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打工30年

米蘭
2023-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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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工在中國安徽省合肥市的一個建築工地附近的臨時帳篷里休息。 (圖片來源:STR/AFP via Getty Images)

個人奮鬥有用嗎?在發了2500份問卷、訪談了200人之後,調研最終顯示,努力並不能真正改變他們的處境,決定命運的主要是社會因素。

我家小區的保潔老趙,來北京打工了23年,60歲時卻沒法退休。他未來的養老金每月只有100多元,因此打算打工到70歲為止。

他這代農民工,也是我國「第一代農民工」,生於70年代前,在八九十年代進城打工,不少人務工超過30年。但這8600萬餘人到晚年,情況和老趙大致相同。

老趙是河南駐馬店人,2000年來到北京,那年他32歲,看過門,做過綠化,2007年來到我們小區做保安。如此又過了10年,49歲了,還沒攢夠錢結婚,一個人住在冬天沒暖氣、夏天潮濕發霉的10平米地下室。

我知道這些,是因為我當時在報社實習,需要出一篇農民工的稿子,而老趙是離我最近的農民工。

「我7年沒有休假,一天工作10小時,一個月2700。這不是我一個人的情況,大家都是這樣的。」臨走他叮囑,「這幾句話你千萬不能刪」。

不止這幾句,關於老趙的整個部分都被刪掉了,原因是「負能量」。老趙不符合我們對於農民工生活的美好願景,但這個人群的實際處境,比我們能想到的還要更糟。

安徽師範大學的副教授仇鳳仙做了一項研究。她發了2500份問卷,訪談了200人,想知道第一代農民工老去後如何維生。我在報告的字裡行間看到了無數老趙——

當我們熱議「延遲退休」,擔心60歲不能休息,他們中60.7%只能「干到干不動為止」;

當城市老人每月平均能領到3000元退休金,他們的養老金只有一兩百元;

他們都打工超過15年,但到了晚年,一半以上的存款還不到5萬元;

他們掙到錢都寄回家裡,供孩子上學,但結果,下一代階層跨越不到20%。

我們更容易忽視的一點是,他們既是工人,也是老人。他們在本該退休的年紀不得不繼續努力工作,但結果是,他們既得不到老年生活所承諾他們的,譬如天倫之樂和醫療保障,也得不到工人應有的回報和尊嚴。

1993到2005,全國城鎮職工的月工資提高了1260元,而農民工的增長幅度是:68元。

他們並非不努力,但調研最終顯示,努力並不能真正改變命運。仇鳳仙最後用「社會脆弱性」來描述他們的處境,即這是一個時代性問題,深受社會排斥性政策的影響,遠非個人能決定。

他們的困境,和今天很多人面臨的困境驚人地相似,這或許是一個社會中,弱者們常見的命運。

「退休」不存在

現實中的老趙,已經整整兩年沒有領到過一分錢工資了。4年後,小區取消了保安崗位,於是他就轉去做保潔,不料又過3個月,保潔崗位也不給發錢了。

老趙仍然在堅持給小區做保潔,他每天早6點來清理兩個垃圾桶,7點垃圾站開門時「永遠第一個到」,然後回去清掃6棟樓。為了掙出飯錢,收垃圾時他自己分類去賣廢品,每月能賣出600多元。

「你可以不做,但以前的錢他都不給你咋整呢?」他說要耗到拿回工資。

他不是沒考慮過勞動仲裁,那是在他沒領到工資的第21個月,但他不知道仲裁需要合同,而這份14年的工作從來都沒有勞動合同。

因此,這份工作的狀態,處在一個薛定諤貓的狀態,如果最後他能領到工資,它就是,如果領不到,那就不是。但在老趙眼裡,這個「工作」仍然「來之不易」,因為他已經55歲了,在勞務市場,這個年齡只能去做更不穩定的日結工。由於「清退令」的出台,他即將連去工地搬磚也失去資格——政策嚴禁60歲以上的農民工再進入工地。

老趙不是孤例,站在60歲前後這個坎上,好多農民工為了能有份工作,想盡了辦法。

為了在上海工地上找一份工作,一位64歲的農民工辦了張假身份證,把年齡改小7歲,結果剛上工兩天,就在檢查時被抓獲。他被罰500元,拘留了1天。

也是在上海,一位49歲的保潔員想跳槽,但總因年齡被拒。她也花300元辦假證,把年齡改小11歲,最後被行政拘留5天。

即便工作難找,即便冒風險,第一代農民工大都不打算退休。接受調研的農民工里,76.1%決定60歲以後繼續在城市裡打工。

他們並不具備退休享福的條件。城市裡的老人有養老金保底,平均每月3000元,在第一代農民工群體裡,這個數字不到300元。即便如此微薄,也只有65%的人可以領到。

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在年輕時顧不上考慮晚年,只能把工資用在當下。2009年養老金政策出台,35%的人不相信或不理解這項政策如何與自己的未來有關,於是沒有參保。他們60歲後只能領基礎養老金,每月僅100多元。

參保的人也很少能搞明白養老金是「多繳多得」的。一位45歲工人已繳了11年養老金,但其實一直按低檔繳費,60歲後每月只能領195元。他在得知這個數字後問,這有什麼用?第二句:我交了這麼多年,為什麼一個月就拿這點錢?

為了領到較高的養老金(每月600-700元),一位女工需要在60歲時一次性補齊此前15年的保險費,共8萬元。她湊不出這筆錢。她每月只掙幾千元。「都讓我交養老保險,我吃什麼呢?」她決定放棄,繼續做環衛工人。

這些農民工也沒有什麼存款。接受調研的的人里,接近一半(41.22%)打工超過20年,但是超過一半(55.2%)存款不到5萬元。

他們只能繼續工作。但市場和政策限制,卻讓他們隨年齡增長,越來越掙不到錢。

50來歲的農民工還可以在建築工地上找到日薪300元的活兒。雖然「一天不能坐」,有人喊一聲讓拎泥桶、搬木頭,就要立刻去幫忙,很多人還會自願加班多掙些錢。一位山東56歲的工人最多一天干14小時,有時加班一整夜,第二天白天還能繼續干。

當年紀超過60歲,他們連掙這份辛苦錢也失去資格。近兩年,各地出台「清退令」,嚴禁60歲以上的農民工再進入建築工地。他們只能轉去做綠化、保潔、倉庫管理員,薪水不到工地上的1/3。

再超過70歲,他們在城市幾無生路了。一位農民工71歲被迫回鄉,在村里幫忙蓋房子,工錢一天100元。75歲時,一家勞務中介下鄉招保潔員,工資一天110元。雖然只多10元,他還是去了,69歲的老伴剛做完膽結石手術3個月,好在也能幹活,兩人收入加一起就有200多元。

從此他帶着老伴,每天早6點坐1小時車進城,到一處工地上倒垃圾、掃地,下午4點再坐車回鄉,一周干7天。他說:「能動是福氣,不能動就可憐了。」

工作、收入被時代限定 努力也存不下錢

第一代農民工大多在80年中期、90年代初進城打工。他們最能掙錢的青壯年時代,恰好是城市發展最快的三十年。但時代紅利為什麼沒給他們帶來好處?他們打工半輩子,為什麼還是沒能存下錢?

我們來看看這三四十年間發生了什麼:

改革開放後的80年代,第一代農民工開始進城,在1989年創造了第一次「民工潮」。同年,各地開始清退農民工。

1990年,北京要求清退25萬人,所有單位、企業都要每月填表報進度。那時,「民工潮」衝擊了城市管理,同時城市正面臨下崗潮,城裡人也要再就業。農民工成了城市的「麻煩」。

三四年後,市場經濟體制逐漸確立,城市需要大量廉價勞動力,他們又被允許進城了。兩三年後,他們再一次遭清退,因為城市又面臨大規模下崗。

但他們不懂政策,不知道自己被「清退」過,只知道有天被開除後就很難再找到活。一位89年開始外出務工的農民工記得,找不到活,他就在橋洞住了一個月,自己帶被子。

90年代末到20年代初,城市對農民工可以參與的工種也有限制——

在上海,全市三類工作中,只有一類「允許考慮」使用外地勞動力,前提是招不滿本地人;

在北京,全市8個行業、103個工種,都不許雇用外地勞動力;

在青島,市屬企業每招一個外地人,還要交50塊錢;

他們甚至無法像後來的農民工那樣進入工廠做流水線(很多工廠也僅限本地戶籍),他們能做的都是本地人不願乾的,建築業和人力裝卸。這些活很多是「黑工」,他們中21%遭遇過欠薪等權益侵害。

漲薪更無從提起。在改革帶來紅利的12年,1993到2005,珠三角地區的農民工月工資只提高了68元(而全國城鎮職工平均提高了1260元)。考慮到通貨膨脹,相當於他們在黃金年齡段,一直被降薪。

第一代農民工的遭遇與城市發展息息相關,但他們總是處在被動之中。城市需要了,就吸納他們,不需要了,就清退他們。他們在自己的青壯年時期,始終無法連續、穩定地工作,一直在城鄉間來回搖擺。

近20年來,賺錢的機會多了,但他們也老了,競爭不過年輕工人;同時他們還要負擔孩子的教育、房子、婚禮,僅存的一點錢也要掏空了。

錢都給了孩子 結果下一代階層跨越不到20%

也不能說老趙一無所有。他在北京打工23年,存了20萬,高於調研中90%的人。但這基於一個特殊原因,與多數受訪者不同,老趙沒有子女。

第一代農民工花錢最多的排序,第一名基本都是子女的婚姻和教育。

在北方農村,孩子結婚的開銷在30到50萬。兒子結婚這一年,一位農民工全年打工收入7萬元,支出卻高達32萬元。他不得不借錢。

事後他們再還全部的債。因為女方通常要求「婚後不還債」。安徽一對夫婦有3個兒子,為前兩個結婚已耗盡存款,也無錢可借了,只好給三媳婦打欠條,許諾蓋房錢。此後夫妻倆一起外出撿破爛,10年沒回家,只源源不斷給小兒子匯錢。

他們的孩子會把錢花在自己身上,孫輩會努力成為城市人,但第一代農民工還在堅持為家庭輸血。2009年的一項調研顯示,在廣東,65%—70%的新生代農民工把收入用於個人消費,但80%—90%的第一代農民工還在把工資匯回家。

為了能穩定供給家庭,第一代農民工會主動放棄個人發展的機會——比如先投些錢,就可能做個小包工頭——因為他們不敢冒險,怕失敗了會傾家蕩產。他們也會放棄為自己儲蓄。要到60歲,完成對子代的任務了,才開始為自己攢錢。

他們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想讓他們不再重複打工的命運。

但結果,他們的孩子大部分初高中就輟學了,讀到大專及以上的不到20%。63.5%的孩子成為了下一代農民工。進入黨政機關、事業單位的僅5.1%,自己創業的僅2.9%。

與第一代農民工對應,他們的孩子或許可以被稱為第一代留守兒童。這兩代人都沒有什麼選擇,父母為了生計只能外出務工,孩子也不得不留守農村。訪談中聊到孩子,第一代農民工大都說自己認了命,「孩子不是讀書的料」。

研究顯示,由於缺乏父母的引導和情感支持,留守兒童在學業上處於劣勢。一項基於3500人的調研顯示,比起同齡人,留守兒童長大後更難適應高強度的異化勞動。在深圳「干一天玩三天」的「三和大神」,過着一種「三拋」的生活——拋棄家庭,拋棄社會,最後拋棄自己——他們中很多都是第一代農民工的孩子。

像一種循環,他們的孩子在生子後,也進入了父輩的模式。很多人為孩子上學在縣城買房,但自己又只能在大城市打工,於是孩子成為又一代留守兒童。

一位農民工A曾嘗試打破這種循環。他1989年到上海乾工地,1991年孩子出生。為避免留守,他讓孩子小學二年級就到上海上學,每年5000元借讀費,「抵普通人家三四個小孩」,交完就攢不下一點錢。但在孩子初二時,他得知外地戶籍不能在上海中高考,只好讓孩子獨自回老家。

最開始,他覺得六七年的上海生活,還是讓孩子和老家的同齡人不一樣,但這種區別沒能維持多久,「他自己在家沒人管,學的好壞我們也不知道」。

他的孩子後來大專畢業,去常州打工,再後來有了自己的孩子,這個家庭的第三代,又被送回安徽農村留守。

因為那些年交了借讀費,A沒有存款,沒買房,2020年疫情爆發後回到家鄉,臨走時最後一份工還欠他4萬元不給。他也不懂養老保險要「多繳多得」,將來每月只能領200多元。訪談時他56歲,在蕪湖開了一個小門臉收垃圾。他說,自己打工了30多年,但最後好像和那些一直在村裡的人,也沒什麼差別。

不能看病,傷病只能隨打工累積

第一代農民工中最年輕的也有50多歲了,他們面臨所有老年人共同的看病問題。不同於城市老年人日常出入醫院開藥,他們極少看病。

一位蕪湖的大廈保潔員為了看病失去了工作。她只請了一天假,等回去幹活時,公司就不要她了,說有人頂上了。

從此她再不敢請病假。她64歲,腿腳不便,每天要負責把6層樓拖兩遍,還要做其他區域的保潔。她月工資1800元。訪談時她正在拖地,每拖一層,都要停下來喘氣。但她說沒辦法,只要不是當時要命的病,她都會拖到年底回家才去看。

調研中,對於最擔心的問題,61.4%的第一代農民工認為是「身體健康」,但——

僅有35%曾參加過體檢;

63.4%在務工地城市看病0次;

58%的人都「能忍則忍」,僅有11.8%選擇去當地大醫院看病。

在第一代農民工外出務工的八九十年代,農村還沒有任何醫療保險,看病是「裸奔」狀態,多數人不願把辛苦掙來的錢用於醫療。

2010年新農合(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基本覆蓋全國,但不能異地攜帶。他們打工時生了病,必須先回戶籍所在地的醫院,確認不能診治,辦轉診手續,再回打工地看病才能報銷,但還要自己先墊錢。

他們看病要麼自費,要麼回老家報銷,但要承擔路費、時間成本、失業的風險。

但當問到對新農合的態度,他們中一半以上選擇「滿意」,說這很好了,從前看病都不給報銷。他們只跟過去的自己比,卻不會橫向比,因為他們不知道城市裡醫療報銷比例有多高。

不論病痛還是看病難,他們都選擇忍受。職業傷害給他們造成的腰酸背痛,遠比城市老人更嚴重,但他們不會像城市老人一樣去做按摩、理療、針灸,只忍着,‍‍貼虎皮膏藥。

他們認為去醫院沒用,因為沒法遵醫囑。一位50多歲的女工因長期幹活,手腕形成囊腫後不能彎曲,還很疼。醫生建議她回家休息,說這就是幹活累的,不能再幹了。可是她覺得,不讓她幹活她就沒法活。

問題隨時間不斷累積,到晚年,他們看上去普遍比實際年齡老十多歲,身體各部位疼痛,一些人還患有工作環境污染引起的塵肺病、紅斑狼瘡……相比工作超過10年的人,工作不到5年的人自評「健康」的概率高44.7%,即打工越久,身體可能越差。

一位農民工年輕時做的是扛包的工作,一個大包100多斤,扛一個掙10塊錢,他一天要扛十幾個,不時閃到腰,疼得直掉汗。訪談時他54歲,已直不起腰,胳膊也抬不高了,醫院診斷是肌肉勞損。

另一位做了很多年鏟水泥的工作,晝夜都接單,天天被水泥嗆得咳嗽。50歲,他開始不時感覺喘不上氣,但沒去看病也不請假,「自己歇歇就能幹了」,幾年後越喘越厲害,到醫院確診了肺氣腫。

訪談時他57歲,一走路就喘得厲害,走幾步就要歇歇,返鄉在家,什麼都不能幹了。「聽說這個病哪裡也治不好」,他就不治了,只天天吃消炎藥,還是孩子在淘寶上給買的。「實在憋得不行了,我就去醫院吊兩天水。」

仇鳳仙覺得,對於第一代農民工,城市留給他們最深的痕跡可能就是健康問題,「他們帶着一身傷病,回到鄉村,‍‍回到那個原點,但那個原點已經不是當時那個原點了」。

個人奮鬥有用嗎?

一些詞語經常被用來形容第一代農民工群體,「小農意識」、窮人思維,似乎他們是被自己的頭腦限制住了,無法過上更好的生活。

他們可能確實缺乏魄力和開拓性,不敢投資、把握不住機會,但這並不是他們生活艱辛的原因,而是結果。他們沒有存款,沒有保險,也沒有家庭的支持,自然不願冒險。仇鳳仙覺得,是社會排斥造成了他們沒有抗風險能力,卻把責任轉嫁給農民自身。

在調研之前,仇鳳仙曾預設這些農民工的命運,和社會因素、個人因素都有關。經過問卷和訪談,她發現,這些人的個人情況都差不多。絕大多數人初中都沒有讀完(83.85%)、沒學過技能(67.4%),家裡貧困到沒錢支持他們在城裡擺攤,也沒有人脈。

他們並非不努力。直到60歲退休年齡之後,他們依然謀求打工的機會。工地進不去,他們就去做日結工,凌晨4點在路邊等招工的麵包車。但是努力好像是無用的。

仇鳳仙最後在報告中,用「社會脆弱性」來描述他們面臨的困境,即他們的處境和未來是一個時代性問題,深受社會政策的排斥性影響,不是個人能決定的。

被遺忘的一代人

人們很難真的理解第一代農民工的處境。仇鳳仙曾在一篇文章中呼籲,要給農村老人多提供好的工作機會。一位專家批評她「沒有人文情懷」,認為應該讓老人休息。仇鳳仙覺得,這其實是不了解農村。不讓他們工作,誰來負擔他們的生活開支呢?

他們沒有意識和能力為自己發聲,爭取權利。他們沒有學歷,不會運用媒體,只會忍受。訪談中他們很少抱怨累,只會說「哪有活不累呢」;身體壞了,他們也覺得正常,「一輩子幹活,怎麼可能還有好身體呢」。問他們將來有什麼打算,他們說「看世道走」,意思是看這個時代會怎麼發展。最後他們默默回到家鄉。

仇鳳仙1979年生,父親、哥哥、妹妹都外出打過工,「我要是出去,我就是第一代農民工。」後來她成了家裡唯一上大學的人。她的妹妹比她小几歲,16歲外出打工,掙錢給她交學費。2003年仇鳳仙大學畢業,去上海一個工地看妹妹和妹夫,工地上沒有夫妻房,他們倆和十來個人一起住一個大工棚,只用木板隔出一個單獨的房間。成為學者後,她本能地想關注第一代農民工。

開始調研後,她發現他們很渴望傾訴。只要問了一個人,馬上會有一堆人圍上來,大家七嘴八舌,她甚至很難單獨跟一個人訪談。他們講自己找不到工作、沒錢回家,要麼再加上家人生病,問題幾乎都一樣。

他們說,這些事沒法跟家人講,沒出來的親人聽不懂;也沒法跟工友講,總換地方打工,其實很難有朋友;他們更不可能跟城裡人講,儘管這些人真正有替他們發聲的渠道——一位農民工長年在工地,那其實是個和城市隔絕的封閉空間,他說一直不清楚城裡人在過什麼樣的生活,最近刷抖音才看見。

他們也確實正在一步步離開我們的視野,從我們雖不熟悉,但尚有概念的工地,漸漸退到我們更不會看到、想到的地方。

他們也許會退到你的小區,拖樓道的地、擦電梯;也可能退到你工作的大廈旁,平整樓前的草地、澆花草。但你每天進進出出也不會留意到他們。

你甚至不會像路過工地時一樣,好歹能聯想起他們共同的身份。他們老去後像是一塊石被碾成碎渣,又被風吹到城市的各個角落,於是你不再能看到石頭。

仇鳳仙曾悲觀地想,「農民工老去後怎麼辦」可能永遠不會進入城市人的頭腦。一個人是農村人,老了就回到農村,似乎是天經地義。只有細究了他們的每一點付出和代價才會想到,他們和城市人一樣在城市工作一生,最後卻一無所有,這並不正常。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正面連接,原文已被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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