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戌源一審被判無期徒刑，成為歷史上獲刑最重的中國足協官員。
在中國足協最近五屆實際掌門人中，有三人被抓。2010年掀起的反腐風暴中，謝亞龍和南勇均被判刑10年6個月，兩人當時的涉案金額分別為136.38萬和119.6554萬元，而陳戌源此次非法收受錢款高達8103萬餘元（含上海港務集團任職期間），數額巨大令人咋舌。
陳戌源之所以能夠上位足協主席，主要是在上海上港時期的表現得到認可。「選擇陳戌源，主要考慮他政治素質強，熟悉足球發展情況，在業內有一定認可度，具有大型國企管理經驗和較高的管理能力。」
用陳戌源自己的話說，從來沒想過來足協工作，「是組織安排我到足協工作的，剛開始聽到這樣的安排很糾結。」
陳戌源早年的「上進」，也是憑藉認可度。1973年，17歲的陳戌源開始在上海港務局工作，擔任碼頭工，因為愛好文學，在單位刊物上發表詩歌散文，被領導賞識看重，23歲時調入辦公室做秘書，後來又進入港務局團委，從此開始仕途。
那時候，年輕的陳戌源對足球還是一腔熱愛，他喜歡踢球，主打的位置是邊鋒，擅長突破。
上任足協主席之初，陳戌源也想要「突破」，他表示要「成立職業聯盟，形成充滿活力、規範有序的職業聯賽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甚至還表態，足協要從管理者變為服務者，幫助職業聯盟上路。
彼時的陳戌源，大概還有着擔任俱樂部老總時的思維慣性，但根據中國歷史周期律，在野者表態一旦上位權力要與民共享，但真等坐上位子，嘗到權力滋味後，放權就成了空談。
時任廣州富力副董事長的黃盛華被陳戌源請到北京，出任職業聯盟籌備組召集人，但他漸漸發現，中國足協並未想要放權給俱樂部，人事任免權牢牢在手，職業聯盟雖然有了正式名字「中國職業足球俱樂部聯合會」，但也只是一塊空招牌。
後來，失望的黃盛華通過微信向陳戌源辭行，「我們代表投資人幹了幾個月，就覺得這個東西已經變味了，就覺得我們是足協下面的一個部門了」。直到今天，職業聯盟也仍處在「籌備組」階段，千呼萬喚出不來。
按照黃盛華的想法，中國足球「職業」聯賽要想真正職業，行政鬆綁是首要之舉。「投資人能不能更好地開發市場，要看行政能不能給到更多權力。你把權限劃分出來，做不好可以更換管理人員，這也是五十多家俱樂部的切身利益。他們代表最高峰的時候一年110個億的投入，現在低谷也有30億左右的投入，這些投入是不是意味着這個市場必須形成一個抱團取暖的組織？」
那麼，管理者為什麼不鬆綁不放權？也許因為手裡有權力就可以尋租，就能撈取好處。
陳戌源在2019年8月22日正式當選中國足協主席，而在前一晚，就有打探到消息的地方足協負責人來敲他房門，各自送上30萬元「拜碼頭」費用。陳戌源回憶：「到我房間裡來，把雙肩包往我沙發上一放，說陳主席恭喜你、祝賀你，希望能夠多關照，然後我說什麼東西，他說老規矩了，我們都這樣。」
辦理陳戌源案的湖北省紀委監委工作人員羅氚也說：「中國足球管辦不分，足協既監管又組織，權力過於集中，這樣肯定帶來很大的風險。」當監管者手握不受監督的巨大權力，那結果可想而知，按照陳戌源自己的話說：「我自己也收錢，我要是去抓貪腐，不是自己抓自己嗎？」
這句話說到了根子上，自己怎麼會抓自己呢？讓手握權力者監督自己，就是一個笑話，於是在這一波足壇反腐中，人們看到了這樣一齣好戲：
2023年1月19日，劉奕、陳永亮被調查，足協開會，陳戌源表示堅決擁護；
2月15日，陳戌源被調查，足協開會，杜兆才表示堅決擁護；
4月1日，杜兆才被調查……
今天坐在台上人五人六、明天牢房相聚「原來你也在這裡」。
按照職業聯盟籌備組的建議，作為社會組織，中國足協需要借鑑國外足協經驗，做到真正的「管辦分離」。
因為除了個人貪腐，決策機構如果沒有多元化權力分立與監督體系，很容易形成一個領導拍腦袋、一聲令下一刀切的局面。足協說什麼，聯賽俱樂部只能聽着，只能執行。這種不受制約的權力，很可能導致一旦做出災難性決策時，無人能夠剎車攔阻。
比如陳戌源和足協在2021年推行的中性名改革，如今已被推翻，這個初衷雖然符合世界職業足球發展規律，但選錯了時機，在疫情後的經濟大形勢下，最該做的是保持穩定，而不是折騰，為了改革而改革。
如果借鑑國外經驗，比如在日本，這類涉及聯賽和俱樂部發展的重大決策，都是由職業聯盟（J LEAGUE）說了算，基本流程是，職業聯盟中的執行委員會提出和討論重大決議，再由每年召開兩次的「社員總會」通過或否決。
執委會的成員，均為聯賽各俱樂部（J1到J3這三級別聯賽）的代表，「社員總會」的參與者，除了各隊代表外，再加上包括J聯賽主席在內的理事會。換句話說，J聯賽怎麼玩，各俱樂部自己商量着來。
而日本職業聯盟作為公益社團法人，和隸屬於日本體育廳的足協，不存在誰領導誰的關係。足協的經費來自體育廳，J聯賽不從政府行業協會拿任何經費，而J聯賽自己掙到的錢，也不會給足協抽成。
就這樣，把權責分清，把規則框架搭起來，把監管機制建起來，然後就放手讓聯賽參與者們自己去決定自己的命運。
但很可惜，這類涉及到頂層設計與權力分配的深層改變，也許已不是陳戌源和足協所能持續推進的。陳戌源說：「看了改革發展方案，有一種畏難情緒，覺得這件事情，足協在我的任上，很多事情我是做不了的。」
最終，陳選擇了放棄長遠大局，追求個人政績與利益。中央紀委國家監委巡視員崔海飛在評論陳戌源案時說：「杜兆才和陳戌源作為足協負責人……卻都覺得改革難度大、見效慢，與其花精力啃下這塊硬骨頭，不如一邊為自己撈點好處，一邊把出『政績』的希望押寶在豪賭世界盃上……」
歷史循環往復，閻世鐸當年賭進了世界盃，但取消甲A升降級等舉措，沉重打擊了聯賽的健康發展；謝亞龍為賭國奧，提出中超南北分區賽制（後胎死腹中）；韋迪也提出過「國奧打中超」，安排中超球隊為國奧陪練……
一次次的折騰，一次次的傷害，付出代價的始終是中國足球。
歷史往復循環。預言了國足要輸越南的范志毅還說：「你說職能部門，職能部門一屆一屆一屆換了多少個足球協會主席了，改過不啦？換湯不換藥。」
清除一個陳戌源不難，更難的也許是，如何避免「陳戌源們」再次出現。
回到2010年，中國足壇上次掃黑風暴在寒風中宣判，謝亞龍、李冬生、蔚少輝、陸俊等一批足壇人士獲刑。記者趙宇回憶：「那次宣判我也在現場，鐵嶺零下20多度，大家都在外邊站着，很冷，我當時就想，中國足球能變好嗎？中國足球在這輪肅清之後，就能走上正軌了嗎？」
如今，14年過去了，這個問題依然在等待回答……
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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