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大廠裁員，降薪50%還是沒找到工作

被互聯網公司裁員近5個月後，張書瑤因貧血和精神壓力過大病倒了。

「請給我開便宜一些的藥。」對着那個正在開藥的醫生，她叮囑着。

隨後幾天，她躺在病床上，盯着天花板上昏暗慘白的燈光，這段時間的經歷像走馬燈一樣在她腦海里浮現：碰運氣搖中了新樓盤的號，首付花光了她工作幾年來的全部積蓄；半個月後，她毫無徵兆地被裁員，HR要求她當天清空所有物品馬上離開；每個月1.2萬的房貸如約而至，她本以為能在3個月內找到一份相對滿意的工作，但失業近5個月，她在招聘軟件上聯繫了全國一二線城市近600家公司，至今沒有收到一個錄用通知。

回想起來，33歲的張書瑤無比後悔自己當初抱着試一試的心態，參加了那次樓盤搖號。

在搖上那套房子、交完首付的那刻，她感覺自己無限靠近了期待已久的安穩生活——孤身在異鄉漂泊數年，張書瑤一直沒結婚，母親去世後，她和父親也極少往來，她需要一間房子、一個最具象的「家」，給她撫慰與安全感。

如果沒被裁員，四十多萬的年薪會讓這種安穩看上去順理成章，雖然為此她需要繼續忍受「996」；而一旦失業，表面的安穩會立刻岌岌可危——人到中年，工作沒了，房子斷供。

現在，張書瑤還在靠着賠償金勉力維持。她想着，如果真的到了斷供那天，「大不了一死了之」。

 01 凜冬已至

和很多供職於互聯網大廠的高學歷人才不同，張書瑤沒有顯赫的學歷——她畢業於大專院校的設計專業。當年，她的很多同學畢業後都去了路邊的打印店工作，而她拿着幾百塊錢，從小城市來到省會，租住在城中村里沒有暖氣和空調的隔斷間，在一家互聯網公司開啟自己的職業生涯。

那是2011年，正是互聯網蓬勃發展的黃金年代。一些圈內神話被廣為流傳：寫下支付寶第一行代碼的苗人鳳是大專生，專業是與網絡毫不相關的會計，自學的編程；阿里首席通信科學家原本只讀了中專，後來通過自學考取了北京郵電大學碩士。

在這些「神話」的感召下，張書瑤順應着時代潮流，踏入了互聯網這一似乎流淌着奶與蜜的應許之地。

從第一家小廠開始，張書瑤平均每兩年跳一次槽，每次跳槽都伴隨着30%-50%的薪資漲幅。摸爬滾打七八年後，她加入了一家在全國處於第二梯隊的中等規模互聯網公司。入職沒多久，公司在香港上市，市值最高曾到2021年2月的700多億港元。

不同於以往在小公司的野蠻生長，在這裡，張書瑤系統學習了設計流程、設計方法，結識了更多在業務上可以彼此交流的工作夥伴。四年多來，她的薪資隨着公司發展水漲船高。公司薪酬體系和福利待遇對標阿里，在12個月工資的基礎上，年底有2-6個月的年終獎，工作滿兩年的員工可以分到股票。站在時代的風口浪尖，張書瑤隱約觸摸到行業帶來的紅利。

高薪，是互聯網行業最具吸引力的光環。脈脈發布的《2021-2022新經濟公司年終獎觀察報告》顯示，TOP10公司的平均年終獎均超過10萬元，且大部分為互聯網頭部企業。OPPO、騰訊、螞蟻集團位列前三，平均年終獎分別為21.71萬元、20.63萬元、17.57萬元。而對女性從業者來說，互聯網/IT和電子通信行業也有望成為女性打破職業壁壘和收入差距的前沿陣地。獲取更高工資，是張書瑤在這個行業內一路打怪升級的最直接原因。

為了能在這套系統內生存下去，張書瑤每天一睜眼就開始工作，深夜回到家只有癱倒在床上的力氣。她所在公司的領導在年會上公開宣布實行「996」打卡工作制，淘汰與公司價值觀不匹配的員工。重壓之下，張書瑤沒有時間參加專升本考試，沒有時間在工作日請假回老家遷戶口——這導致她在失業後，無法為自己購買本市社保，只能繳納靈活就業人口的養老保險。但還在職的時候，這些似乎都不算問題，她和無數互聯網人一樣，有着明晰順暢的線性人生：從中廠跳到大廠，換來更優厚的薪資和股權，在「996」的「福報」中一路內卷下去。

公司裁員叫停了這一切。

HR與她面談當天，她才後知後覺，這一切並非沒有徵兆：年終獎從保底兩個月縮水成了0.8個月；工作群里的5000多名同事在春節後消失了近千人；工作時間摸魚的人越來越多，因為可做的業務越來越少。但大家都還是挨到深夜才打卡下班，只求保住自己的職位。

「我怎麼也沒有想到有一天自己會被裁員」，在這之前，張書瑤一直認為自己是安全的，她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工作上，是業績優秀的業務骨幹。事後復盤，她分析原因最可能有兩個：一是她的學歷，在公司一眾985名校和海歸畢業生中顯得過於另類；二是她已經33歲了，逼近互聯網35歲的死線。儘管她對自己的規劃是工作到最後一刻，實在干不動了就和朋友們抱團養老，但公司還是顧慮到她隨時可能懷孕生產。

張書瑤只是這場席捲整個行業的互聯網裁員潮中的棄兵之一。

這不只是某一家公司或者某一個垂類的偃旗息鼓，而是所有大廠們的集體收縮。據統計，2021年7月到2022年3月中旬，騰訊、阿里巴巴、字節跳動、美團、拼多多等12家企業總離職人數21.68萬人。此外，還有無數中小型互聯網公司在刺骨寒冬中土崩瓦解。

1996年出生的祝清歡，更是在一年多時間裡經歷了兩次被裁。

祝清歡碩士畢業於北京一家著名財經類院校。畢業正值2020年夏天，那是在線教育行業的「高光時刻」。祝清歡通過長達六輪的反覆面試，最終躋身在線教育行業的一家頭部公司。

而彼時所謂的「高光時刻」只是這一行業全面覆滅前的表面興旺。從2021年5月到2022年3月，教育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規範與監管校外培訓機構，「雙減」的政策打擊導致眾多在線教育公司急速收縮、業務轉型或者破產退場。教培裁員，讓一千多萬從業者步入寒冬。

祝清歡也感受到了這股凜冽的寒意。她所在的頭部公司，本身占據了和一所高中差不多規模的辦公園區，有很大一部分辦公區域還在裝修。但2021年7月之後，本來每天都可以聽到的惱人的裝修聲不見了，接着，3樓、4樓、5樓漸漸空了出來。最終有一天，HR找到了祝清歡，讓她在當天離職。

這次被裁沒多久，祝清歡就順利收到了另一家互聯網巨頭公司的錄用通知。這是一家生活服務類的電子商務平台，祝清歡從多個維度評估了這份工作的穩定性，她覺得這是一次「棄暗投明」的選擇。

但她最終只在這家公司工作了7個月。2022年第一季度，因為持續巨額虧損，公司開啟了過去兩年來規模最大的一次裁員。每天午飯時間，同事們都在交流在脈脈上看到的公司裁員消息，他們發現會議室也越來越難訂，因為幾乎全部由HR占用來進行裁員談判。但還沒有裁到自己身上的時候，「大家都覺得這件事雖然與我有關，但也沒有那麼強烈的關聯感。」

那一天還是來了。4月一個周日的晚上，祝清歡收到了領導發來的微信：明天上午我們聊聊吧。祝清歡明白，她在這家公司的「大限之期」到了。第二天一早，她拖着兩個行李箱，收拾自己擺在工位上的抱枕、腳踏板、電腦支架、空調衫、綠植……「現在有一種工位風格叫『離職風』，就是工位上什麼都不擺好像隨時都要跑路的樣子。但我受不了這種風格，我要在自己的工位上擺上一切可以讓我舒心的東西。看到它們的時候，我知道我屬於這裡，我沒有打算過會離開這裡。」

最讓祝清歡觸景生情的，是她的公司工牌，「因為上面的我非常好看」。她曾經戴着這個工牌在望京的快餐店、咖啡館以及各個辦公樓宇間穿梭。離職當晚，摩挲着自己的工牌，祝清歡大哭了一場，「我失去了一份非常好的工作，失去了一個對我的成長有幫助的契機。」

02 求職困境

剛被裁的時候，張書瑤按照以往跳槽經驗，預估自己會在三個月內順利找到一份相對滿意的工作，但實際情況比自己預想的惡劣太多。

她在招聘軟件上主動聯繫的近600家公司，只有十分之一給了她投遞簡歷的機會，其中拿到面試邀約的只有三分之一，而幾乎所有的面試都無疾而終。

考慮到自己的學歷、年齡、未婚未育的事實，以及大廠的運行現狀，張書瑤沒有把目標投向一線大廠，而是務實地選擇了一些中小規模的互聯網公司。這意味着，她要接受30%-50%的顯性降薪，還不包括公積金和其他福利的折扣。

她用兩個月整理了自己以往的設計作品集和知識庫，並且每次面試都會錄音，在結束後反覆回聽，復盤自己的疏漏與不足。在這十幾次面試中，她遭遇過在今年極度炎熱的天氣里坐地鐵往返三個小時，結果根本沒有崗位名額的虛假招聘；遭遇過面試官強硬的大幅度降薪；遭遇過眼看要拿到錄用通知，但因為公司自身朝不保夕而取消招聘。

因為實在找不到工作，張書瑤開始投遞她之前從未嘗試過的外包崗位。但她知道，在互聯網運行系統中，外包員工只能處於最邊緣的軌道，接觸不到核心業務，轉正名額、薪資福利、晉升渠道也輪不到他們。一旦外包經歷出現在自己的簡歷上，那麼今後她很可能再也無法找到一個正式員工的職位。

即便如此，每月1.2萬元的房貸壓力讓她不得不先為了生存而委曲求全。

但哪怕爭取這個委屈求全的機會也沒有想象中容易。在一次外包崗位的面試中，HR對張書瑤說，「你早就該來嘗試外包了」。這句話讓她內心五味雜陳：原來在別人看來，自己在如今的局勢下還在爭取一個正職的工作機會，就好像痴人說夢一般。

當視頻面試開啟之後，面試主管過了好久才接通視頻，並且全程表現得心不在焉。張書瑤覺得，這就是這家公司對外包員工的真實態度：眼裡根本沒有這個群體。這場面試，張書瑤草草敷衍了幾句，最終，她沒有得到這份外包工作。

連外包的機會都沒有抓住，張書瑤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懷疑，「我沒有做到以一個平和的心態去面對外包崗位，因為覺得委曲求全而沒有控制好自己的情緒。既然已經做出了這個選擇，那就沒什麼好委屈的了。畢竟在這個當下，哪裡還有更好的選擇呢？」

同樣33歲的於琳和她的老公也在這次互聯網裁員潮中相繼失業。從北京某互聯網大廠「畢業」的她，在找工作的過程中，發現大部分公司要麼是給不起她原來的薪資，要麼就是在用面試「騙方案」。「我覺得自己不管是從內容層面，還是產品思維、運營方式上來講，在北京市場還是有競爭力的。但沒一家公司要我的時候，我還是挺焦慮的。後來發現，其實也不是自己的問題，是人家根本沒那個招聘需求。」

作為已婚未育的女性，於琳在求職市場上頗感被動。但她的老公，一位36歲的資深程序員，更是幾乎徹底被互聯網行業淘汰。基礎的技術型崗位，薪資無法與他過去的水準持平，可能有較大降幅；而總監級別的管理崗位，大多在公司高層原本的社會關係網中篩選候選人。

失業之初，於琳和老公專門找了社保代繳機構繼續繳納兩人的北京社保，每月房租加社保要花掉一萬多塊錢。三四個月後，他們決定離開北京，回到於琳的家鄉。於琳已經在家鄉買房買車，回鄉就業，對暫時沒有收入的兩人來說會減輕很多經濟壓力。

家鄉是一座常住人口1300多萬的新一線城市，但工作機會和北京相差甚遠。很多公司在招聘時明確要求只要35歲甚至30歲以下的員工，於琳的老公因為「超齡」，一直在家待業。於琳則勉強得到了一個工作機會。拿到合同後她發現，與前期溝通不同，這是一份單休的工作，但沒有加班費，也沒有調休補償。

在北京工作多年的於琳對此大為不解，但公司說這是慣例，如果她不滿意可以走人。氣不過的於琳開啟了漫長的勞動仲裁之路，一個多月跑遍了所在城市幾乎所有的勞動仲裁監察大隊和法律援助中心。但至今她的申請還沒有後續。

「一旦失去平台，所謂的大廠中層，就會像午夜鐘聲響起時的灰姑娘，脫下華服和玻璃鞋，回到灰撲撲的環境裡繼續勞作、掙扎。」被裁掉之後，陳航在社交平台寫下這段話。這個曾經年薪80萬的大廠中層，如今投出的簡歷全部石沉大海、杳無音訊。面對同樣無業的妻子、還在讀小學的孩子，以及每個月紛至沓來的房貸、車貸賬單，他陷入了極度焦慮、抑鬱狀態，不得不通過吃藥來調節心情。

為了生存，畢業於C9高校理工專業的他，通過自己老同學的關係去某成人教育學院做老師，年薪18萬。到學院報到的第一天，他看到自己的直屬科級領導穿着老舊的滌綸運動服，在休息時間和同事分享人均100元在海底撈吃到撐的點單攻略。

「我過去也是能帶着團隊把一個產品從無到有做起來的，現在呢？在給連順豐快遞都不會下單的人打工！」他在網上的吐槽，收到了網友清一色的批評和嘲諷，有人說：「你稅後80萬年薪不就拿了那麼幾年嗎？而你科長的20萬年薪可以拿到退休，還能有增長空間，這就是區別。要不怎麼說宇宙的盡頭是編制呢！」

03 難以為繼的生活

被裁員之後，張書瑤找到開發商，希望能夠退房，哪怕已經交出去的5萬元定金打水漂也可以，但開發商不同意。在朋友的建議下，她諮詢了律師，律師表示基本的風險代理費要10萬元，但不保證訴訟成功。多方權衡後，張書瑤只能咬着牙把房貸繼續背下去。

但有一次，她去和樓盤開發商交涉的時候，發現她所買的樓棟有一戶房主成功地退了房子。這時她意識到，自己無法退房的原因，歸根到底因為她沒有任何可以借力的社會關係，甚至連一個可以陪她來和開發商談判的人都沒有。她能依靠的只有自己——一個身高一米五、長着娃娃臉的女孩子。

她一直想證明，嬌小可愛的女孩子也有無窮無盡的能量。也因此，她在工作上拼盡全力，在日常生活中喜歡拍攝自己服裝搭配的照片分享到社交媒體上。那些衣服大多價值百元左右——她一直精打細算地攢錢，從不敢過度和超前消費，只求換來一個安身之所。

被裁員後，她已經4個月沒再買過衣服。「之前不是有被大廠裁掉後跳樓自殺的人嗎？當時我還不理解，現在我懂了。誰不想好好活着呢？可誰又允許我活下去呢？」她想好了，如果真的到了不得不因為斷貸自殺的那天，她要寫好遺囑，把自己的器官捐給需要的人，「我活着的時候沒有感受到這個世界的溫柔善意，希望死了可以讓這世上有人好過一些。」

現在，她把希望寄託於上家公司在巔峰時期分給員工們的股票上，雖然這批股票已經跌得只剩一毛錢，「和廢紙沒有什麼區別」。但她還是祈禱前公司能夠起死回生，「這樣這批股票還能救我一命，讓我苟延殘喘、多活幾年。」

祝清歡則在3個月求職未果、賠償金快要彈盡糧絕的時候做起了兼職。

她的兼職瞄準了北京現在最火熱的市場需求——家庭教師。「雙減」之後，北京有學齡兒童的家庭補課需求有增無減，但補課班幾乎銷聲匿跡。於是，家長們開始潛入各大高校學子組建的家教群發布需求公告，祝清歡精準對接了其中一個家長。

這份工作的性價比並不算高——她需要一周四天往返通勤兩個小時去到學生家裡授課，一次授課時間一小時，能賺到100塊錢，有時家長還會以「溝通孩子學習情況」為由再和她聊上將近一個小時。因為目前家庭私教沒有明確的政策性規定和行業規範，祝清歡經常被白白占用很多時間。但一周400元的收入，對她來說也算是可解燃眉之急。

除了家教外，祝清歡還開闢了第二副業，在社交媒體上做簡歷修改師，主要客戶是應屆畢業生。她發現雖然互聯網大廠內外交困，但年輕人普遍還是想躋身這個行業，「哪個小孩不想進大廠啊？說白了瘦死的駱駝比馬大！」

除了手頭的錢越來越少，祝清歡更大的焦慮來自於母親。

祝清歡的父親去世後，她和母親各自處於獨居生活的狀態。因為擔心對方遇到不測，她們給彼此的家裡安裝了攝像頭，說好了如果通過電話聯絡不到，就打開攝像頭看對方有沒有遇到什麼意外。一個工作日的白天，母親通過攝像頭看到了她，質問她為什麼這個時間居然在家，她以請假帶貓看病為由搪塞了過去。在這之後，她調整了屋內攝像頭的監控視野，小心翼翼地保證自己只在監控盲區內活動。

作為山東人，祝清歡的母親期待着女兒能有個標準「山東孝女」式的生活路徑：考入家門口的體制內單位、早早結婚、兒女雙全。對體制內毫無興趣的祝清歡為了表明自己的態度，把一些女權主義的標語文到了自己身上——文身，在某種程度上意味着和考公徹底絕緣。

儘管生活捉襟見肘，但她堅持沒有告訴母親失業的事，「我不想讓她再跟我提考公很香這件事，我不想讓她覺得我的選擇是錯誤的！」

 04 未來的路

失業5個月後，張書瑤終於收到了一家坐落於一線城市某公司的錄用通知。

雀躍之後，她面對的依舊是矛盾叢生的現實：這家公司處於初創階段，規模非常小，產品發展前景不大，也許朝不保夕。並且她知道，在那座一線城市，三四千塊錢都租不到一間像樣的屋子，早晚班地鐵上擠滿了沙丁魚一樣疲憊的打工人。同事提醒她，如果想確保不遲到，每天要有半個小時的預留通勤時間。

但此時的她沒有更好的選擇。求職碰壁後，她考慮過國企和公務員，因為自身學歷不過關，連嘗試的機會都沒有；她考慮轉型成為設計方面的知識付費博主，但這需要長期的時間成本和運營資源積累；她還看到有很多前互聯網人去成都擺攤，在社交媒體上分享自己在地攤上光鮮亮麗的自拍，但張書瑤深知，這不過是擅長追風口和營銷作秀的互聯網人集體演出的一場盛大自嗨而已。「互聯網失業的人的確很多，但大部分從業者要麼年輕學歷好，要麼有充足的財富積累，要麼有家庭有伴侶支撐，即便我們面臨同樣困境，因個體情況不同，也都有不同的境遇。而每個人的故事，不應該被變成臉譜化的事件和一堆冷冰冰的數據。」

鄧欣就是一位即便不工作也無生存之虞的互聯網失業女性。今年31歲的她剛結婚沒多久，丈夫的收入足以支撐家庭在北京的房貸、車貸以及日常花銷。但已婚未育在某種程度上也成了她職業道路上的阻礙。還沒被裁的時候，鄧欣在職場上對生育這個話題總是避之不及。領導在的飯局上，有同事直接問她備孕計劃，她急忙回答「還沒有這個計劃」；平常同事聊天，有人旁敲側擊問她什麼時候要孩子，她會明確回覆：「不考慮這個事情。」

被裁員前，鄧欣在某互聯網大廠做到了P7，中文名稱是「高級產品經理」，年薪超過70萬。但從大廠「畢業」後，找了四個月工作的她，至今還沒有收到一個offer。

因為找不到滿意的工作，丈夫建議她把孩子生了，「他說就算這兩年不工作，你要是能夠把一個娃生下來，其實你也完成你的KPI了。」但備孕一段時間後，鄧欣發現自己是不易受孕體質，她覺得此前近十年晨昏顛倒的生活，也極大損耗了自己的身體。鄧欣擔心，自己如果四五年還生不出孩子，又中斷了工作，那未來該如何呢？

她也擔心，無業會影響自己的家庭地位。事實上，失業以來，她已經極盡所能地省錢，出門能坐公交就不坐地鐵，非必要不打車，她不想被丈夫認為是「不賺錢還喜歡亂花的人」。

考慮再三，鄧欣決定繼續求職。她把目標投向自己畢業時嗤之以鼻的公務員、國企，但發現有着極高的躋身門檻，「國企月薪8000的崗位，大都需要你滿足北京戶口、名校碩士、中共黨員這幾個硬性條件；而且公務員的考題非常難，根本不是輕鬆能通過的。」她又把目標轉向了性價比較高的外企，但因為沒有拿得出手的語言能力證書，被拒之門外。於是，鄧欣開始每天背新概念英語課文、打卡單詞背誦軟件，還約見了哈佛畢業的前同事，向她請教「該怎麼搞個哈佛的學歷」。雖然看不清前路，但她覺得堅持學英語准沒錯，「據說人在低谷的時候，總是會想到要學英語。」

張書瑤很快就要動身去那個一線城市工作了。臨行前，她認真回顧了自己十幾年來的互聯網沉浮往事，覺得自己也算得上搭乘了時代快車道，只不過泡沫終將破滅而已。未來，她希望拋開那些普遍意義上的成功定義，「之前認為工資越高就越成功，不能晉升就是失敗的人生。但其實，工作的當下是否愉悅，生活的當下是否快樂，才是我真正該思考與追求的。」

「人生不是乏味單一的軌道，而是充滿可能性的曠野。」她對自己說。

（全文轉自微信你公眾號鳳凰WEEKLY，原文已被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