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已經過去了14年,但每每到5月12日這天,汶川地震仍舊是媒體記者們繞不開的話題。
有人說,經常懷舊意味着衰老。但其實媒體人都明白,為什麼汶川地震時的經歷和報道,會令人無法忘記。
因為,那裡的廢墟中埋有每個去過災難現場的記者的一份哀思。
社交媒體曾流傳一則未經權威方面確認的數據:汶川地震時,中國媒體共派出2031個記者奔赴災區;發回的報道更是不計其數。
那時的傳統媒體,雖一樣面對桎梏,尚有勇氣嘗試突破,或有耀眼時刻。歲月蹉跎,14年過去,很多當年趕赴災區的記者或已轉型或已離開,但他們拍攝的每一張照片,寫下的每一段文字,都無不忠誠地記錄着那段沉甸甸的歷史。
就在今天,「汶川地震時你在幹什麼?」成為網絡熱議詞條,14年紀念之際,我們來聽聽當年那些參與報道的記者經歷過的故事。
資深媒體人馮翔
2008年5月12日,瀋陽。
汶川地震的時候我27歲,在瀋陽的一家都市報做社會新聞記者。地震的那一我刻毫無察覺,據說東北地區都沒有震感。我是地震後過了一會兒,看網絡才知道地震消息的。然後相關消息一個接着一個刷新,死亡人數從一千多上升到幾千甚至更多。當時很憂心,沒見過這麼大的事情,想起了以前看過的錢鋼的《唐山大地震》裡的一些文字。
當時還不知道能否去採訪,報社暫時也沒有派人。過了幾天才開始派記者以各種名義跟着救災隊去,比如跑消防的跟着消防隊,跑醫療的跟着衛生廳……我是作為志願者領隊,帶着幾個志願者去的。去的時間比較晚,沒見到那些慘烈的場面,更多的是參與後續的一些事情。
去了以後發現,當地媒體和負責對接志願者的團委根本沒辦法安排這麼多志願者,所以只能見縫插針,自己輾轉找活兒。比如幫老百姓搭帳篷、搬運物資、轉運傷員一類。捎帶也寫寫報道,除了這些,還有報道本省對口援建的一些進展,和災區一些因為地震出名的人和物。
在災區採訪期間,我先後去了汶川、安縣、都江堰、什邡、江油等地,但都不太深入。在災區採訪的第一感受是,這場災難確實觸目驚心,災區滿目瘡痍,像整體拆遷的街區一樣,那些倒塌的瓦礫能想見當時的慘烈。那時年輕膽大,不知道害怕,還冒着餘震去六層的危樓里採訪。再後來就不敢了。尼泊爾地震的時候,一旦有餘震我都會第一時間往外跑。
整個採訪經過,印象深的地方很多。那是我第一次去四川。四川風景的美麗,人民的堅韌,都出乎我意料。更意外的是後來發生了那麼多沒想到的事情,比如某個抗震典型被證明是假造的,某個救災很出名的官員落馬了,震中失去妻子的男人再婚了又離婚了,等等。
看過這些事情以後,我們這些當初目睹災難的記者也變了。不再那麼熱血,那麼理想化,對人性和國情也有了更多的理解。
當然,更大的變化是,絕大部分人都改行了。
前京華時報深度報道部主任 康少見
2008年5月12日下午,北京。
那時候的信息傳播主途徑,還不是社交網絡,那時候沒有微博微信,沒有4G網絡,更沒有抖音快手等視頻平台,而是報紙和電視以及轉載消息的門戶互聯網和BBS論壇。
當時我是京華時報負責突發新聞版面的編輯,京華時報那時候是北京最紅火的都市報。下午正是大家剛剛上班討論選題的時間段。在北京朝陽區左家莊前街1號5樓我的工位,我感覺到一陣劇烈的搖晃。我知道地震了,要麼是近處震級不大的地震,要麼是遠處震級非常大的地震。
平台上所有人都站了起來,趕緊安排記者問國家地震局,同時安排記者監控國外的地震信息網站以及門戶網站。
很快消息傳來,噩耗。
8級或者接近8級的地震破壞性有多大,唐山有過先例,我們都清楚。國內民房的抗震強度,川西的人口密度和山區環境,我們也清楚。
辦公室平台上一片慌亂,也一片恐懼。我們知道,這是國殤,可能幾十萬人的生命,會被危及。
地震發生後,我們的直接感受就是:要去現場。幾乎所有的記者都要求抵達現場,畢竟,在現場,對記者來講是最重要的事。但能不能去,去多少文字和攝影記者,誰都沒底。
一方面,是政策層面的不確定性,去了會不會被追究?會不會要求人員撤回?
另一方面,是誰去?怎麼去?去地震災區,可不是去別的地方,安全性如何保障?
但請戰聲一片。有的記者甚至說,如果報社不同意去,就直接自己休假強行抵達現場。很快報社管理層緊急會議,達成共識,同意安排記者去採訪,但要低調。
接下來,就是抽調對突發新聞報道最有經驗的同事了。深度報道部和突發新聞部門的老記者為主,組成採訪隊伍,部門主任親自帶隊。我彼時已做了5年突發新聞報道,剛做編輯沒幾天,也趕赴現場。
當時我們是兩名文字記者跟一名攝影記者一組,一行5組近20人在第二天抵達成都。14日一早,5組人每組趕赴一個縣級地域。
當時的4個特重災區,我去了相對消息最少的彭州。同行的,有當時報社的突發新聞部副主任時光,攝影記者周民,我統籌採訪和寫稿。在彭州兩三天後,我又去了映秀,幫忙抬出最後搜救出來的倖存者馬元江。
對於災難,因為見過太多,我沒有太多恐懼。但是在彭州銀廠溝謝家店子,看到幾公里山崩將一片農家樂掩埋得僅剩半扇木牆,一個小隊的人僅3人倖存,那種個體生命在自然災難之前的脆弱感,很難用言語形容。
大悲無淚。
在映秀的廢墟前,當一對從山裡逃出的50來歲的大哥用一口破鍋煮着僅剩的一塊臘肉,切一片吃一片,還互相勸着說:喝兩口酒會好受一點。然後其中一位「面無表情」的陳述着怎麼背着逝去的老母親翻山越嶺,直到最後實在走不動,只能將老母親就地壘石安葬的經歷時,我只敢以回頭抽煙擦臉來掩飾着不敢當着兩人面流出的淚水。
在512之後,我又作為編輯參與過雅安地震和雲南彝良地震的報道,每一次,我都會特別關注民房抗震問題。地震是天災,但房子結實一點,少危及生命,總是可以做到的。地震帶民房抗震能力很差的現狀,多少年能夠扭轉?我希望國家重視,越早扭轉越好。
前《中國經營報》四川記者站記者 二筒視頻創始人 彭戈
2008年5月12日下午,成都。
當時《中國經營報》四川記者站正連線北京總部、華東、華南等記者站開周一視頻例會。突然,感覺樓層似水浪式波動。片刻我即反應過來是地震了,而且是震級不小的地震。當時便和大樓人員一起撤下樓,來到街面。隨即得到消息,汶川發生特大地震。汶川、都江堰傷亡慘重,心中既震驚又茫然。但又迅疾意識到,前往震區的採訪馬上就要開始。
確認汶川發生特大地震後。報社當即安排以四川站作為基地站,率先開展採訪。站里同事(周遠征、黨鵬、張明)根據從各方收集反饋回來的消息,分成幾路前往都江堰——映秀、彭州、北川等重點災區採訪。當天下午就通過各種方式往災區出發。報社隨後從北京總部和上海、廣州等記者站派遣同事前往成都支援。匯聚了大量的記者,對重災區的重點區域進行突進和深入採訪,突擊性採訪持續了近一個月。
我當天傍晚出發,前往都江堰採訪。在成都西門一家幾乎被搶購一空的超市里購買了一些麵包和火腿腸,找到一輛救災物資車前往都江堰。都江堰災情極為慘烈。從河濱商業街到新建小學再到石油小區,都是四處成行成排垮塌的建築。石油小區的樓房在垮塌之後,從外面看過去仿佛一個放大的建築模型。每一層客廳、臥室像被縱向剖開。每一層的結構和家具布局都很相似,看着魔幻又詭異。同時會看到垮塌處半截掩埋的屍體。驚心動魄、慘痛難耐。
因為找不到車,我步行輾轉在都江堰多個重點受災地點進行採訪。當夜下雨,都江堰市區一片黑暗。凌晨3點,我在成都過來救災的公交車上和警察一起熬過那個夜晚。
在都江堰及周邊鄉鎮採訪兩天後,我和同事一起從都江堰跟隨救援部隊,徒步前往映秀採訪。沿途道路垮塌、餘震不斷、山石頻落。晚上9點走到阿壩鋁廠時,和上千人的各路救援團隊擠在岷江河灘度過了一夜。次日晨,趕往映秀進行接下來的數日採訪……
在後來的很多日子裡,我都會回想起一個場景:夜晚,都江堰聚源中學。在地震中,聚源中學遇難師生有240多名。學校的操場上擺放着一具具孩子的屍體。一排、兩排、三排……身上遮擋着白布或油布,一動不動。淅淅瀝瀝的夜雨中,悲痛欲絕的家長點燃紙錢,久久的跪在泥地上。或者抱着孩子,嘶啞着嗓子,撕心裂肺的痛哭,無比淒涼。站在操場邊,我的眼淚也混合着雨水,不住流淌。覺得這個世界特別的無情、特別的操蛋。
資深媒體人,前新京報深度報道部記者 呂宗恕
2008年5月12日下午,成都。
汶川地震,轉眼14年。
雖然我已不再年少,但這一場震驚世界的災難,至今我歷歷在目。
2008年,我是新京報深度報道部一名資深記者。受編輯安排,前往成都採訪一個頗為敏感的新聞選題,採訪被中途叫停。
抱着不能白去一趟的心理,我繼續找新的深度報道選題。
5月12日這天,已在成都出差多日的我,按計劃去成都中醫藥大學採訪。那天中午,天氣涼爽,成都街頭四處可見打麻將、喝茶聊天的川府市民。
走到接近採訪目的地的路上,突然,很多身穿睡衣的市民從樓道里衝上街頭,他們神色慌張,有些人還在大聲呼喊,但聽不清具體在喊什麼。
那一刻,我立即停下腳步,順手攔住了一名往前沖的男子,「發生了什麼事?」他頭也沒有回的甩了一句,「發生地震了**!**」
成都有地震?成都會發生地震?成都哪裡發生了地震?震中在哪裡?震級多少?彼時,我腦子裡全是這樣幾個問題在打轉。作為一名曾採訪過九江地震、普洱地震的調查報道記者,我很快發現自己的手機網絡已經中斷,街頭座機前開始排起了打電話報平安的長隊。
還來不及聯繫位於北京的編輯部,我決定停下了手頭選題,開始投入地震採訪和拍照。我用佳能EOS40D數碼相機記錄下了數百張觸目驚心、慘不忍睹但至今沒有公開的地震現場照片。
在一條記不得名字的街巷,我看到了地面的裂痕,還有從牆頭墜落在地的磚頭瓦片。
在一所中學門口,我看到了很多前來接孩子的家長,他們個個驚恐萬分。
確認震中是汶川映秀後,我準備乘車前往,哪知從成都去都江堰的交通已經中斷。在一位好心市民的幫助下,我搭乘他的摩托車從成都市中心抵達了成灌高速的成都入口。之後,輾轉幾趟,才到達災情嚴重的都江堰。
印象特別深的,快到都江堰城區的時候,天空中逐漸響起一陣比一陣大的機器轟鳴聲,只見十幾架軍用直升機幾乎貼着地面,朝往事後得知災難更嚴重的汶川方向飛去。
在都江堰一處因地震坍塌的農貿市場,我見到了一名受困廢墟的年輕女子,她大部分身體被壓在殘垣斷壁下,長發蓬散,滿頭灰塵,用雙手支撐着身體,等待救援。在她旁邊,一名男子試圖把她從廢墟拉出來,但無能為力。那名被困女子的眼神里流露出的那種求生欲望與本能,讓我時常想起。那時,我用相機拍下了這個畫面。跟男子一起,我們朝着四處大喊救人,但沒人回應。地震過後有一天,我在天涯博客上發了一段文字,希望能找到一些被困女子的消息。
離開農貿市場後的當晚,我在都江堰市公安局大院裡,近距離看到國務院汶川地震應急救災前線指揮部現場調度,目睹當時國務院主要領導人的種種憂心神情,還看到他面前桌子上一張信紙上的一個4位數。彼時,我並不知道這個數字意味着什麼?後來很快獲知,那是汶川地震第一天上報並公布發布的遇難者統計人數。
大約晚上11點半,我從都江堰趕回成都,找網吧發稿發圖片回北京。第二天出版的新京報第二版,發了我在成都拍到的地震照片。後來,全球幾家主要媒體頭版也轉發了我拍的都江堰受困女子新聞圖片。
整個汶川地震採訪,我從5月12日開始,歷時40多天,那是一段刻骨銘心、無法忘卻的採訪。
從都江堰水庫開始,沿岷江滑坡體徒手步行,到汶川映秀,是當時為數不多最早抵達震中的非本地媒體記者。
與災民一起,我親歷救援直升機轉送傷員,見證地震恐懼與生命逝去。
後來,我好一陣子變得特別容易淚目,哪怕聽到小孩的哭聲。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傳媒特訓營」,作者:蔣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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