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幾年不看春晚了,今年依舊。
大年初一,電視上很多頻道,還在沒完沒了地重播。仿佛它是一道珍饈,誰要是錯過了,簡直不可原諒。
每年除夕夜,都看一本自己喜歡的書籍或刊物。今年是聽戲劇,河南曲劇,揣摩它的音律和唱腔特點,不知不覺迎來新年鐘聲。
小時候的寒冬臘月,經常有河南的戲班子到湖北唱曲劇。不少湖北人會唱這一「外來」劇種,民間也有些高人會拉曲胡。這算是一種地緣文化現象。
對於熱衷春晚的,我也不置喙,那是人家的口味、人家的權利。只要自己樂活,那便是好的。看完即棄,像倒掉水杯里的茶根,也很正常。
只是不明白,為何不少人對春晚「年年看、年年罵」,還要一本正經地討論、批評一番。
除夕守歲之於民眾,本是是帶着古樸印記的民間敘事文本,寄託的是對於個人、家庭禳災祈福的期盼。這一訴求基本可歸屬於私人的情感空間,每個人都是春節的主角。
為何大家樂於談及上個世紀八十年的春晚?
那個時期,改革總體上曾帶來一種短期的平等化效應,儘管福利和保障水平不高,但每個階層都能找到各自的平衡點。
就老家湖北而言,1983年春全部實行了「大包幹」,農村大量的磚瓦房就是此後兩三年雨後春筍般冒出來的。至今猶記得,那幾年除夕夜,老家的鞭炮聲幾乎徹夜不停。
彼時的春晚,也有主流意識形態的嵌入,而具備獲得感的民眾,在觀感上並無落差。
改革直接推動了整個社會的階層分化、利益分化,獲益階層與利益相對受損階層,有着不同的社會滿意度。
春晚不可避免要承載必要的敘事,這種敘事更多的應是民間話語。而春晚承載了越來越多的主流話語內容,進而完成了集體話語對於個體話語的僭代。
隨着主流話語的全面介入,春晚從一個偶然誕生的節目,轉變為某種必然的主流話語傳媒鏡像。
華服艷舞、仙樂飄飄,花團錦簇,迤邐排開,稍縱即逝,連攝像鏡頭都應接不暇。觀眾愈是看到屏幕里的華麗鏡像,愈是感覺到它與現實生活的落差。
即便曾給觀眾帶來無數笑聲的趙本山,也只有通過展示其作為弱勢者「可笑」的一面,才能取悅宏大敘事。
不管春晚節目如何巧妙地將宰制性話語,以民間話語的方式加以表達,「在場」的社會成員都是「缺席」的。
它以歡聲笑語,完成了對最廣大弱勢群體利益訴求和情感訴求的掩蓋,將改革受益群體普遍化為全體社會成員,進而達至個體對於「共同想象」的認同。
至於這個舞台上高歌的夜鶯、捧哏的小丑、唱唱跳跳的奶油小生、拼命煽情的男女主持,不說也罷。
作為一種特定故事範式、話語範式、文化範式的輸出陣地,春晚註定還會一如既往地辦下去。
至於你喜歡與不喜歡,並不重要。它們每每都要迫不及待地進行收視率的報捷。
很認真地要對春晚評頭論足,是太把自己當回事了。人家能夠與民同樂,已經是難得的低姿態了,還想怎地?
改革春風吹滿地,不看春晚不生氣——比如我自己,還有諸多遠離它的人。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老蕭雜說,原文已被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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