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崇義：從習共極權黨國的窮途末路到大勢所趨的中國憲政轉型

在中國社會愁雲密布、一片蕭殺之中，中共剛剛度過了它的101周年黨慶。這次黨國周年慶典，氛圍相當詭異，可以說是冰火兩重天。一方面，想在中共二十大新一輪權力博弈中升遷的趨炎附勢之徒，用令人作嘔、不堪入耳的奴才詞彙和排比句，競相對習近平溜須拍馬、阿諛奉承；另一方面，官方管控失效的社交媒體上遍布對習近平的反感、鄙夷和嘲笑，還夾雜着習近平被迫下台或到站下車的小道消息，讓人感受到反習聲浪激增、倒習暗潮洶湧。我的觀察是，中共黨國已在風雨飄搖中走向窮途末路。我判斷中共極權黨國窮途末路，有三個層面的依據， 分別是共產主義極權演變的大框架、中共極權政權代際傳承的中斷、極權主義倒行逆施所帶來的內外交困和內外夾擊。

極權黨國窮途末路，憲政中國時來運轉。在中共黨國黑暗隧道的盡頭，大勢所趨的中國憲政轉型如願以償。

一 從極權到後極權、繼而從後極權到民主轉型的時代大潮

第一個層面，我們從歷史演變大框架這個視角，看到中共極權政權走向滅亡。世界上的共產主義政權政權演變的大趨勢是從極權黨國的建立與興盛，到極權政權演變為後極權政權，再到後極權政權的民主轉型。也就是說，共產主義政權演變的軌跡，基本曲線是極權、後極權、民主轉型三部曲。

共產主義極權黨國1918年誕生於俄國，然後像病毒一樣向全球傳播，特別是在橫跨歐亞大陸的的東歐、東亞和中亞傳播，在20世紀50年代到達高峰，與西方民主世界勢均力敵。登峰造極之後，接下來的演進路徑是分裂、衰落、敗亡，儘管在衰亡過程中仍然憑藉餘威赤化一些落後國家。

1953年，斯大林去世，蘇聯東歐的共產主義黨國便從極權轉變為後極權。後極權是極權的變種，也就是解凍、鬆弛、失去全民信仰及領袖個人崇拜後的極權。後極權仍然維持着政治上的一元化，仍然殘忍地消滅任何有組織的政治反對派，但是在經濟和思想文化兩個領域都推行「修正主義」，不再死守一元化而默認實際上的半多元。戈爾巴喬夫等人的改革，所繼承的是赫魯曉夫所開啟的改革事業。而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則是集「修正主義」之大成，終於在1989-1991年間，促成共產主義後極權黨國的坍塌和成功程度不一的憲政民主轉型。

但是，人類歷史演變只有趨勢和概率，而沒有像自然界那樣的規律。根本原因在於，人類社會存在一個能動的、不確定的變量，也就是作為歷史主體的人。共產主義極權黨國在其締造者去世之後的演變，有兩個耀眼的例外。一個例外是北朝鮮。這個國家直接將朝鮮勞動黨的「黨天下」和金家的「家天下」合二為一，將金日成的「主體思想」確定為「唯一的指導方針」，將黨的領袖確定為 「賦予人民生命的恩人和慈父」，並且由金家祖孫三代世襲。因而，北朝鮮至今保持着極權的原型。

另一個例外是中國，在經歷了30餘年的後極權之後又倒向極權主義復辟。1976年毛澤東去世後死後中國的「去極權化」，是朝野上下聯手推進的偉業。民間的「去極權化」 努力，實際上在毛澤東行將就木的時候就已開始。在1976年清明節藉助悼念周恩來而展開的「四五運動」中，覺醒的中國人就已經寫出了告別毛澤東極權主義時代的詩句：「中國已不是過去的中國/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皇的封建社會一去不復返了」。這樣的覺醒，與中國民眾1949-1976年間令人窒息的領袖崇拜及普遍蒙昧，與當今仍然瀰漫於北朝鮮民眾中的普遍蒙昧，形成鮮明的對照。毛澤東去世之後，以「去極權化」為主調的民間刊物如雨後春筍，並迅速形成被稱為「民主牆運動」的思想啟蒙運動，展現中國民眾掙脫黨國的精神奴役而追求民主和自由的嶄新精神面貌。與民間的覺醒相映成趣的是，在體制內開明派胡耀邦等人的推動下，中共政權也展開「撥亂反正」、「思想解放」和「改革開放」，部分否定毛澤東及其極左路線，限制個人崇拜和領袖獨裁，平反冤假錯案，給「五類分子」摘帽、解放政治賤民，給個體和私營經濟出讓部分空間，有選擇地開放國門接納國際資本主義及民主世界的制度和觀念。

在廟堂和江湖的共同推動下，中國進入後極權時期。社會結構和權力結構發生重大變化，政治、經濟、文化全面一元化的社會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鬆動的一元化政治、多種所有制混合的半多元化經濟、古今中外多種意識形態相互競爭的半多元化文化。市場化、全球化、民主化三種大潮洶湧澎湃，極權保守勢力則以「反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等方式進行反撲，掌控中共黨國最高權力的鄧小平左右搖擺。展開拉鋸戰的雙方1989年在「八九民運」中攤牌，由於鄧小平從改革派陣營倒向極權保守派陣營而且喪盡天良地調動軍隊屠殺平民百姓、激進派學生領袖拒絕與趙紫陽為首的中共黨內開明派合作、趙紫陽的軟弱和誤判等偶然因素，「八九民運」功敗垂成。

「八九民運」失敗之後，中國體制內外自由民主力量受到極權保守派的全面清洗，政治民主化的道路被堵死。在1989-1991年間諸多共產主義後極權黨國分崩離析而邁向憲政民主轉型的大潮中，中國共產主義後極權黨國另闢蹊徑而生存下來。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後，中共高層更進一步達成共識，取消了「姓資姓社」的爭論，對黨國社會主義進行自我否定，轉軌到黨國資本主義， 寄生在國際資本主義體系的肌體上苟延殘喘。從黨國社會主義轉變為黨國資本主義，也就意味着後極權秩序和格局被固化。從江澤民的「悶聲大發財」到胡錦濤的「不折騰」，體現後極權中共黨國的無奈。

2012年習近平入主權力中樞，在中共黨國內部最蒙昧、最頑固的紅二代極權派支持下開歷史倒車，竭盡全力復辟極權專制。這是中國歷史演進的暫時挫折，是中共政權滅亡之前的垂死掙扎和迴光返照。

二 極權主義紅二代後繼無人

第二個層面是代際政治的視角，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無論習近平紅二代如何折騰，中共政權傳不到紅三代，必將隨着紅二代一起消失。我在《破解當下中國的極權主義回潮》、《中共黨國傳不到紅三代》等文中一再強調，中共紅二代集體接班，只能是曇花一現。毛澤東在世的時候，無產階級革命話語盛極一時，沒有安排權力世襲。而且，毛澤東在文革時期為了配合他和黨內「走資派」的生死搏鬥，還授意批判「血統論」。直到1989-1991年間蘇聯東歐共產黨國政權以及國際共產主義體系突然崩潰，中國部分紅一代在驚魂初定之後，做出將權力移交給紅二代以保住紅色江山的戰略部署，讓紅二代在黨、政、軍及其央企國企中紛紛上位、占據要津，形成強大的權力網絡、掌控關鍵資源。曾慶紅、劉源、習近平、薄熙來、王岐山、俞正聲等紅二代骨幹，正是在蘇東劇變和中共血腥鎮壓「八九民運」並全面清洗體制內外的民主力量之後，躋身中共權力中樞。

但是，在民智已開的中國社會，太子黨、紅二代之類，早就是負面詞彙，權力世襲廣受詬病。紅二代內部，也已經嚴重分化。固然有擁戴習近平的極權頑固派，也有實際上與他們處於對立狀態的憲政派，比如胡德平、胡德華、戴晴、高瑜、李大同、任志強、蔡霞等人，還有以劉亞洲、馬曉力、秦曉、何迪諸人為代表的現代派，以及眾多袖手旁觀的逍遙派。由於習近平霸王硬上弓而「定於一尊」，用黑幫手段野蠻確立與其他紅二代之間的君臣關係，強迫其他紅二代俯首稱臣、不准「妄議中央」，頑固派中的諸多豪強現今也已經與他離心離德，背地裡咬牙切齒。

對中國未來更有意義的是，紅二代能夠依賴父蔭在各個系統占據要津並形成強大的權力網絡，卻無力讓他們的兒女複製這種權力網絡。而且，他們的兒女所接受的是跟他們迥然不同的教育，在歐風美雨的浸潤中成長，價值觀念、知識結構和認知模式都有別於父輩，嚮往自由自在的現代生活方式而缺乏繼承極權主義紅色江山的內在強烈衝動。就力量對比而言，即使紅三代有繼承紅色江山的心愿，也根本成不了氣候，中國社會已不容他們像其父輩那樣呼風喚雨，中國的仁人志士與已經覺醒的民主世界都會有效阻擊他們集體世襲。

三 習近平的極權主義復辟造成內外交困

第三個層面，我們從現實政治的視角所觀察到的現實是，習近平推行極權主義復辟的倒行逆施全面敗壞改革開放所積累的成果，已經使中共極權黨國陷入內外交困、風雨飄搖。

筆者和很多有識之士早就指出，習近平上台以來上演的是一出鬧劇，而且是給中國和世界帶來巨大禍害的鬧劇。古人說「德不配位、必有災殃」。小人登上大位，其禍端不止於個人，而是連累整個社會。習近平本是當官幾十年除工於心計外毫無突出表現和建樹的平庸官員，陰差陽錯而被江澤民、曾慶紅等人推上黨國最高權位，立刻野心爆棚，真的是小人得志。用任志強的話說，那是一個「脫光了衣服也要當皇帝的小丑」。習近平能夠迅速集中權力，得益於行政權力支配一切的黨國極權體制和中共官員的整體平庸。習近平如此平庸的一位政客，居然能夠裝扮和包裝成「人民領袖」，堪稱官場腐敗之奇觀。更有甚者，這麼個無才無德、無知無能、無功有罪之人，居然能夠憑藉媒體宣傳和信息控制而造就個人崇拜，居然能夠籠絡到那麼多僕從跟班和鷹犬打手助紂為虐，居然能夠用破爛的民族復興讕言勾引芸芸眾生登上他的專制和仇外賊船，居然有那麼多投機分子和利祿之徒如此肉麻地溜須拍馬、阿諛奉承，實是中華民族之奇恥大辱。中國人對毛澤東個人崇拜的糟蹋蹂躪和奇災大難記憶猶新，還要遭受又一位小人的個人崇拜，情何以堪？

習近平給中華民族的帶來的大災大難，實在罄竹難書。習近平的最大罪惡，是使中國倒退到極權政治。他運用極權機制進行系統的政治迫害和政治清洗，全面摧殘中國公民社會，系統清除黨內政敵，橫掃維權律師以及依託非政府組織和網絡從事各類維權和傳播憲政民主理念的民間意見領袖；他通過「清網行動」等措施將互聯網全面變成黨國的宣傳工具，利用數碼通訊技術和社會信用機制實行全民監控；他用專制權力毀掉2003年非典之後建立起來的突發流行病即時報告和防範機制而導致新冠病毒的全球擴散，繼而又以慘無人道的「清零政策」造成無數病人無法就醫而死亡以及其它人道災難；他摧毀香港的自治、自由、法治和民主而使「東方之珠」黯然失色，在西藏、新疆、內蒙等地施行肉體和文化的種族滅絕而激化民族矛盾、加劇民族分裂。

在經濟方面，習近平是野蠻地使用專制權力消滅財富的典型「敗家子」，使中國改革開放幾十年所積累的資本和財富，在其兩個任期內快速流失殆盡。習近平沿着復辟極權的路子大踏步推進「國進民退」，通過「供給側改革」將私企逐出上游產業、通過「混改」將優質私企納入殭屍般的國企、通過在私企建立黨組織和黨書記參加董事會等方式控制私企的財務與人事、通過「打擊資本無序擴張」收拾私企巨頭；他為了滿足個人的領袖慾和虛榮心，既將黨國收割來的民脂民膏在世界各地「大撒幣」、又勞民傷財興辦一帶一路、雄安新區等一系列爛尾工程；他出台各種政策做大做實房地產泡沫、使系統性債務危機和金融危機的風險不斷加大；他拒絕引進國際上先進的新冠疫苗、野蠻地推行使經濟停擺的封城清零政策；他既自不量力與美國大打貿易戰、又狂妄地利用中國的經濟體量對澳大利亞等國家進行經濟制裁和經濟脅迫，毒化中國的對外經濟關係。這些倒行逆施的綜合後果是，當今中國經濟凋敝、百業蕭條、破產潮和失業潮接踵而來，億萬民眾利益受損而怨聲載道，「中國模式」在世人面前徹底破產。

在外交方面，習近平的虛驕和極權復辟也對中華民族造成無法繼續承受的傷害、使中共黨國四面楚歌。習近平政權與民主文明世界交惡，根源在於它在極權復辟的邪路上狂奔、公開向普世價值開戰、公然挑戰以人權、自由、法治等普世價值為支柱的國際秩序。 2013年4月22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的《關於當前意識形態領域情況的通報》，明確將普世價值、公民社會、憲政民主、新聞自由等已經被廣大覺醒的中國人所接受和追求的觀念和制度列為打擊對象，以維護極權黨國的政治安全和制度安全。習近平「新時代」的外交政策，在兩個基本面上向毛澤東時代的外交政策回歸。一個基本面是政治掛帥、狂妄無知地以國家民族的利益為代價爭當世界領袖；另一個基本面是將時勢歸結為「東升西降」（毛澤東時代的表述是「東風壓倒西風」），進而與發達的民主世界為敵、與獨裁政權以及怨恨西方的第三世界國家結盟，以營造有利於中國極權黨國生存發展的國際環境和秩序。從這樣的荒唐立場出發，習近平政權散布民族危亡的論調不斷推高民族情緒；違反《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在南海進行大規模的填海造島工程及相應的軍事部署，以便向太平洋延申中國的海軍力量並控制重要國際海運航道；通過「一帶一路」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機制，組建以中國為中心的投資和貿易體系；摧毀國際條約和承諾強行將香港大陸化，並且不斷派遣軍艦和戰機擾台而使台灣海峽劍拔弓張；將中國的國運與俄羅斯和朝鮮等流氓國家捆綁在一起而得罪文明民主世界；肆意違反國際規則和契約並明目張胆地偷竊西方先進技術，通過「戰狼外交」的惡言惡語搶奪國際話語權，操控世界衛生組織和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等國際組織，通過統戰手段腐蝕和削弱西方世界的核心價值和制度；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正因為如此，民主世界重新集結，對中共黨國進行圍堵。

四、中國憲政轉型勢在必行

坊間有一種說法，習近平入承大寶近十年以來在其它方面乏善可陳，「鐵腕反腐」這一項政績總該肯定。人們之所以走入認可或讚揚習近平反腐政績這個誤區，是因為錯誤定義腐敗。腐敗的確切定義是「以權謀私」。按照這個準確定義，毛澤東、習近平這一類獨夫民賊是一國之中最大的腐敗分子。毛澤東時代的中國誰最腐敗？當然是混世魔王毛澤東，他以中共黨魁的名分，獨霸黨國。即使就錢財而論，毛澤東在當時也是中國首富。當今中國誰最腐敗？當然是「定於一尊」的習近平，他以權謀私、剷除異己、任人唯親，達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正像歷代專制帝王不斷上演的「黑吃黑」把戲一樣，毛澤東、習近平等人濫用專制權力反腐以鞏固和強化其專制權力，是最黑暗、最高級別的腐敗行為與愚民伎倆，其危害性遠非貪戀財色所能比擬。貪財貪色該受懲罰，貪權貪位更該懲罰。而且，真正意義上的反腐，有權力制衡、公示官員財產、司法獨立、依法辦案、新聞獨立等行之有效的制度和方法，但是習近平堅決拒絕這些制度和方法，反而將提倡這些制度和方法的人治罪。習近平的所謂「反腐」，是與法治針鋒相對的法外施法、選擇執法，完全服務於他個人的政治私利。

實際上，正是因為有了「鐵腕反腐」這個殺手鐧，禍國殃民、到處爛尾的習近平仍然能夠大權在握、令所有官員俯首聽命。在極權黨國逼良為娼的制度框架中，各級官員的問題不在於是否有違規動作，而在於是否被追究責任。而是否被追究責任，決定權在各級政權的一把手手中。省部級一把手這一級別以上幹部是否被追究責任，決定權由中共黨魁掌握。老朽昏庸的毛澤東到了氣息奄奄的風燭殘年，躺在病床上通過「陪睡丫頭」（江青語）發號施令，仍能牢牢掌握黨國大權，靠的正是黨國潛規則給他的終極人事處置權。所有高官的個人檔案之中，保存着所有高官被檢舉或自我檢討的罪錯。依據這樣的「生死簿」，毛澤東可以隨時處置任何官員。黨國極權制度中最高領導人所掌控的生殺予奪大權，確實荒唐而殘忍。中共黨國的廟堂中人，在毛澤東去世後痛定思痛，局部「去極權化」而走向後極權，結束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政治路線，明文禁止個人崇拜，建立退休制度、任期制度、黨內民主、集體領導等剛性約束和軟約束來防範領袖獨裁。遺憾的是，他們為認知所限，也為一黨專政之私，沒有徹底否定毛澤東，拒絕真正意義上的政治民主化。「去極權化」的事業半途而廢，遺患無窮。沒有去掉的黨魁終極人事處置權，落入習近平這一類權欲薰心的小人之手，舉國朝野上下又重受極權之苦。習近平、王岐山等極權主義者，除了用嚴刑峻法戕害社會、毒化社會、毒化人際關係，也通過紀檢部門及特務機構收集材料重修各級幹部的「生死簿」，隨時用腐敗罪名整肅異己。這樣一來，「反腐鬥爭」就發揮了與毛澤東時代的「階級鬥爭」同樣的功效，被習近平利用來迫使其他黨國官員就範，使所有官員都生活在人人自危的恐懼之中，並濫施淫威製造對他的個人崇拜。

要終結極權主義者習近平對中國造成的禍害，必須在根本政治制度上改變中國。2014年我結集出版《中國憲政轉型》一書時，特別在封面上寫明：「中國面臨的時代任務，早就不是黨國體制框架內的改革，而是從黨國體制到憲政民主的轉型」。顯而易見，習近平的倒行逆施，與中國所面臨的時代任務背道而馳。經歷了習近平的極權主義復辟回潮，中國朝野上下的有識之士唯有挺身而出、義無反顧地儘早結束習近平的鬧劇，完成中國的憲政轉型。國人前赴後繼推進中國憲政轉型，其義舉之悲壯及代價之慘烈，足可動天地、泣鬼神。新近的範例有許志永、任志強、許章潤等一身正氣的忠勇國士，勇觸逆鱗公開叫板習近平。劉曉波斷言，「中國的希望在民間」，誠哉斯言！

黨國廟堂中人，也有充分依據出手阻擊習近平。正像蔡霞 在《習近平詭詐而狡蠻的修憲及其影響》一文作羅列的那樣，習近平為了連任所從事的一切動作，都是對文明規則的野蠻破壞。作為文化大革命中億萬中國人的血淚所換取的文明成果，1982年修訂《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將廢除領導幹部職務終身製作為憲法的基本原則，明確規定國家領導人的職務任期限制；1982年修訂的《中國共產黨章程》也特別寫進了反對個人崇拜、廢除終身制和黨內決不允許有特殊黨員等重大原則。從那時起，黨政領導幹部在同一職務上兩屆任期就在制度上確立起來了。為了杜絕「例外」，中共中央辦公廳2006年08月還專門印發了《黨政領導幹部職務任期制暫行規定》，寫明「黨政領導幹部在同一職位上連續任職達到兩個任期，不再推薦、提名或者任命擔任同一職務。」習近平公然謀求違規連任，公然踐踏「黨紀國法」，公然製造個人崇拜，如此胡作非為、厚顏無恥，理應天怒人怨、眾叛親離。

社會各界合力合力實現憲政轉型，國人在一百多年前的「辛亥革命」中就贏過一回。三十多年前，蘇聯東歐的共產主義黨國土崩瓦解，只在轉瞬之間。環顧當今神州大地，人心思變。心存善念的各界人士，自當放手一搏，盡人事而聽天命。世人所期待的壯麗時刻會如期而至，中共極權暴政在民變、兵變、政變相互呼應中灰飛煙滅，憲政中國在呼聲、歌聲、笑聲相互激盪中橫空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