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防部長李尚福的「失蹤」，讓外界對習近平二十大後一手組建的權力班子的政治穩定性產生了懷疑。如果說，前十年中共核心團隊中並不都是習所信任的人，因而常常免不了有權力鬥爭的傳言流出——儘管未必每次傳言都是真，那麼，二十大習完全掌控了人事，他把團派的李克強、汪洋和胡春華等趕下台，黨的權力核心機構政治局以及其他的關鍵部門與崗位，都由他信任的人把控，在此情況下，按說他的治理團隊應該很穩定。然而，剛過半年，其外交部長和國防部長先後出事，這不得不使人懷疑他的班子內部是否存在會導致某種不穩定的因素。
習是自毛以後權力最大的中共領導人，這點在今天不會有異議，可他是否真做到了對全局的掌控萬無一失，由他的親信組成的權力班子是否真能無條件地服從他，忠於他的領導，或者他是否能無條件地信任現在的權力班子，鑑於中國政治的不透明，並不確定，需審慎評估。
外界可從三個視角來觀察這一問題。
視角一，習在二十大連任總書記後，並未將其兼任的多個領導小組職務中的一個或幾個讓渡給他的親信接任。同為政治強人，習和毛、鄧的領導風格有很大不同，後兩者更願意務虛，抓大事而不糾纏具體的管理事務，毛把國家的管理任務交給劉少奇和周恩來等，鄧用毛的話說，舉重若輕。但習不同，他是大事小事一塊抓，親自領導親自指揮，在這點上，更接近周的做事風格。然而，他不讓渡領導小組職務的更重要原因，恐怕還是擔心大權旁落，這隱含着他對親信的不信任。
習兼任的領導小組職務有十多個，這些機構有些是在十八大、十九大後新設的，其出發點是通過這種方式，迅速掌控權力，因為黨政機構的很多關鍵職位，還是由江澤民和胡錦濤等中共元老的嫡系把持，他們在開始時未必願意聽從習的指示。但在習成為核心，大權穩固後，他依然不願放棄其中的一些兼職，並且把這些屬於臨時性質的機構改為黨的常設機構，顯示他不願放棄已有的部分權力。二十大他讓李強做總理，李有基本的市場經濟理念，鑑於中國經濟在疫情三年後的極度虛弱狀況，為了恢復市場信心，他如果把中央深改委主任一職讓渡李，發出的政治象徵信號——表明他可能向他的親信分出部分權力，進而中國政治在保持現狀下還有一些變革的空間——能夠對沖李做總理所引起的黨內改開派對他人事任命的不滿，從而有利提振市場和資本的信心，中國經濟或許會有改善，不像現在這般。可他沒這樣做。原因在於，他擔心一旦放棄部分經濟決策大權，社會是否會把這種行為解讀為他不得不讓渡權力以平息黨內不滿；同時，親信在擁有經濟和社會管理的決策權後，是否會忠實執行他的政策和路線，沒有把握。
視角二，習為中國制定了一個雄心勃勃的發展目標，但是他實質上通過否定鄧的改革路線而達成目標的路徑並不為黨政官僚體系的主體所認同，因為這樣一條混合了左派思想和民族主義的發展路徑導致中西對立，惡化了中國整體的環境發展。另外，無休止的反腐也讓官僚不安，損害了他們的利益。
中國的官僚體系是改革開放的最大收益群體。這個群體的主體對改開路線的認同是真誠的，他們把中國崛起完全歸功於鄧的改革開放，對習通過集權和強化政治忠誠而背離改革開放持反對態度，但是不敢公開表達。習在20大建立了一個完全聽命於自己的權力班子，不過，這些人主要負責政治決策和政治監督，在龐大的官僚隊伍里，雖然位高權重，但在數量上是少數。國家具體的管理責任和行政事務由在西方被稱為文官隊伍的黨政系統的公務員，包括一定級別的領導幹部來承擔。而在習的政治高壓下，一方面他們不能不執行習的政治路線，另一方面內心又排斥它，由此普遍消極怠工。習時代的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比過去更為嚴重，官員的不作為是一個普遍現象。可以把黨政官僚系統的這種懈政和懶政現象視作對習的政治權威和政治路線的軟抵制。
由此可見，習即使能夠驅使高層，但是他難有效驅動中下官員去達成自己的政治目標，無論有再多的對官員的政治紀律和監督都做不到這點。他們會發展出一套規避的辦法。當習無法有效指揮官僚系統，他的思想路線不能被官員誠心接受，他們只是對他虛與委蛇，他實際就無法做到有效掌控全局。
視角三，習在中共二十大雖然建立了由親信組成的權力班子，但是不能消除黨內高層的權力鬥爭，也不能保證他能完全掌控他們。秦剛、李尚福的事情以及火箭軍領導層的一鍋端傳聞，就是一個最好的證明。秦、李之事看似與權力鬥爭無關，但不排除有高層博弈的影響因素，對習是一大傷害，表明他識人不明。
習的地位雖然無人能挑戰，但黨國體制決定派系間的權力鬥爭從過去的顯性變隱形，鬥爭的方式有改變，黨內政敵有可能從習的親信入手，打擊他的形象。秦剛事件就預示着這種鬥爭方式的轉向。
秦剛桃色醜聞的傳出，是在他十多天未公開露面後，在這之前，外界還真相信官方說的「健康問題」，然而不日即流傳秦和某女主持人有染，而且還生了一個小孩。此時放出這種事情，很可能是了解秦剛私生活的政敵做的，意在逼習處理他。因為情人之類事情在黨的高級幹部里是一種普遍現象，沒有情人才奇怪。習其實也應該知道這點。可若無人舉報，就不成為問題，但有人舉報，則會變成政治問題，從而受到黨紀政紀處分。習對領導幹部的生活作風有嚴格的政治要求，秦剛雖然是被習提拔的外長，也不得不處理。而習或秦的政敵拋出這個醜聞，就看習是否會處理他，若習保他，說明習在政治上對不同官員有兩套標準，從而戳破習宣稱的在權力使用上的公正性；若習不保他，則可能導致親信不滿。總之，習怎麼做都是輸的。
李尚福和火箭軍高層等被查也說明，他挑選的人免不了腐敗，因而對他而言是不可靠的。習對親信的關鍵信息——無論是個人道德還是經濟問題，並不完全掌握。
有關黨的高級幹部信息歷來極少透露給外界，致使對黨內是否存在政治鬥爭及其程度要依靠傳聞去判斷。但從中共歷史可知，習無法消除黨內高層政治鬥爭，鬥爭不僅在他和他的黨內反對者之間隱形存在，而且也會在他的親信之間展開。作為習一手提拔的幹將，秦、李在當下敏感期出事，會加重習對其親信隊伍的疑慮，加強對他們的監控，觀察他們是否有不忠的行為，從而有可能會製造習和他的權力班子內部的不和，導致裂痕慢慢出現。這是反習者要達到的目的。
如果未來經濟形勢繼續惡化，社會緊張態勢加劇，不排除在習的權力集團內部還會出現人事變動，習和他的親信，以及親信之間，互相猜疑會增多，關鍵時候有棄船想法的親信也在增多。可以說，習未來地位的穩固取決於親信是否對他無條件的服從與支持，以及經濟是否有好轉和社會情緒的穩定。其中兩人——總理李強和書記處書記蔡奇的角色又尤其突出。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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