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曉農：習近平連任之前的挑戰

習近平實行個人專權，而中共內部對習近平不滿的人非常多，主要的決定因素是利益對立。共產黨政權出現個人專權並非偶然現象，而是會反覆發生。中共和蘇共的歷史證明，共產黨政權的高層權力格局會在集體領導和個人專權之間有規律地擺動，其關鍵原因是共產黨的政治經濟需要在不同歷史階段會發生變化。中國再也不具備回到集體領導模式的政治經濟環境，而集體領導與個人專權一樣，其實都是對國人和黨內的專制統治。

一、外媒議論習近平連任問題

過去這一年來，習近平是否遭到中共內部反習派的抵制，他能否在今年秋天的中共20大連任，是一個各國媒體經常討論的話題。6月2日英國《經濟學人》雜誌刊登了一篇文章，《習近平禁止在共產黨內部發牢騷（Xi Jinping Bans Grumbling inside the Communist Party）》，再次挑起了這個話題，還被不少英文媒體提及。

《經濟學人》的文章認為，習近平對黨內批評他的人加強管控，這不代表習近平將面臨反習派的反擊與政變，但反習派的阻撓可能影響習近平的連任。這是個似是而非的說法，因為反習派在中共的體制內是否能影響習近平的連任，其關鍵在於，反習派有多大的政治能量？不清楚這個問題，就無法理解現在中共內部的政治摩擦。

中共內部討厭習近平的人確實占很大一部分，是不是這些人就可以一人一票，在黨內會議上把習近平推下台呢？這涉及到中共高層的內部監管制度。共產黨的統治之所以被稱為專制制度，它不僅對民眾是專制的，它對黨內也是專制的。

專制制度下，中共什麼時候是數着投票票數來確定重大人事的呢？從來沒有過。中共只允許有監控的投票，中共的黨代會、人代會都是如此；同時，中共根本不容許公開、透明的黨職或公職競選。在候選人由高層指定，黨代會或中央委員會會議的與會代表言行又受到嚴密監控的情況下，如果某高層成員在會議上站出來舉手一呼，一幫人跟着喊，最高領導人的權力就會被奪走嗎？那是在編故事。在共產黨掌權的中國，這從來就不是史實，也不是現實。

《經濟學人》的上述文章還認為，習近平對抗黨內的反對聲音，等同於拔掉黨內抒發異議的安全閥，這些沒有管道傾瀉的異議壓力不會消失，將威脅着習近平的下一任期。這種看法似乎覺得，中共內部不同立場的派系可以讓不同觀點得到表達，有利於中共的統治。這種看法是錯誤地把民主制度下的政治制衡套用到了共產黨制度上去了，共產黨的黨內監控一向是它的傳統，而要求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中央聽從最高領導，更是中共一貫的黨紀。

二、誰是習近平的黨內對立面？

究竟中共內部的反習派是些什麼人，他們和習近平之間的爭鬥到底為了什麼？

當下，中共內部對習近平不滿的人非常多，主要的決定因素是利益對立；而單純出於理念上反對習近平個人集權的人數並不多，這是習近平上任後打擊腐敗造成的。涉及腐敗、喜歡腐敗的幹部，占江澤民、胡錦濤時代各級幹部的大多數，這些人都討厭習近平。他們很難串聯橫向地搞地下組織活動，多半只是彼此心照不宣地、背地裡發牢騷而已。他們不敢公開活動，是因為各人都有腐敗案底，私下發牢騷是擔心遭到整肅；而不敢公開活動去反對習近平，還是因為害怕整肅。

這也是為什麼，習近平對中共內部的言論管控越來越嚴厲。他不但在管控現職幹部的言行，而且也管控退休幹部的言行。5月中旬，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了一個文件，即《關於加強新時代離退休幹部黨的建設工作的意見》，要求離退休幹部對黨忠誠、聽黨指揮。這個文件顯然是在約束中共離退休幹部的言行。

實際上，絕大多數反對習近平的中共幹部都敵視民主制度，他們只是在利益問題上和習近平對立而已。喜歡腐敗的幹部雖然討厭習近平，但心裡很明白，共產黨的統治才是他們發財的制度保障。在江澤民、胡錦濤時代就一直如此，他們討厭習近平是要保住自己撈到的利益，不是討厭共產黨制度。

三、共產黨的個人專權時代和集體領導時代之異同

針對習近平的個人專權，中國國內和國外都有一種懷念集體領導時代的說法。是不是共產黨的集體領導就比個人專權好一些呢？這可以從四個方面來對比一下。

首先，共產黨的集體領導模式並不是沒有最高領導人，集體領導當中的最高領導人仍然擁有對其他高層人員生殺予奪的權力；只是在集體領導時代，最高領導人使用這種權力比較少一點而已。江澤民打擊政治局委員、北京市長陳希同，胡錦濤打擊政治局委員、上海市長陳良宇，就是最高領導人處罰不順從的高層人員的典型案例。而從社會鎮壓的角度來看，集體領導之下，對民眾的大規模鎮壓同樣會發生，「六四」屠殺便是中共元老們「集體領導」的結果。

其次，集體領導模式和個人專權模式與民主都毫無關係。集體領導模式是中共高層集體對全社會和黨內的各層級實行專制；其領袖的個人專權則是他一個人對全黨和全社會專制。這兩種模式都是專制，並沒有民主或不民主之分。

再次，對個人專權和集體領導這兩種模式的差別，感受最深的是官場中人。在集體領導下，官員們可以各自跟隨不同的上級，而這些上級最後都跟到政治局常委的不同人那裡去，一旦下級需要保護時，可以求助於自己一直以來巴結逢迎的「靠山」；但在個人專權狀態下，官員們的絕大多數都無法直接和最高領導人建立關係，只能聽命於高層，個人的迴旋餘地很小，犯錯倒霉時就沒有保護傘了。

最後，個人專權模式和集體領導模式各自服務於共產黨領導人不同時期的掌權目標，而這樣的目標最終會體現在經濟方面。從民眾的角度去體會，大體上可以說，在集體領導的時代，共產黨的政策會讓民眾感覺生活上舒適一些，比如蘇聯的勃列日涅夫時代和中國的胡趙時代、江胡時代就是這樣。儘管如此，在集體領導模式之下，90年代後期朱鎔基曾迫使幾千萬國企員工下崗，逼他們艱難度日，但這段歲月已經被年輕一代忘卻了。而在個人專權時代，比如斯大林時代、毛澤東時代、戈爾巴喬夫時代和習近平時代，民眾的生活往往會比較艱困。

那麼，是不是共產黨的個人專權模式可以隨時轉換成集體領導模式呢？要回答這個疑問，就必須理解這兩種模式的生成原因。

四、習近平的個人專權是偶然現象嗎？

共產黨政權出現個人專權，是一種偶然現象，還是會反覆發生？我分析中共和蘇共的歷史之後發現，共產黨政權的高層權力格局只有個人專權和集體領導兩種模式；而有趣的是，高層權力格局會在集體領導和個人專權之間有規律地擺動，在蘇聯和中國都是如此。我給這種規律起了個名稱，即「鐘擺現象」。意思是，共產黨政權的高層權力格局一般都是先集體領導，然後個人集權；再集體領導，最後又個人集權。

這個「鐘擺現象」證明，共產黨政權高層的權力格局會在個人專權和集體領導兩種模式之間擺動，從一端擺向另一端。這種擺動並不是隨意的，它有明顯的規律；既然是有規律的政治現象，它就不是反常現象，是可以預判的。這種規律的重點不是習近平的個人專權如何不好；重點在於，在什麼樣的政治經濟背景下，共產黨政權高層的權力格局會發生改變，這個「鐘擺」為什麼會在某個時候「擺動」。

共產黨建立政權初期都是集體領導，蘇共在列寧時代，中共和朝鮮在50年代初期都是如此，這是高層權力格局的第一階段；到了第二階段，高層的政治氣氛決定了最高領導人容不得對自己的批評，清洗有不同意見的高層成員便成為常態，再通過推動個人崇拜，形成了斯大林和毛澤東的個人獨裁；第三階段，獨裁者死後，又重回集體領導；第四階段，由於集體領導階段造成的政治經濟困境，最高領導人再度重新建立個人專權。

「鐘擺」「擺動」時，當然會發生權力鬥爭。但更大程度上，這種「擺動」與共產黨的統治需要有密切關係。

五、共產黨統治需要的階段性變化

蘇共和中共之所以出現同樣的「鐘擺」現象，最根本的原因是，這兩個政權在不同的歷史階段都出現了相似的政治經濟需要。

蘇共和中共從當政之初的集體領導向個人獨裁轉變的原因是，斯大林和毛澤東都急於完成工業化，建立強大的軍事工業，這需要最大限度地集中資源，同時把民眾的生活降到最低限度，還要打擊黨內為民請願的官員，消滅任何不同聲音，於是一種依靠對領袖的個人崇拜和大範圍政治清洗的統治模式就建立起來了。這是政治高壓最大、經濟成本最低的統治模式。

從個人獨裁到集體領導轉變，則是因為個人威權的最高領導者死後出現權力真空，為穩定政局，接班人通常會恢復集體領導模式，讓最高層的領導集體分享權力；同時通過平反過去的冤假錯案來贏得民心，再花錢買政治安定，包括允許腐敗來換取官員們效忠。這種局面一段時期內似乎可以長期穩定下去，這是共產黨政權的一種「高成本統治模式」。

集體領導是否再向個人集權轉變，其觸因是，「花錢買穩定」會消耗當局掌控的經濟資源。「高成本統治模式」快要耗盡當局的經濟資源時，可能會倒逼集權。而集體領導模式之下，通常會有部分高層人員抵制改革，胡趙時代、戈爾巴喬夫時代都是如此；集體領導模式也必然阻撓反腐敗。這兩種抵制的根源都是掌權的利益集團反對不利於自己的變化。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戈爾巴喬夫因為推動政治、經濟改革受阻，就改變了蘇共的集體領導模式，實行了總統制，集大權於一身。戈爾巴喬夫之所以急於改變蘇共的政治經濟現狀，是因為蘇聯過去幾十年盤剝民眾積累起來的經濟資源，被勃列日涅夫時代「花錢買穩定」用光了，處在「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狀態下的戈爾巴喬夫沒辦法再繼續「花錢買穩定」。

習近平上任前，高層權力鬥爭已經爆發，上台後他為了應付權力鬥爭而開始集權，又因為反腐敗受阻，最後走上了恢復個人集權的道路。這是當時的情勢，但習近平後來的作為還有另一個原因，那就是，江胡時代對貪官的「放貪買平安」方針，掏空了中國經濟。因此，習近平對官場的管控便越收越緊，在這點上，貪官們和習近平永遠是對立的。

六、中國可能重回江胡時代嗎？

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曾經說過，「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這句哲理所包含的意思是，河中的水在不斷流動、更新，如同萬物流變、無物常駐一般。事實上，希望習近平時代的中國重新回到江胡時代或胡趙時代，仿如刻舟求劍。

習近平的統治和趙紫陽時代、胡錦濤時代其實不可比，因為各自處在不同的歷史階段。趙紫陽時代中共的腐敗才初步出現一些苗頭，經濟還有發展的空間。胡錦濤時代則經濟發展的空間被差不多用盡了，同時，中共的全面腐敗讓各級官員積累了巨額財產；這些數以萬億計的貪官資產開始向國外轉移，以求安全。

而習近平上任後，因為權力鬥爭的需要而打擊腐敗，範圍越來越大，各級貪官的不安全感日益上升，便加快對國外轉移資產，並且辦理家族成員的國外身份，以便必要時逃之夭夭。到2015年，中共貪官們向國外轉移資產已累積上萬億美金，動搖了中共的外匯儲備，也讓習近平感受到了中共統治的內在危險性，於是他又進一步堵死官員們出逃之門。這個過程和他的個人專權的形成是同步的。

在習近平的個人專權之下，除非他本人想退隱，否則，沒有人能夠真的去成功地發動政變。雖然習近平在黨內、黨外都有大量政敵，但這種局面並不等於習近平就一定會倒在政敵手裡。關鍵在於，習近平的政敵有沒有活動能力和活動空間，習近平不斷強化政治高壓，就是試圖消滅潛在政敵的活動能力和活動空間。關於這個問題，我會另外寫一篇文章來分析。

當然，習近平如果身體不行了，中國政治完全可能大翻盤。共產黨政權的個人專權領導人一旦撒手，通常會發生接班人危機，那個時刻將是權力鬥爭交火的觸發點，這是共產黨政權的一個致命弱點。共產黨國家的專制獨裁者死後，最高權力的交班、接班往往伴隨着腥風血雨。不僅如此，共產黨國家的專制獨裁者死後，往往還遭到昔日下屬的批判，而黨國的大政方針也經常因此發生改變。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