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漣:江澤民時代的三大關鍵詞之一:腐敗

何清漣
2022-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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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澤民在中共十八大。(圖片來源:Feng Li/Getty Images)

中國改革命開放以來的五位中共總書記,除了健在的胡錦濤與現任習近平之外,三位已經作古。但江澤民與胡趙不同,正式被中共算做第三代領導人,胡耀邦、趙紫陽二位只能委屈地附驥於鄧小平時代(第二代中共領導人)之下,趙的家族至今還處於受打壓狀態。因此,江澤民在朝有習近平任主任的治喪委員會,在野有無數隻聽過江時代傳說的年輕一代懷念稱頌,也算是生榮死哀了。

這樣一個江時代有什麼特點呢?我認為用三個詞足以概括:腐敗、開放、相對寬鬆。

腐敗讓中國陷入「現代化的陷阱」

我在國內的研究,主要是研究改革舊體制過程中的種種腐敗。江澤民時代的腐敗,我其實已經在《現代化的陷阱》一書中盡述,書的章節標題足以概括江澤民時代的腐敗與活力——20 世紀90 年代開始的「圈地運動」、國有企業改革與國有資產大規模流失、中國當代尋租活動產生的根源、中國當代的資本原始積累、中國當代經濟倫理的劇變、貧富差距的形成和擴大、人口.就業與犯罪、社會控制的多元化和地方惡勢力的興起、黑色經濟與黑社會組織的勃興——哪個領域只要放開,腐敗與活力立刻隨之而來。

這一以權力市場化為特點的改革,我在2001年出國後寫的《中國改革的得與失》中做了以下概括:

中共政權的特質是三個壟斷:政治壟斷、經濟壟斷、輿論壟斷(毛時代是壟斷真理)。

毛澤東時代是計劃經濟,有計劃無市場,官員手中權力無法變現,只能多吃多占,享受級別規定的特權。

鄧小平改革之後,開始市場化,官員的權力可以通過各種代理人(家屬、子女與利益關係人)在市場變現。

從中共革命開始,毛的革命是用暴力化私為公,黨成為全國唯一的資源壟斷者與大地主;鄧是用改革之名化公為私,權力及權力關係人利益均沾——如果要將習近平自2015年來打擊私企的措施計入內,那就是再用權力緩慢地化私為公(範圍局限於企業)。

中國人對腐敗容忍開始於江時期

江澤民去世的消息傳來,網上一片聲地為他發「好人卡」,許多人全然忘記江末期輿論急切巴望結束腐敗的江時期、迎來胡溫新政的迫切感,當然更不記得那時對新老太子黨利用父輩權力發大財有多痛恨。更讓公眾痛恨的是醫院、教師、司法界這些公共服務行業開始腐敗,紅包文化泛濫。

那個時代經濟學界持「腐敗有利論」,最有名的名言是:「腐敗是改革的潤滑油」,「腐敗出一個新體制」。《現代化的陷阱》甫出,引發中國經濟學界一片反對聲,個別人如天則所的張曙光,還組織人討伐——數年之後,到了胡錦濤時代,總算有人開始省悟到腐敗對中國未來的發展起了侵蝕根基的作用,比如原來用「冰棍論」主張瓜分國有資產的人也開始反腐敗。冰棍論是什麼主張呢?就是說國企資產就象一根冰棍,你不去吃它,就會融化,因此不如在融化之前抓緊瓜分。

在胡錦濤時期,幾代常委家族利用「九龍治水」的權力分管形成的「家國一體的利益輸送機制」,發韌於江澤民時期,江公子江綿恆應該算是新太子黨中的開路者,曾慶紅兒子曾偉因山東魯能案東窗事發,只得長居澳大利亞。魯能一案之始末,胡舒立主辦《財經》時一篇名文《誰的魯能?》(2007年01月08日)曾披露:山東第一大企業,同時也是全國電力系統最大職工持股企業魯能集團悄然改制,700億國有資產的歸屬成謎——此案成為那個時代利用權力強搶惡要的教科書式經典案例。

這個家國一體的利益輸送體制,中國國內自然不會有媒體披露,但英國《金融時報》有段時期密集披露,China: To the money born(被譯為《生而為錢的中共太子黨》,March 29 2010);《追問「紅色血統」》(2010年12月15日);《新生代太子黨》(2010年4月15日);《中國私募業的「紅色貴族」》 (2010年4月15日) ,用標題一搜即可查閱。

朱鎔基國企改革為胡溫「黃金十年」奠定了基礎

江時代的改革,每一件每一樁都對後來影響甚大。

比如國有企業改革,先後任常務副總理與總理的朱鎔基採取了「抓大放小」的改革策略,將有關國計民生的幾大行業(能源、電信、糧食、交通等)資產重組,採用傾斜政策讓它們形成壟斷並成長為中國的經濟寡頭;放開那些與國計民生無直接關係的行業,讓它們在市場中沉浮以決生死——這一點為胡溫十年的政府財政稅收與國有經濟奠定了基礎,也為習近平時代留下了家底。

江時代開始的城市土地制度改革導致的圈地運動,在胡溫十年發展成地方的「土地財政」,房地產成為龍頭產業,帶動了上下游幾十個產業,成就了中國的經濟繁榮。

對私有經濟的開放——江在「六四」後曾說過要「讓萬元戶傾家蕩產」,但在鄧小平發表「南巡講話」後立刻轉變態度,成就了中國第二、三代富翁(也是中國歷史上數量最大的一個富人群體),其中部分從事房地產的最後在胡溫時期進入資產家行列(肖建華的明天系、白手套是典型);胡時代甚囂塵上的「利益集團俘獲國家」現象,其實始於江時代普遍化的體制內尋租。

江時代開創了資本家可以入黨的先例,用「三個代表」理論-新階層論,為中國富豪進入人大政協開闢了制度性通道,胡溫時期的「兩會」,基本上是政治、經濟、知識界、文藝界精英的高光聚會。這個宣稱自身以「工人階級為領導階級、以工農聯盟為基礎」在完成了階層基礎替換之後,總算從革命黨變身為執政黨。如果說《現代化的陷阱》一書是分析江時代的各種改革,那麼2017年出版的《中國:潰而不崩》則是分析胡溫時代的「深化改革」如何讓中國成為一個社會深度潰敗,但政府刻意養成的超強鎮壓能力卻讓這個政權能夠維持下去。

《現代化的陷阱》出版之時,中國社會對腐敗的容忍度遠沒有今天這樣高,不少人看這本書時,對中共解決問題還存有希望:如今問題終於找出來了,黨中央總要解決了吧?抱有這種希望的人當然會失望,因為正如我後來在《中國社會結構演變的總體性分析》等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樣,所有的腐敗是制度性腐敗,一切源於一黨專制的「三個壟斷」,這種一黨專制的三個壟斷只要不打破,這種腐敗無法通過體制內反腐敗清除,這個道理,好比再好的外科醫生不能給自己動手術一樣。同體監督必須讓位給異體監督。

胡是江時代的延續,但有個較大的區別:江時代的「制度利差」向市場一方傾斜,通過政府放權讓利,給權力鬆綁,權力場中人利用批地、批條子賺錢,因此,人們紛紛下海經商利用官場關係賺錢。到了胡溫末期,除了土地等壟斷性資源之外,市場的制度利差小多了,國有企業等經濟寡頭的優勢日漸顯現,不少缺乏經營能力的人又希望回到體制內,不少國企高管也紛紛回歸政府部委。

對一個人,可以用好人、壞人來歸類。但對一國領導人的評價,遠遠比這種幼兒園稚童的評價歸類複雜。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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