创造。
最最重要的，是希望。而到2022年，又到了重新打量一切的时候了。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城市的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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