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鮮花革命」與萬聖節狂歡：習近平為什麼害怕群眾悼念李克強

極權政權一般喜歡以「人民政權」自居，然而，人民在極權政權眼裡，真實地位其實如「芻狗」，在抽象禮讚人民的同時，卻對人民怕得要死，時時刻刻防範人民的不滿，外界從北京當局這次對李克強喪事的處理中，再次看到了這點。

李克強是中共前二號人物，由於他的「平民總理」形象，以及多年來被習近平壓制的狀況，他的突然去世在中國民間引發了一股悼念潮，在其故居和曾經工作過的地方，大批民眾自發前往，用鮮花表達哀思。北京當局雖然不敢阻攔民眾鮮花悼念（因為沒有說得出的正當理由），但在網上，對有關李克強的一切信息，幾乎一律封殺，搞得好像李克強不是中共的前總理，而是黨的政治反對派。當局之所以對群眾悼念李克強非常緊張，原因說來也簡單，嗅出了其中的「異味」，明白群眾不過是借悼念李克強，來表達對當下政治的不滿，矛頭直指習近平，是對習過去10年的統治說「不」，故而，它要防範「別有用心」之人藉此煽動群眾鬧事，唯恐悼念現場失控，出現另一場「四五運動」。

民眾自發悼念，傳遞清晰政治含義

中國歷史上的「四五運動」，今天在中共的敘事中，是作為一場正面的群眾政治抗議而受讚揚的，然而在當時被中共定性為一起「反革命政治事件」。1976年1月周恩來去世，北京的長安街「十里長街送總理」，但其時中國，已經來到一個歷史的十字路口，周的去世成了導火索，不久之後的清明節，全國各地民眾湧向天安門廣場，借悼念周來表達他們對四人幫和毛澤東的不滿情緒，演變成一場實際是反對毛的大規模群眾抗議活動，北京市最後出動民兵、公安和衛戍部隊，以木棒暴力鎮壓了在廣場進行悼念活動的群眾。「四五運動」可以看作群眾覺醒的一次集中爆發。文革十年暴露出毛的專制統治是多麼的極端荒謬，但也讓群眾的反專制要民主和自由的意識萌發並覺醒，並在悼念周的活動上公開表達出來。這一事件雖然在當時以被當局鎮壓收場，卻也讓黨內高層的反四人幫力量看到民心所向，和毛的極左做法非常不得人心，從而為後來的宮廷政變，逮捕四人幫奠定了群眾基礎。

李克強在一些方面像周恩來，兩者都被民間輿論塑造為中共黨內的清流。1976年周之死，民眾像失去了魂似的，覺得大廈將傾，國將不國，沒有方向，失去了未來，自發上長安街送行，清明節天安門悼念。今天李克強「英年早世」，民眾除了惋惜，還寄予了更多同情，同情他在過去10年，一直被習壓制，成為中共最憋屈和窩囊的總理。這點和周不一樣，周雖然也被毛壓制着，但毛離不開周撐危局，周的行政才幹和在黨內的勢力讓毛在防範他的同時又必須重用他。李基本被習撇在一邊，好事沒有，爛攤子則要他去收拾，但在收拾爛攤子時並不放權給他。

李克強的去世不像周，沒有讓民眾覺得天會塌下來，然而，鑑於李的清廉和被作為黨內改開和自由派的代表，他的死還是讓普通民眾特別是黨內精英生出一種中共最後一絲自由之火已熄滅的悲情感，未來茫茫，陷入一個更加專制和黑暗的時期。這點和1976年頗有着相似之處：現實讓人非常窒息，改變現狀的願望非常強烈，因此才會自發去紀念周和李，所要表達的政治含義可謂非常清楚。只不過對周的紀念是詩，對李的紀念是鮮花，在李的故居紅星路，放眼都是鮮花的海洋——正是在此意義上，有評論把這次鮮花悼念稱為「鮮花革命」，因為它讓大眾和統治者看清了民心向背。

當局警覺悼念活動的危險

儘管如此，兩個時期的一個最大不同，就是中央權力結構，四人幫雖然在當時掌握了很大的政治權力，但畢竟不是名義上的最高領導人，而且沒有軍隊的支持；可今天，習不但是最高領導人，且手握各種專政工具，包括軍隊，所以要改變現狀比1976年難得多。另一方面，北京當局亦警覺到了這場鮮花悼念的危險性——在對群眾的政治表達上，專制政權的嗅覺向來是靈敏的，寧願把危險信號誇大，也不放過可能的群眾抗議的火星。就習而言，決不能讓群眾借對李克強的悼念，發展成一場針對他的哪怕是小規模的街頭公然的抗議。如果這樣，表明他的政權完全失去人民的信任，喪失政治學意義上的合法性。所以，「四五運動」的場景說什麼都不能在這刻重現。

習近平的擔憂是對的，如果對悼念不加以限制，任由李克強的信息在網上傳播，很可能這種網上對現政權的怨氣會變成街頭的公開抗議。因為很多人認為李克強是被冤死的，當局難脫謀害嫌疑。網上封殺有關李克強的幾乎一切信息，雖然不能阻止人們去悼念他，消除這種猜疑和怨氣，但當局發出的威脅信號民眾接收到了，即借悼念李克強而生事乃至公開在街頭抗議，是不被允許的。

不過，當局雖高度在意李克強去世對黨內外的影響，並千方百計阻止不利於當局的言論傳播和發酵，特別是避免出現群眾的街頭抗議，然而，也是在李去世的這周，在上海街頭，連接幾天出現了以慶祝萬聖節的名義，青年的盛裝出遊狂歡場面。表面上似乎和李的去世無關，甚至在當局看來，允許上海青年的萬聖節狂歡，還能釋放他們對現實不滿的某種怨氣，有利而非不利當局維護當前秩序。但如果考察這場萬聖節狂歡的內涵和它隱晦表達的政治意圖，當局實際並非樂見。

萬聖節狂歡凸顯中國青年仍關心政治

此次上海青年的萬聖節狂歡，展現了中國青年的無窮創意，他們把西方的「鬼節」，過出了中國味道，在這個意義上，可看作是一次文化狂歡。然而實際上，它也是以幽默和狂歡的形式來宣洩一種情緒，一種對過去幾年壓抑的公共生活特別是政治生活的情緒大宣洩。從流傳的視頻、圖片和參與者的描述看，人們把這幾年的熱點事件和人物化為慶祝萬聖節的元素，有些題材和人物，諸如穿着防護服的「大白」、飄綠的股市走勢圖、「學醫救不了中國人」的魯迅等，針砭時弊的意味很濃，帶有一定敏感性。除此外，甚至還出現了去年「白紙運動」的符號物——「白紙」。這就具有相當的政治敏感性了。現場參與狂歡的青年在那種氛圍下未必能夠感受到此中的政治意涵，但事後當局是一定能夠覺察出的。

相對萬聖節狂歡呈現的具體意象，或許它更大的意義在於，宣告中國青年沒有忘記他們對公共生活和政治生活的關懷和熱愛。曾幾何時，中國青年被看作物質的一代，對公共生活不關心，對政治不熱心不參與，缺乏情懷和擔當，但上海青年用他們的行動和創意打破了這種定見。如果說，去年的「白紙運動」也最先是由上海的年輕人起來抗議，那麼這次萬聖節，就以狂歡形式接續了「白紙運動」上海青年對現實政治的關懷，他們不再把政治視為與己無關的東西，對當局刻意塑造的政治生活和政治主題，以一種諷刺作出了表態。和民眾自發用鮮花悼念李克強一樣，這也是一種政治意識的覺醒。

值得一說的還有上海官方此次對上海青年的萬聖節狂歡，表現出的容忍和克制，相信這和李克強的去世有關。上海官方大概不想強行取締青年的化妝遊行狂歡，因為這樣很可能會讓青年心中對當下生活的不滿情緒無法通過狂歡得以釋放，導致他們的情緒失控，從而在李去世這個節骨眼上帶來麻煩。從這個角度看，上海青年抓住了李克強去世的機會達成了他們的狂歡目的，但這也提醒北京當局，不能讓群眾有集體表達不滿的機會和場合。

民心已變，雖然習近平口口聲聲要以人民利益為重，把中共打扮成唯一代表人民的政黨，但他的所作所為把自己推上了人民的對立面。習也喜歡說，要站在歷史正確一邊，然而，民眾悼念李克強的「鮮花革命」和上海青年的萬聖節遊行，非常清楚地告訴習，他不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習想掌控一切，可他又感覺一切都在滑出他的掌控，危險隨時而至，這就是習為什麼害怕群眾悼念李克強的原因。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