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紙運動被捕者翟登蕊

這是私人的聚集，有着緊密的情感聯繫；這也是公共的，女孩們相互支撐的能量，必然輻射到她們周遭的世界。她們分享美的事物，為受苦的人們憂心忡忡或憤憤不平，也希望這個世界變得更好，或者，不要繼續崩壞下去。 在2022年11月27日那天，她們出現在亮馬河的抗議人群中。那些日常生活的細流如百川歸海，宿命一般把她們帶往那個挺身而出的時刻。

翟登蕊要錯過deadline了。她本打算去挪威，在那個能看到極光的北歐國度，去奧斯陸大學深造戲劇教育。戲劇越來越多地作為一種連結社群、形塑認同和標識社會議題的手段，她感受到了那種力量的召喚。申請資料已經準備好，根據申請的timetable，她需要在2023年1月提交PTE考試成績，這會增加成功幾率。

1月19日，檢方批准逮捕了9名亮馬河抗議者，翟登蕊位列其中。這令她的親人朋友措手不及。傳說很多，譬如說，警方此前一直安撫家屬，稱翟的情節很輕微（去抗議現場沒提前準備抗議物料），有很大幾率取保候審。另一種說法是，本來警方的建議的批捕名單只有7人，沒有翟登蕊和曹芷馨，但檢方將這兩人加了上去，9人的罪名都改為尋釁滋事。目前記者無法從更多來源核實這些消息。

直到確認批捕後，看守所才允許律師會見她，那時距離申請的deadline還有3天。親人盤算着請律師問她要申請網站的賬號密碼，幫她提交材料，就算沒有語言成績，也不能輕易讓她的夢想落空。

小太陽

不論怎樣，熟悉她的人會有很長一段時間見不到這個黑黑瘦瘦、充滿活力的女孩了。她的網名叫阿拉登，朋友們都叫她登登，有時她出現的時候，會哼唱着自己的專屬BGM:「登登，登登，登登登~登登登」。

朋友們說，翟登蕊像個小太陽，她敢說敢做，不論在親密關係還是公共場合，她都相當主動。

「登登才5歲時，就能泰然自若地在一大群人面前唱歌跳舞；中學的時候，她是樂團的指揮；大學時她當文藝部長；畢業後，她組織線下活動、參加讀書觀影會，別人讓發言她總是搶在前面。她直率勇敢，敢於表達，也敢於質疑。她充滿正義感，哪怕做核酸看到別人插隊，都要去管，看到有小孩被欺負她，她才不管對方是誰，上去就要把小孩保護起來。」她的一位親密朋友說。

2022年11月末，在亮馬河邊的抗議現場，翟登蕊也想努力地保護朋友。有人拿手機拍女孩們的臉，她去制止，還與不懷好意的拍攝者吵了起來。

助人者

1995年，翟登蕊出生在甘肅省白銀市。她出生時就黑，自嘲笑起來像「忍者神龜」，有這樣的自嘲精神，她是同學和老師的開心果。翟登蕊父親經商，，她小時候家裡就有鋼琴，這在當年在白銀市是少見的。她從小學琴，考到了鋼琴十級。她母親在當地醫院工作，清零政策結束前得每天坐着三輪車去隔離點工作。她母親是個熱心腸，曾經在泳池邊救活了溺水的小孩，上了當地的電視新聞。

翟登蕊是家裡的獨女。高考那年，她決定離開大西北的父母，嘗試獨立，最後考取了一所福建的高校。最初她聽父母的意見選擇醫科，但被調劑到社會工作專業。這是個聽起來不太好就業的專業，卻給了她關注社會弱勢群體的視角。

2017年，翟登蕊考取了北京外國語大學世界文學與比較文學專業的研究生，這延展了她對文學的愛好。她在北京的出租屋裡有幾百本書，涵蓋女性主義、文化、電影、哲學和政治等領域，還有很多小說。

2020年從北外畢業的時候，當時疫情吃緊，很多同學們都無法來北京辦理畢業手續，也沒法收拾行李，翟登蕊是整個文學院留守到最後的畢業生，她一個人把幾百名同學的行李打包寄走。老師曾經給她的父母打電話，誇她是學校的英雄。

助人對於翟登蕊，確實是「為樂」。大學期間，她還定期去養老院，參加敬老活動，養老院給她發過感謝信。

翟登蕊第一份工作在學而思。她對教育感興趣，又希望加入互聯網行業。然而，她加入的是幼小學科培訓部門，「雙減」之後這行成了禁區，她只好在集團內部轉行當主播賣書。之前做學科培訓的時候，翟登蕊收入不高，當了主播之後，因為有提成，她的收入提升，但她對傳授知識的工作更有興趣。辭職之後，她的工作大多與教培有關，決定留學之後，她轉為兼職做家教。她申請的項目要在海外生活兩年，就像她離開西北，去了南方又漂到北京一樣，她一直嚮往更廣闊的世界。

朋友圈

搬到北京後，翟登蕊在北京認識了一群志趣相投的朋友，有楊柳、秦梓奕、李元婧、李思琪等，這群朋友都在12月相繼被拘捕，而李元婧和李思琪最後跟她一起被批捕。

這些女孩有着很多共同之處，熱愛文藝，同情弱者。還有——如她的一位朋友所言——「對宏觀敘事天生不感冒，但卻文學和文藝有天然的熱愛」。

她們關心農村婦女和城市女工。朋友說，去年初的豐縣鐵鏈女事件讓翟登蕊幾個晚上睡不好覺。雖然賺得並不多，但翟登蕊經常給女性權益公益組織捐款。

翟登蕊喜歡戲劇，她參演過朋友執導的短片，也出演過《陰道之道》和女工組織木蘭花開的話劇《生育紀事》，她還參加過線上的電影評論學習班。

她喜歡去獨立書店參加各種讀書會和觀影會。疫情這三年，當公共場所的聚會變少，她更努力地維持着與朋友們的見面和線下討論。

社工專業的訓練，讓本來就開朗的翟登蕊對召集活動駕輕就熟。她常會組織十來個好友，相聚某位朋友的出租屋或者獨立書店，開展一些女性主題的文學戲劇沙龍。電視劇《我的天才女友》火的時候，她就組織過討論原著《那不勒斯三部曲》的讀書會，而伊朗因瑪莎·阿米尼之死而發生全國性抗議的那段時間，她組織朋友們觀看有關伊朗女性的電影。很鬆散的朋友聚會，桌子上擺着可樂、雪碧或者辣子雞，朋友們圍坐在一起，先看電影，然後圍繞電影內容討論。

密友們有個微信群，成員只有個位數。她們在群里約飯聊天，在人生大事上互相陪伴。比如翟登蕊考試，就會有人在群里說「保佑我們登子今天順利通過」;有人失戀了，就在群里約人去鼓樓逛逛散散心；有人過生日，就在群里約個地方搞生日party。

這是私人的聚集，有着緊密的情感聯繫；這也是公共的，女孩們相互支撐的能量，必然輻射到她們周遭的世界。她們分享美的事物，為受苦的人們憂心忡忡或憤憤不平，也希望這個世界變得更好，或者，不要繼續崩壞下去。

在2022年11月27日那天，她們出現在亮馬河的抗議人群中。那些日常生活的細流如百川歸海，宿命一般把她們帶往那個挺身而出的時刻。

（全文轉自WOMEN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