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北京的中央機關大院兒里長大的。我父母曾經是軍人。父親之前是北大畢業的。 49年以後，他們還屬於軍隊系統，到我出生的時候已經轉到地方了，不穿軍裝了。
【編註：在毛澤東為清除異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期間，從中央到地方，大批共產黨的幹部被被打成「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受到嚴酷迫害。 郭於華的父親被造反派揪斗，剝奪了醫治權利，1968年因肝硬化去世。】
我父親去世那會兒我還不到12歲，當然會對人產生特別大的影響，比如說性格。我小時候性格特別的怯懦，特別膽小，遇到什麼事兒就只會哭這種。但是經歷文革這個時代之後，其實是逼出來的嘛。我的兩個哥哥比我大十幾歲，都去外地工作了。我姐姐大我五、六歲，還沒有成年，但是也工作了。她老在那個工廠裡面，特別晚也不回家，我就特別害怕，一個人都不敢回家，老在外面等着她。我記得我姐姐當時跟我說：「從今往後，你遇到什麼事兒，遇到別人欺負你，你只能靠自己。」沒有辦法，我爸爸也不在了，我媽媽那段時間也不能回家，家裡只有我一個，脖子上掛着個鑰匙，那是比較艱難的一段時間。
但那會兒年齡小，很多事兒不懂，也沒有覺得活不下去那種感覺。反正就是遇到事兒了，使勁兒記着哥哥姐姐說的話，遇到人家欺負你，首先你不欺負別人。但你也不能軟弱，被人欺負。一旦有人欺負你，就記住：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所以那會兒我性格也就變化比較大吧。多年以後同學聚會，他們還回想說，我是班裡唯一跟男生動手的女生。
那會兒就是有點無依無靠的那種，什麼事兒都得靠自己了，包括生活。那段時間，都是票證經濟，每個月要去領糧票啊、油票啊。要把這些供應的東西買回來。這個月你要是忘了，就沒有了。
【編註：在紅衛兵和造反派衝擊政府機關，發動奪權風暴後，中共黨內溫和派最終部署軍隊恢復了對政府機構的控制，他們還允許一些未成年人參軍，這在當時無疑是一種特權。】
我們那個院兒的很多孩子去參軍，都是都很小，15、6歲，我就跟我媽媽說，我也想去。我媽媽也特別希望我能去，因為那會兒你要是不去，中學畢業，你就要下鄉插隊了嘛。後來就特別使了一些勁，找了一些人。最後我比別人去的都晚，人家12月就都走了，我是1月份才離開家走的，算是比較幸運的一個契機吧。
【編註：1971年，14歲的郭於華參軍入伍。在那之後的九年間，她在武漢軍區空軍通訊團擔任士兵和副連職技術員。剛滿18歲時，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當兵那會兒感覺要是不入黨，就是比較落後，比較有問題的這種。幾乎所有的人都會是這麼想。特別是在軍隊，如果你沒入黨，會覺得肯定是你有什麼問題，或者說你不努力，或者說出了什麼問題。入黨才是一個正常的狀態。如果你入不了的話，會被視為不正常的狀態。那個氛圍就是這樣。如果你不是在軍隊，在其它地方，可能那個自由空間還稍微大一點。軍隊基本上就沒有什麼個人自由的空間。我不是小粉紅，那時沒有「粉紅」這個概念，那個時候大家都要很紅很紅，通紅通紅的。
我是79年末的最後一天回到北京，80年考的大學。恰好80年到89年都是在大學校園裡度過的，其實從原來的不明白到有一些明白，到有點啟蒙或者覺醒的過程是在校園這將近十年的過程中完成的。
我們剛進大學的時候，看見77、78級那些學長們在自由競選人民代表，有大學生、也有青年教師，在校園裡演講，參加競選。這對於我們來說都特別新奇，就覺得他們是在參政嘛，希望參與到政治治理當中。那時候的爭論、討論都很活躍。一個是社會氛圍變了，再一個畢竟高等教育停了十年。被擠壓了那麼長時間的求知的欲望，需要追尋真相的力量、動力非常之強。再加上西方各個門類的思想，學術的翻譯、引進，像《走向未來叢書》、《中國與世界》叢書，都對中國的學者起到啟蒙的作用。
我上大學時已經24歲了，之前對中國的歷史和現實沒有什麼質疑和批判的意識。比如說像林彪事件的時候，那時候畢竟還未成年，也不會思考那些問題。改革開放的時候，起碼知道再偉大的人，或者宣傳上再偉光正的一個組織，它也是會犯錯的。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詩人葉文福來學校組織講座。當時他的詩作也是引起特別大的轟動，對於高官貪腐的抨擊，實際上是很具批判性的。他寫的《將軍，你不能這樣做》那個長詩，真的讓很多人很振奮，覺得這些東西是應該去批評的，這些黑暗是應該去揭露的。
但是我覺得徹底放棄這樣的期待，當然還是89六四。六四之後就不會覺得它只是犯了錯誤，有改革的希望，是以前不切實際的幻想的一種破滅吧。後來這30多年過去了，實際上你看到它是不可能認錯的嘛。你不認錯的話，要靠什麼來維持？你就只能靠欺騙。這個欺騙就等於是你告訴大家的歷史是不真實的。我自己是做口述史研究的，當然知道歷史不能只有一種聲音。當我們只有一種聲音，一種現實的時候，當然要打一個問號，一定要質疑。你還要用強制的方法讓人家接受，不接受就會用壓制的這種方式。那我當然反對這個東西。
我聲明退黨是14年。其實我2000年進清華（任教），我就從來不參加這種活動，我也不交黨費。我說，我每年都資助貧困山區的孩子讀書，每年大概是2000塊錢吧。我就把人家給的那個捐資助學的回執就給他。我說：「就這個，沒有錢」。
我覺得他們一個是反歷史——不讓大家知道歷史真相；再一個就是不許人們追尋真相。你要追尋真相，或者你要說句真話，那麼這也會帶來巨大的風險。這些年其實我們也都感同身受嘛。那就導致一個問題就是，你這個權力的合法性何在呢？
黨統治全社會，這是一件特別可怕的事。在改革開放之前，在毛時代肯定是這樣的。但是今天這種狀況改變了嗎？我覺得根本沒有根本改變。它權力獨大，它獨斷專行，想怎麼着怎麼着。毛時代是計劃經濟體制，不讓你發展市場經濟體制。而今天呢，它鼓勵你發展市場經濟體制，但是這個市場是為它來謀取巨額利益的一個空間。那你說，哪會企業家精神啊？他財產都不安全，敢創業嗎？他精神都不自由，怎麼創新？看一看老百姓有多少發展？看一看那些農民、那些農民工，他們有什麼樣的發展？很多都是韭菜。整天割來割去的自己還不知道，還挺驕傲。改革開放巨大的好處、紅利都被誰拿去了？這是最根本的問題。
郭於華，1956年生，社會學家，清華大學社會學教授。主要關注中國底層社會的苦難，包括農民工、失業下崗工人、勞工維權等。對北京直言不諱的批評讓她成為中國公共知識分子中的一員，也時常是當局噤言、打壓的目標。
童年時成長於北京的機關大院，父母曾是軍人。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父親被打成「走資派」（「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簡稱）受到批鬥。他1968年因病去世時，郭於華尚未滿12歲。家庭的變故讓這個內向膽小的女孩一夜長大。
1971年9月「偉大領袖毛澤東親手選定的接班人」林彪所謂的「叛黨叛國倉皇出逃摔死在蒙古溫都爾汗」的事件發生後，毛迫於形勢不得不降低鬥爭的調門。因為家庭的背景，14歲的郭於華被批准參軍，成為當時年輕人最嚮往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中的一員。那時候的她愛黨愛國，用她自己的話說，「通紅通紅的」。不僅是她，當時整個中國社會的氛圍都是如此，尤其是在軍中。剛滿18歲時，郭於華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郭於華說自己的覺醒不是來自某個瞬間，而是一個漫長的過程。1980年她考取了北京師範大學，寒窗十年，獲得博士學位。從原來的不明白，到有一些明白，再到覺醒，大都是在這十年間校內校外的所見所聞的啟蒙中完成的。
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中國人還記得那蓬勃、自由的80年代。改革開放打開了國門，西方思想文化湧入，讓剛剛經歷了十年「文革」浩劫和連續三十年思想文化封閉的中國人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新奇、舒暢和希望。然而，1989年中共當局出動野戰軍攻入中國自己的首都。北京的槍聲似乎在一夜之間扭轉了中國「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前進方向。郭於華說，她也跟千百萬中國人一樣，自那時以來就不再對未來抱任何幻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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